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沉思集》由数百个相对独立的片段组成，建立“文化三层次”理论，分成十四个部分展开叙述。其中包括：哲学篇、宗教篇、文学艺术篇、科学技术篇、语言文字篇、法律篇、政治篇、军事篇、体育篇、教育篇、神话篇、风俗习惯篇、中国象棋篇和杂思篇。由文化至人性，至生活的方方面面。

《印度社会与文化》是作者近年来在北京大学全校开设的通选课《印度社会与文化》讲义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全书由印度国情、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等五个篇章十五讲组成，从印度历史人文及地理环境、宗教、政治制度、外交、三大产业的发展、社会结构及印度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等方面人手，着力分析印度现代化发展模式。《印度社会与文化》对实际讲授内容做了一定增删，增的主要是理论上的分析，重点是对印度现代化模式进行了详尽介评；删的主要是涉及有关印度文学、宗教、音乐、舞蹈、建筑、习俗等诸多具体难以在书中展现的内容。为弥补此不足，《印度社会与文化》特将讲授中采用的PPT、影视录相及学生优秀演讲稿与作业等的目录，放在书后作为附件供读者参考。

地名是人类赋予各种地理实体的名称，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活化石”。《中国地名文化遗产研究丛书·地名文化研究：概念少数民族语地名及其他》主要探讨了地名文化的地名文化和地名文化遗产的概念、少数民族语地名的现状与保护以及巾国古代文献中地名文化遗产的整理等三个问题。

《日本语言·文化·传播丛书·中日乡土文化研究系列·传承与跨越：中日当代社会文化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乡愁的表象与文化内涵——以入选《日本之歌——故乡之歌百首精选》的歌曲为例、传统的创造——从日本“安城七夕祭”看现代活动向传统节日的转型等。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工业化的完成，西方社会以及一部分发展中国家进入了后现代时期，按照让·鲍德里亚的理解，现代社会是一个生产的社会，而后现代社会则是一个消费的社会。消费既是西方社会巨大转变的原因，也是西方社会极大转变的结果。在消费社会中，消费不再或主要不再是一种物质行为、纯粹的经济行为，而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符号和象征性消费之类的文化行为。可以说，这种消费文化是后现代潮流下的一种产物，亦是在后现代大众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文化与消费的现象。后现代大众文化的产生必须具有文化创作品商品化的特殊历史条件，又必须有大众传播媒体网的迅速普及的结构内涵条件。因此，在大众文化的背景下，商品化促使不少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并非基于真正的需要、自身的觉察，而是基于感性好奇、疯狂从众、具有拜物、迷信的倾向而形成，另外，当今商业广告无所不在，把整个消费文化变成是一个重视新潮、个性、形象的广告文化，其目的是要把商品形象塞进每一位消费者的脑海中。所以，关注消费文化现象并对之进行研究，就成了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随着消费文化在当代中国的登陆，它在中国的文化理论界也引起了热烈讨论。研究当代中国消费文化具有时代性、现实性的意义。

欧文·豪（1920-1993）出生于美国纽约，是东欧犹太移民的后代。分别于纽约城市大学和布鲁克林学院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曾任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并先后执教于布兰迪斯大学、斯坦福大学和纽约城市大学。他是《异议》杂志的主要创始人。1977年以《父辈的世界》一书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代表专著有：《舍伍德·安德森评传》（1951）、《托马斯·哈代批评研究》（1968）。代表批评文集有：《政治与小说》（1957）、《一个更诱人的世界——关于现代文学与政治》（1963）、《批评点：关于文学与文化》（1973）和《批评家笔记》（1994）。著有自传《一线希望》（1982）。《纽约知识分子丛书：欧文·豪》通过梳理欧文·豪的生命轨迹和他的社会文化批评历程，向读者展示了贯穿他一生的三重身份，即犹太移民后裔、社会主义者和公共知识分子，介绍了他对犹太文学研究的贡献，系统分析了他对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客观评价了欧文？豪的文学批评思想，将他独特的文学批评方法概括为文学的历史批评，并肯定其超越流派、兼收并蓄、探究文学本质的不懈努力。

菲利普·拉夫（1908-1973），美国著名社会—文化批评家。《党派评论》创始人、主编。生于乌克兰，后移居美国。拉夫关注文学、政治，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作品有《意象与思想》（1949）、《神话与源泉》（1965）、《文学与第六感》（1969）等。作为主编，拉夫将《党派评论》打造成纽约知识分子的喉舌，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文化刊物。《纽约知识分子丛书：菲利普·拉夫》系统而详细地介绍了拉夫的生平、生活，拉夫创办的重要文学、文化刊物《党派评论》，以及拉夫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政治及文学思想；是一部国内少有的介绍纽约知识分子重要的人物拉夫的基础而全面的专著。

《中国地名文化遗产研究丛书·地域烙印下的地名文化：少数民族语古村落地名文化个案研究》分上、下两篇：承德地区满语地名文化研究；河北省古村落地名文化研究。重点讨论的是地域文化背景下的地名文化的研究和保护，重点放在少数民族语和古村落两个方面。该书既是以往地名文化遗产研究的成果总结，也将为下一阶段的研究工作提供基础。

“宗教文化”与“社会关怀”是两个内涵各异的概念，但在社会实际生活中，两者却紧密相连。当我们深究这种现象的原因时，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具有内生性关系。这是因为，宗教是人们对超越于自身能力之上的力量的神化和膜拜。换言之，宗教即人在面对各种未知的强大外在力量时所形成的有关个体或群体的悲剧性处境的认识与应对方法，因而内含特别鲜明的人文关怀精神、悲天悯人的处世态度和价值取向。这种思想倾向外化为宗教信仰者的行为，则常常表现为济世救人的慈善活动等。所以，宗教特有的思想观念与其社会关怀行为之间，具有一种内在关系。在“促进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下，从理论上研究宗教文化与其社会关怀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从实践层面探寻宗教在当代中国社会正常发挥其独特正向功能的途径等问题，便彰显出特有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现代性的悖反：当代中国影视文化研究（2005-2012）》以2005-2012年的影视文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试图讨论几个问题：首先，伴随新世纪资本涌流，中国影视文化呈现出不同既往的症候。例如，中国电影的叙事发生了结构型转型。国产大片作为极具标志性电影类型横贯十年电影史。这些彼此雷同不断复制的叙事模式虽然屡次遭到学者诟病，却始终得到票房与资本的青睐。在国产大片之侧，是中国电影的重新排列组合。而电影格局的转变也引发了电影功能的相应变化。其次，在新世纪中国影视文化的转型过程中，历史中的遗产和债务也将得到不同以往的改写与再阐释。这将主要体现在影视剧对于“红色历史”的重写之中。但是，这次改写和重述何以是“最成功的一次”，这次实践提供了不同以往的哪些因素，又改变了哪些，是何种文化和社会语境促使这次改写成为“最成功的一次”？再次，中国文化地形图的改变而勃兴的是中产阶级价值观，而中产阶级在中国语境中的建构本身便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最后，在新世纪种种难解的困境之中，是否出现了可资期许的新空间。当整个世界都在瓶颈中煎熬，内在于中国“特殊性”的影视文化是否能够基于本土语境而提供些许富有想象力的突围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