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海斯说：“我们读历史，是为了明白现在。”历史之于人类，犹如记忆之于个人：读这本书，好像让一个“失忆”的人，亲人再相识，再找到自己的家门，不再迷惘如游魂，清醒地自走向一个应走的方向。电影导演斯波尔伯格接受奥斯卡金像奖时说：“我父亲叮咛我，要回顾历史，尊敬过去：这个奖是了的！”——这话令我百感交集，当我阅读吴先生的这本书时，觉得自己蒙受着来自我们自己文化的甘醇；它让我们学习，也鼓励我们上进。

本书在第一本的基础上介绍了十二种“Mette圈”的折叠方法，有兔耳型、仙鹤型、兔圈型、水雷型等等，每一模型都先介绍了基本单元的折叠方法，再介绍组合方法，每一个步骤都配有图示和文字说明，让读者极易入手。

本书以两位当代文化学人对话的形式，大谈中国文化。学者间的对话，体现专家的见解、大众的情怀、平民化的表达。对读者来说，有着面对面交流的感觉，给读者提供更多的想像空间。

《周易》原本是西周时期形成的占筮典籍，即算卦用书。但在后来流传的过程中，人们对它的理解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春秋时期开始，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人们对它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我们将后人对《周易》所作的种种理解分为两部分，即“易传”和“易学”。易传和易学这两个概念，不等于原本的《周易》，但又同《周易》本身有联系。在我国历史上，解释《周易》的著作有两三千种，目前流传下来的就有近千种。这些解释各有其特点，未必都符合《周易》的本义。

《往事中国丛书》从各种视域，抱着各种目的，说着各种话语的评论，上至官廷朝臣，下到贩夫走卒，尽收于此。以此来为我们认识近现代以来的中国，中国文化，中国人的性格提供一个参考。特别关注的是所谓民间的话语，这是种种最鲜活的话语，近似于巴赫金所说的官方话语不同“狂欢节话语”，只不过这种话语是面对一个有古老传统的国度，面对一个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世界。

近二十多年以来，国内有不少学者对基督教在滇、黔、川毗邻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进行研究，发表、出版了不少回忆录、论文及专著。其中的回忆性文章保留下来一些史实，某些方面的论述深化了对该命题的认识。但是，因为历史资料的缺乏，使整个研究也无法对于事件的动因、中国各族尤其是苗族、彝族群众的主体作用作出全面的合理解释。英、美、法、澳、西等国学者对本命题的研究，往往只看到基督教传教士的外来作用，而忽视了中国各族群众的内在作用；只看到传教士的具体作为，而忽视了西方列强对中国殖民侵略的历史大背景；只看到当时中国西南历史与现实的民族压迫现象，而无法理解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的阶级压迫与阶级斗争的道理。因此，一直在“救星说”的限定内展开。国内研究的最大困难是记录该命题文献的严重不足。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有人只强调历史大背景，而没有看到该命题的特殊性；有人看到其中在教育和社会改革方面带来的进步，却未能说明隐匿在背后的动因。即无法探明中国各族人民的主体作用，使得我们对这个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的命题的研究显得苍白无力。本课题的主研人东人达，为本人所带的在读南方民族史方向博士研究生。十五年来，他跋山涉水，走遍黔、滇、川毗邻区域的苗山彝寨，在国内外朋友、学者的帮助下，在相关民族工作部门的支持下，从海外搜集到一系列英文原本资料，并辛勤笔耕不辍，终将这国内仅有的近百万字珍贵文献译成中文，成就了专题丛书《在未知的中国》。该书资料中的《柏白格理日记》曾于1991年由贵州省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内部出版，当即被贵州彝学会学术年会列为推荐学术研究资料。这些文献被苗学学者认为是研究苗族历史的“失而复得的无价之宝”。

本套书从众多的中华姓氏中，选取了近百个常见的姓氏，在参考各类姓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浅出地介绍这些姓氏的起源、流变，及其播迁、衰荣。

李鸿章一生最大的特点是所谓“守困”，即忍辱负重、舍小保大、变弱为强的韧劲——他为了守住自己而建立功名，为了守住江山而不辞辛苦。本书的立意就是把李鸿章的困经奉献给大家，希望能有收获。

他们是一群行走在宫廷与民间、油墨与水彩、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画师；他们脸上长着深陷碧蓝的眼球、高高的鹰钩鼻，身上却穿着绫罗绣彩的中国官服；他们都取了一个符合中国人习惯的名字：郎世宁、王致诚、蒋友仁、汪达洪；他们原先大都是传教士，为着不同的原因，远渡重洋来到这个遥远而古老的东方国度，久而久之，他们笔下的画作已溶纤毫毕至和意境高远于一体，而他们也不再只是一群地位独特的宫廷画师……本书文图并茂，共分12章文字记述，同时发表了入华耶稣会士郎士宁、王致诚、艾启蒙、蒋友仁以及遣使会士德理格、奥古斯定会士安泰等画家，特别是在康乾皇帝宫中充任御画家者的作品。书中发表了他们的130多幅绘画，其重点是论述郎士宁与王致诚在宫中作画、版画《乾隆皇帝得胜图》的制作、建筑艺术、喷泉、修建西洋楼、耶稣会士们的山水花鸟与人物画。

在中国加入WTO和申奥成功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如何促进中国文化产业快速健康、协调发展，带动经济腾飞，本书高屋建瓴，鞭辟入里不但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做出了客观的分析，而且从战略的高度对其近期乃至中长期的发展趋势做出了科学的预测。为业内人士正确面对挑战，把握机遇拓宽了视野。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投资决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