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我院历史、文献所具体编辑，由西南数省历史文化学界同仁加盟和支持的《中国西南文化研究2011（套装共2册）》，迄今已经出版了16期。正可谓涓涓细流，汇聚成河，小树生长，日久成林。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的《中国西南文化研究2011（套装共2册）》，如今已经汇集了一批研究西南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成果。这本论集最初聚焦西南历史文化，发表了很多有分量的基础研究之作；后来，论集也注重西南历史文化变迁的研究，从历史学、文献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角度来凝视西南，研究西南，在原来的基础上拓展了研究领域和视野。

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一批宁波裁缝率先掌握了做西服的技术，给当时来中国的红头发外国人做西服，这批工匠被称为“红帮裁缝”。“红帮”在百年传承中，扮演着中国近现代服装业开拓进取的重要角色，积淀了“敢为人先、精于技艺、诚信重诺、勤奋敬业”思想底蕴，已经成为“新红帮人”乃至整个中国服装业的文化灵魂。红帮裁缝源自传承几千年的中华服饰文化。清末民初，帝国列强大举入侵，在沿海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里洋人簇拥、洋行林立，一时间，西装在洋行职员乃至富家子弟之间猛然兴起，成了身份和财富的眩目标记。于是，一部分迫于生计的本帮裁缝（中式裁缝）不得不放弃长袍、马褂、对襟衣，改做西服。当时，国人称外国人为“红毛人”，为外国人服务的行业都要加上“红帮”两字。“红帮裁缝”的称谓由此而起。 红帮裁缝的发祥地在奉化江两岸，孕育于上海，发迹于哈尔滨、长春、大连、北京、天津、汉口和青岛、济南、南京、苏州、重庆等20余个城市。据《奉化县志》、《上海总商会月报》、《上海市大观》等文献所载，1896年，曾到日本学过艺的江良通回国后在上海开设“和昌洋服店”。同样在日本学过艺的王睿谟于1891回国返乡，带其子王才运到上海做“包袱裁缝”，1900年创办“王荣泰”洋服店。 红帮的崛起离不开宁波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由于宁波重商、惠商观念以及后来产生的“工商皆本”思想根深蒂固并成为一种传统。近代城市和工商业的发展，使原本以“穷家难舍，熟土难离”的农民、乡间工匠开始新的生活求索，揖别故乡，四出探寻新的生活出路。这些因素催生了红帮的兴起。 十九世纪末，上海红帮裁缝王睿谟为民主革命家徐锡麟做过中国式西服；二十世纪上叶，上海红帮裁缝名店“荣昌祥”和“培罗蒙”等为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要员做过一大批中山服和军服；二十世纪50年代，上海红帮名师为陈毅市长等上海市领导做过西服、中山服；1956年迁京的北京红帮服装店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做过毛式中山服和西服。 一个多世纪来，红帮裁缝技艺共经历了四个时期：一、明末清初期的孕育期，当时宁波裁缝合计250余人；二、20世纪初的萌芽期，在北平、上海、苏州、天津共400余人；三、20世纪20年代起的拓展期和成熟期，此时，红帮裁缝在北平、上海、苏州、天津及山东、东三省、南京、汉口、长沙等大中城市共有2万余人，他们依赖自身的手艺，借鉴西方的工艺，在量、算、缝、试中运用刀功、手功、车功、烫功和“推、归、拔”原理，久而久之总结了西服工艺的九个势（胁势、胖势、窝势、凹势、翘势、剩势、圆势、弯势、戤势。如袖笼山头必须做到圆顺，袖子要做成有弯势，后背要有戤势使两手伸缩方便，子口要有窝势，不向外翘，前胸要有胖势，肩头要有剩势）、十六个字的规格标准（平、服、顺、直、圆、登、挺、满、薄、松、匀、软、活、轻、窝、戤），成为中国裁缝的经典理论。同时，红帮裁缝还创立了中国服装业的五个第一：制作了第一套中山服、第一套西服，开设了第一家服装店、第一家服装学校，编撰了第一部服装专著；四、20世纪80年代末为奉献期，在宁波、深圳、温州共400多人。目前，散居各地的红帮老人，大多数谢世，健在的约有100多人，都已进入耄耋高龄。 据红帮老人介绍，奉化境内较为明显的红帮裁缝有三支，一支是以王睿谟为代表的江口镇王溆浦村王氏一脉，另一支是以江良通为代表的江口镇前江村江氏一脉，再一支是以顾龙海为代表的西坞镇顾家畈村顾氏一脉红帮裁缝历经风雨洗礼，终以精美绝伦的制作技艺，信誉第一的职业道德为世人所瞩目，他们的创业和创新精神，已成为宁波创建中国服装之都的历史底蕴，正有力地推动着欣欣向荣的当代服装业。1997年8月，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命名奉化为“中国服装之乡”；2005年“红帮裁缝”成功申报浙江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是贝尔纳·斯蒂格勒在德里达指导下所写的博士论文的第三卷，被认为是20世纪末法国哲学界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描述了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视听技术的飞速发展给人的广义上的“存在”所造成的重大负面影响。

