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日本有些人为《日本可以说“不”》叫好时，日本青年作家古馆真则出版了《反调——驳“日本可以说‘不’”》一书。书中对石原慎太郎等人提出的观点进行了大胆的批驳，揭露了日本在对美意识、科学技术、生产方式、传统文化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看法，这对石原慎太郎等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此书面世后同样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幽默是什么？中国的幽默又是什么？幽默的中国人又是怎么样的？恐怕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不同的回答。但幽默是一种“应付人生的办法”，“是生活的润滑剂”，这一点恐怕能够为广大的读者所接受的。它是人类智慧的产物，凡有人生活的地方总有幽默，凡有智慧的人总不乏幽默感，中国人也不例外。当然这更是一种渊远文化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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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像郭沫若这样在各个方面都有所建树的人应是不多的。他在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历史、考古、思想、政治史诸方面，都留下了清晰的痕迹，可以说是一个奇特地的存在。敦沫若所处的地位与巴金是大不一样的。他的讲话很快被康生送毛泽东批阅后，交由《光明日报》发表，4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时题作：《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又转载于5月5日《人民日报》。郭沫若要把自己过去写的书全部烧掉的事，不仅国内各界人士知道了，连国际上的许多人也知道了，莫不为之惊讶。有的人甚至议论说，郭沫若是否马上要垮台，或者已经垮台了？其实，郭沫若所说的“烧掉”一词，有其自身的特殊含义。郭沫若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将“烧书”表述为“凤凰涅槃”。

一“主义与问题”的全面审理90年代的中国承接本世纪的多种社会思想转化，发生了全面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转型。因而我们面对“问题”或“主义”时，有必要弄清“语境”，即我们面对的是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是新问题还是旧问题？是个体的问题还是群体的问题？是国家民族的问题还是全球性世界性的问题？光找到问题还不行，我们被问题所迷惑、所虚幻化甚至虚无化掉也不行。因此，还要找到“地基”，找到观察问题的立足点和剖析问题的新角度。面对“主义”审理“问题”，即搞清“主义”和“问题”是90年代学术研究和文化批评起码的要求。“主义”的厘定。80、90年代引入中国的西学“主义”，如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少数话语等“后”“主义”。这些问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钳制互相消解，互相掩盖互相撕扯，并为那些文化批评的误读推波助澜而滚滚向前，使人在“假历史洪流”前遗忘批评家的“批判”意识和“揭底”品格，甚至背对问题而成为“驼鸟式的批评家”。如何在研究中去正视那些成堆的问题，是切入当代问题的第一道关口。“问题”的审理。问题相对而言更为复杂，大致可分为以下诸方面：其一，是关于知识分子分化问题。时代在世俗化旗帜中，是怎样使知识分子边缘化而使世俗化成为当代神话的？在学术和思想之间痛苦徘徊的知识分子，怎样走自己的“边缘之阶”？究竟应该怎样书写自己的心灵历程？怎样设计自己的预定理想目标？怎样看待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自己的精神创造价值呢？其二，是审美文化、大众传媒（或称之为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同知识精英造成了怎样的内在冲突？构成了怎样的张力？双方受到怎样的内在损伤？其三，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出现，带来的关于文化霸权、权力话语、第三世界文化的出路和前景等问题，以及问题的虚假解决现象的历史掩盖条件是什么？后现代主义在前现代的中国，在思维论、价值论和工艺论层面为怎样的“现代性问题”所纠缠？其四，是新历史主义与新历史小说带来的如何评价历史的问题。历史是主观的还是历史是客观事实？历史在阐释中是被无意误读还是有意误读？被解读为政治意识形态史、权力话语史，还是文化稗史？其五，是关于世纪末文论问题的清理。这一世纪以来文论出现了怎样的假问题？掩盖真问题甚至剥夺真问题是怎样发生的？文学和文化批评究竟是否应有尺度？应有怎样的尺度？这种尺度是纯粹私人化的还是可通约的？谁在确定尺度？尺度的消解对文学是怂恿还是伤害？其六，是文艺这种感性化形式，怎样在世俗关怀和终极关怀之间找到一条较好的联通之路？它在既不可能“代宗教”，也不可能成为“欲望的表征”之时，如何确立自己的本体？“诗人之死”与散文热潮在当前中国文化中应该怎样定位？批评家的分化和事件化的内在原因是什么？还有，先锋文艺实验的困境和误区何在？其悲壮感、创新意识、革命性和震撼性何在？这些重要问题，无疑都需要认真地审理，需要在作品和理论上的双重透视中，才能正确解答这些网状般纠缠的问题。二文化研究的四重语境90年代的语境呈现出本世纪最复杂的构成，其归纳分梳因不同方法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可谓见仁见智。在我看来，它起码由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四重语境所构成：传统与本土化。其重要标志是众多的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厚积薄发，推出一批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原始儒家、两汉儒家。宋明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家研究成为当代显学，传统文化读物成为书市的主流读物。在历史的空场，这种传统本土化的格局无疑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意义，然而，其对西学的强劲反拨又使90年代具有浓郁的非西化意味。意识形态化。这表征为90年代在消解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同时，几十年的意识形态话语定式仍然十分强盛，它制约着学术的中心问题、基本发展方向以及讨论问题的基本态度。尽管有些学者将其称之为官方和民间的冲突，但是我认为，从来就没有完全脱离官方的所谓民间，民间仍然不是世外桃源，那里的意识形态性决非可以忽略不计的。

