当今中国正处于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阶段，同时新一轮的文化选择也严峻地摆在面前，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西方现代的文化精神和后现代的文化危机同时并存，如何把握当今中国文化的根本和走向？如何看待西方文化的东方走向？本书作者以其哲学和社会学的功底，以在国内走北创南、在西方生活10年的阅历，以中西文化的相关性为聚焦点，力弃中西二分思维，从理论和生活现实的层？嫣岢隽俗约憾赖降募狻Ｈ榉治逭拢捍佣鹘ヌ钙穑唤舛恋苯裎鞣轿幕簧笫游颐巧砩洗械拇澄幕坏苯裰泄奈幕疲蝗蚧贝奈幕≡瘛？

“视野融合”是一个解释学的概念，系指本文世界（或称之为作者的文本意义世界）与阅读和阐释者的世界在沟通、对话、交流过程中展开的各自视野（视域）间的融合，主要用于与文本意义及理解等相关问题的讨论之中。本书从文化语言学、文本理论、现代美国文学与文化、认知语言学与语言交往能力的构建、翻译理论等几个不同视角讨论现代东西方文化思想中的若干重要问题。

文化传统，在民族文化的流变中被历史认同并积淀下来，在现实生活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存在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人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之中，反映了人们在发现、反映和传递生活的深层含义时的累计性成果。本书主要介绍与分析儒家、道家、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等世界各主要文化传统与类型的哲学立场、经济思想、伦理道德以及对社会、家庭、个人的影响，以及各个文化传统与类型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发展趋向。这种跨文化研究的发展与深入不仅有利于学术的梳理，而且有利于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br＞

《中国文化心理学（第3版）》一书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泛而成系统。全书共16章，就心理问题而言，包括中国人的社会化观、自我观、尚“和”心态、人情观、面子观、心理卫生观、心理测量观、军事观、文艺心理观、人格心理观、思维方式。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走过了80多年的历程。20世纪是中国心理学史研究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怀疑到肯定、从分散自发到组织自觉，乃至最终取得丰硕成果的一个世纪！1921年中华心理学会成立之后，便陆续有10多位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先驱，开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发表了为数不多的论文。建国后的头30年，由于众所周知的种种原因，中国心理学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直至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著名心理学家潘菽、高觉敷的组织与学术带领下，逐步有领导有计划地展开了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工作，并获得了空前的成就，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应当说，建国以来的后20年是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头一个黄金时代。

郭沫若（1892—1978）：现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原名郭开贞，沫若为笔名。四川乐山人。1919—1920年之交，完成第一本诗集《女神》的创作，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主要文学著作有：诗集《女神》、《星空》、《瓶》、《前茅》、《恢复》、《蜩螗集》、《战声集》等；散文《我的幼年》、《反正前后》、《创造十年》、《北伐途次》、《沸羹集》等；戏剧《三个叛逆的女性》、《屈原》、《虎符》、《棠棣之花》、《高渐离》、《蔡文姬》、《武则天》等；另有《沫若诗词选》及翻译歌德的《浮士德》等。<

本书讲述了中国图书版本源流及鉴别方法。系统论述了版本学的理论、历史和各种版本现象，完整阐明了版本鉴别的系列方法，对古今各种类型的中国图书版本做了分门别类的介绍，并一一讲解各类型版本的具体鉴别方法，既有理论高度，又具实际指导作用。

《书林清话文库》全套第一辑分6册，包括6位专家学者的著作。虽然每册书均有自家的侧重，但大家探研古今书籍、藏书文化，典籍聚散的精神内涵却气息相通。他们的文章既有学术性、又有趣味性，读者在品味个中清话、清谈的同时，又感受着文化沧桑。《书林清话文库》涵盖读书、淘书、著书、评书、藏书和卖书等儒雅话题，是读书人能各取所需的系列书，而且可读性很强，颇得学界青睐。信息大量电子化后，传统的图书受到挑战，现代生活方式的大量开掘，也令传统的文化接受形式有些黯然。图书，曾雄霸天下的文化产品，如今也在现代商品的冲击下有些危然自立。然而，确信者自当确信，无论人类怎样使用高科技装备自己的生活，做为纸质的图书，仍将在人类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就旨在从喧嚣的世俗浪潮中撑一根杆子，挂一面旗子，一面为纸质书的光荣史呐一声喊，一面缅怀那些从纸质书的世界打出一片天下来的雄才大杰，一面还慰安那些继续浸淫于纸质书、并将要续脉于纸质书的高人韵士们。自然，此前三联书店等诸出版前贤也已有过类似努力，我们愿与所有同好共同维护我们心灵的家园，那些永涵墨香的朴素而古老、坚韧而高贵的书的世界。本书是学人韦力先生遍历天下书楼雅舍后撰集的书楼文章。文虽不长，而内无虚语，略可做“书楼志”观也。藏书多年，个中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每当夜深人静时，偶翻旧籍，卷首所钤累累藏印，无言地叙述着本书的传承命运，讲述着一位位藏书家辛苦收藏、有聚必有散的悲欢故事。民族文化的传承，历史经验的总结，逸事趣闻的记载，这一切都有赖于书籍。虽曰“纸寿千年”，然在所有文物中，最容易被毁坏、最难以留存的恰恰是书籍。——韦力

我国什么时候开始有博物馆？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原因是对“博物馆”这个名称的看法不一样。因为博物馆是变化的，一开始的博物馆和现在的博物馆是不同的，所以从什么时间算有博物馆看法就不一样。世界上出现博物馆，大家公认是公元前283年埃及托罗密王朝的宫殿，认为那是世界上第一个博物馆。承认它是博物馆，还是15世纪以后的事情。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博物馆在中国出现，只有100多年的历史。以前的所谓“博物馆”，只是一个收藏文物的地方，而文物的收藏很早就有了，但这不等于说收藏文物就是博物馆。开始的博物馆是只收藏不让人看，后来的收藏是供研究和教学用，再后来发展到藏品必须要给观众看，这才能算是真正的博物馆。因此，从历史上看，博物馆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中国向来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对炉火纯青的学问也有“亦文亦史”的美誉。然而“文”（学）与“史”（学）究竟在怎样的意义上不分家则又是一个无人关心的问题。按照传统人文学科文、史、哲的划分，他们既有都是“入学”的共同研究对象，但又是独立的学问一一即相对独立的“问学”方式。尤其是当我从2004年3月25日《社会科学报》的“学科检讨”栏目中读到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走向与归宿问题时，我那从文学史转向思想史研究过程中的学科思绪再度被激活。这个兴奋程度被撩拨到了不吐不快的地步。在一个反思学术规范、检讨学风的时代，《社会科学报》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来讨论，显然是十分敏锐的。可能，这会引起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异议甚至是不满，但它提出质疑是为了拯救，进行批判是为了建设，其创新意识是显而易见的。回想当年从文学史转向思想史的经历，面对今天中国大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状况，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我的体会。

《差异》的宗旨在第二辑仍是为对当今国际学术前沿问题的有深度的关注。其前沿性不是市场性的，如果它被许多读者认可，那是因为它思想的新颖、独创、邃密，因而其着眼点在思想问题域的开掘和拓展上。如果一定要坚持“市场性”一词，编者倒是愿意将它理解为“社会性”的同义语，它是思想学术对当代社会问题的关切性。德里达之所以成为20世纪后半期风靡诸多学科的哲学大师，绝非因为他有意识地去迎合市场需要，而是其思想与当代社会的深刻相关性。媚俗不是社会性，无论是肯定的抑或故作姿态的否定的媚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