西方已明显强于我们两个世纪，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始终优于我们。事实上，近2500年来，我们至少在前2000年绝对领先于西方。历史是一块山地，不是平面，更非直线。院士的父母也许是文盲，富豪的儿女可能沦为乞丐。因贫困而怪罪祖宗，那叫无能；辱骂祖宗，则是不肖。强者之路，是以赶超为目的，应认真研究强者，并挺直腰板、不卑不亢地学习强者，以实现自身的真正强大，而不是以奴才心态，卑微地模仿，并一味美化强者。《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为读者朋友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西方文明的独特视角，透过这一视角，相信大家会对西方文明有个全面了解，并对我们自己的文明怀有敬意！

《当孔子遇到上帝》是穿越中西文明思想和比较的作品集第一部，是对处于转型期中国的软实力探讨，包括对价值观、道德素养、法治社会的建设等元素的剖析和再建。在当前世道，古代陈旧的人文道德已经迷失，诸如《论语》、《三字经》等都受到外来价值观的质疑和挑战，而新的还没能够成功建设的情况下，笔者想通过系列穿越作品集抛砖引玉，开辟对思想道德法治民主的新领域的争鸣和构想。

《中国锁文化史》收集中国锁数百张图片，对中国的锁文化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是一部中国锁文化史全书。为中国锁生产厂家及锁收藏爱好者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与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Polanyi），一位是公认的20世纪最彻底、最有辨识力的经济史学家、社会思想家，一位被评价为欧洲最卓越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彼得？德鲁克在《旁观者》中对他们的记叙令读者震惊于其家族的天赋与影响力，却也令人遗憾地错误百出。1980年代初，栗本慎一郎亲身前往匈牙利考察，并与分布在全世界的几乎所有波兰尼家族成员取得联系，完成这本“执拗地追究根源”的学术随笔。可以从中一窥波兰尼兄弟学术思想的源头，也可了解到波兰尼家族及周围文化人的活动对匈牙利的文化、社会与政治产生了何等重大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引发了1918年匈牙利革命，也一直延续到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甚至冷战结束后的今天。

张望文化庄稼地，就可看到文化生产的收成；走近文化餐桌，才能体察精神食粮的文化养分。以满足人民群众文化消费需求来检验文化发展的实际成效，具有目标终极检验的性质。通过“城乡比”和“地区差”指标演算来检验，“十五”以来绝大部分省域乡村居民文化消费需求景气状况远远不如城镇。当前尤其需要加快提高乡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促进文化发展成果城乡共享。今后十年，若能够将全国城乡之间人均文化消费差距控制在“十五”以来最低水平，那么就可以使乡村文化消费达到过去十年年均增长测算值数倍。

《拉祜族文化研究》主要内容包括：拜年的仪式表述与和谐民族关系建构下的国家认同——以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团拜为例、论“后直过时期”的拉祜族社会发展问题、拉祜族家庭民俗及其变迁等。

《中国-加拿大民族与文化多元化比较研究》阐述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和加拿大在多元性民族与文化方面，如文化保护、民族教育、双语教学以及经济与贸易等重大问题的新近研究成果。全书共分四篇，分别从文化与教育、语言与教学、文学与翻译、经济与贸易等方面进行探讨。《中国-加拿大民族与文化多元化比较研究》对推动国内外学术界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提高民族区域的发展水平、构建多元性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中国-加拿大民族与文化多元化比较研究》可供文化、教育、语言、文学等领域研究者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阅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