本书引导人们走进世界著名大剧院，欣赏西方的歌舞剧；走进中国传统的戏园子，为名伶的精彩演出喝彩。戏剧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就是人们常说的“戏台小天地，天地大戏台”，戏场使人看透名利场，剧院助君辨别是非、判明忠奸；正如某戏园的楹联所示：“欲观世上观台上，不识今人看古人。

音乐艺术是人类创造出来的语言和文明，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大教育家孔子曾提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柏拉图也说：“在教育中我们一向对于身体用体育，对于心灵用音乐。”音乐艺术不仅是在表达和描述人类的灵魂，同样也是在塑造人类的灵魂。人类社会在跨入新世纪之际，一切都在变革，社会结构在变、人的审美情趣在变、价值观在变、哲学思维方式也在变……一方面“工业文明”高度发达，另一方面现代人的灵魂上却落满了“现代文明”的尘埃。用什么来净化现代人的心灵，洗涤其灵魂上的污染呢？用音乐！用呼唤善良、呼唤真诚、呼唤高尚的音乐吧！音乐是刻画人类灵魂状态的一种抽象形式的语言。因为它是抽象的，使许多人不易听懂。但歌曲就不同了，它不仅是音乐艺术同时也是语言艺术，所以，它是音乐艺术花园中最直观最易于欣赏的音乐花朵，因而也最易于广泛普及。歌唱既是学校美育的理想载体，也是德育和音乐教育的基础。它对校园文明有着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唱歌是一种“精神体操”，它有益于抚慰心灵，平衡心理，增强信心和勇气，使我们的大学生们更乐观，更热爱生活，更加青春焕发，朝气蓬勃！

本书是“国文珍品文库丛书”之一，向读者介绍了儒家经典——《大学· 中庸》。本书结构包括原文及注释。注释详实，通俗易懂，让读者感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古代文学的渊源。本书将提高读者自身的文化修养，激发您对古典文学的探寻兴趣。这是一本优秀的课外教育读物，不妨一阅。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此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中庸》所阐述的伦理观点已成为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元、明、清三代统治者认识到这两篇文章对统治阶级的无穷益处，于是大力提倡，定为科举必读书，这两篇文章更是风靡一时。它们虽然流行了，但却被庸俗化了，因而对于它们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我们也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但是，被污染的只是下游河水，而源头的清流可爱则是不容置疑的。在《大学》、《中庸》中，蕴含了先圣哲人对生命价值的体验和反思，也展示了他们表达思想的卓越才能。

本书再读胡适，分为上、下两编，主要内容包括前言：胡适的文化世界、上编、易卜生主义、少年中国之精神、杜威论思想、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演化论与存疑主义、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新生活、新思潮的意义、不朽、黄梨洲论学生运动、学生与社会、《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序、下编、《胡适文选》指导大概、“但恨不见替人！”、胡适与鲁迅、有德者必有言、在胡适先生身边的日子、民主先生与身边的日子、民主先生身边的日子、民主先生与自由男神（节录）、在历史上，我们常常赋予那些在一个时代起着关键作用或导向意义的人物以特别显赫的地位，甚至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一个时代。如果我们要选择一位代表“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发展趋向的历史人物，作为这个时代的代表或象征。胡适无疑是最具挑战意义的人选之一……

要从现行的各种林语堂文集中对应搜寻出英文小品的中文本，殊非易事，虽不似大海捞针，却也常常难于下手，此番虽尽力搜集，也难免有错漏之文。最后发现仍有三分之一的文章找不到中文本。从全书完整性考虑，凡找不到原文中译文但有类似主题文章的，便以其他文章补之，此类文章目录中加“*”号标示。本书包括：评论随笔、讽刺随笔、记事随笔三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