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虎为题材的绘画由来己久，据载唐代画家吴道子，宋代包贵、包鼎，元代周耕云，明代赵廉均为画虎名家，可惜作品未见流传。清代画家丘天民曾结屋深山观察虎，据说他画的虎“犬一见皆惊”。高其佩为画虎“独行入山，偷看虎以资画理”。到了近、现代，画虎艺术成就超过前人，其中张善子、刘奎齡等吸收西方手法，笔下之虎活灵活现，神态逼真。从中国虎艺术的产生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社会思想文化观念与虎艺术的相对影响。虎艺术的兴衰发展也反映出虎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中国虎文化》收集整理了从原始社会到现代以虎为题材的图案造型300余件，书写金、篆、隶、楷、行、草六种字体，诗词、楹联、书法作品多幅，并以虎的自然生活为原型，呈现一百二十余虎白描长卷，以供读者赏阅参考。

本书内容涉及中国文学、语言文字、历史、哲学、美学、宗教、政治、军事、社会人口等，概括地说，就是“国学”，外国人称之为“汉学”。这些文章系陆续写成，有的曾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有的在互联网上发布。

“中华”一名，由来已久。所谓“中”，乃是居四方之中的意思。汉族古称华夏族，上古时居于黄河流域，自以为居天下之中央，故称“中国”。所谓“华”，乃是光辉、文采、精粹的意思。“中华”用作民族之称谓，乃是居天下之中而文明发达之意。中华传统文化，即中华民族所创造的文化，亦即现今中国境内由华夏民族为主的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它绵延五千年，纵横数万里，并从时空两维向周边辐射。本书主要介绍了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等内容。

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至今已经十五年了，撰写和编辑的各种出版物。《国学研究》的出版被认为是国学兴起的标志。它容纳了文学、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史学、哲学、宗教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中西交通史、艺术史、科技史等等多个学科。这是多学科研究成果的一个展示台，是各学科的学者们互相交流对话的场所。大家的研究对象是同一个国学，而研究的视角是多种多样的。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汇集在一起，便於读者全面深入地理解根底深厚而又丰富多彩的国学。

本书是《中国文化产业评论》第六卷，也是我社出版的本系列图书的第六本。本书是一本专业性较强的文化产业研究文集，由上海交通大学与文化部共建的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主办。前几卷出版后，得到了有关专家和读者的好评，对书中设置的 “理论与政策”、“改革与发展”、“文化产业与区域文化发展”、“国际文化产业观照”等栏目给予了充分肯定。本卷除原来的“理论与政策”、“改革与发展”、“国际文化产业观照”等栏目外，又增加了“文化产业与城市文化发展”栏目。本卷收录了韩永进、胡惠林、凌金铸、朱宁嘉、王亚南等人的21篇文章，是文化界学者最近一年来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进行研宄、探索的最新成果汇萃。本书的作者大多是我国目前走在最前沿的一批文化产业研究专家、人文学者以及一批关注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文化产业的实业家。

姓氏制度是商周时代重要的社会制度之一，理清这一制度的内涵，对于深切领悟商周社会结构及其发展演变过程，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年代久远，史载多所不详，而有关的古文字资料又颇为艰涩难懂，如何正确解读这些传世文献之外的新材料，本身就是一件需要深入研考的事情。故而想要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之上，对商周姓氏制度这一学术专题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实属不易。鉴于上述情况，倘若能对该专题作出深入系统的考察，必然会推动中国上古史研究的进展，也将有裨益于考古学、古文字学以及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深入。所以，历来古史研究者对此学术专题均非常重视。　陈絮博士《商周姓氏制度研究》一书，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之上增订而成的。以李学勤先生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诸位专家所作的评语，从宏观上给了这篇论文一个综合性的评价，认为该文“对先秦史研究中一个传统而重要的课题——姓氏制度，作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细致的研究探索，利用材料比较全面丰富，方法多，角度广，涉及古文字学、考古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各个领域，体现了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论证有深度，在不少问题上有独到见解，较以往的研究均有不小的突破”。这一看法，我认为是客观的、妥帖的。近年来，陈絮博士在教学工作之余，认真考虑了诸位评审专家的意见，在资料方面以及具体论证上，又作了认真的修订与补充，文稿的结构也有了较大的调整，使其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商周姓氏制度研究》一书，大而言之，有四个方面值得肯定。一是将论证重点放在有较大难度的学术问题上，如商代有无“姓”的观念，周代男子以“孙”相称的含义何在，周代“赐姓命氏”的来龙去脉，伯仲叔季排行及其所反映的周代宗族结构，东周时期传统姓氏制度的瓦解与新姓氏制度的形成等等。二是研究具有系统性，从晚商一直贯穿到战国、秦汉，既剖析了不同历史阶段姓氏制度的特点、形成基础，又能说明不同历史阶段之间发展、演变的过程与原因。这项工作，恰恰是以往研究中做得非常薄弱的。三是论述深入透彻，言必有据，不作泛泛之论。四则是努力运用了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尤其值得提倡，作者收集了多种尽可能收罗到的材料，包括古文献、古文字及考古发掘资料等，一一抉择，细细辨析，成功地将这些材料加以综合，使自己的结论建立在对这些资料作扎实考证的基础之上。　由于作者态度谨严，所用方法又较得当，故在不少重要具体的学术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有所创获。这似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肯定了史前时代“姓”初缘于血缘组织的标识符号，族居地之名可能是姓之主要来源，当时的姓会分化而产生新的姓。　2．细致、深入地论述了卜辞中“妇某”之“某”为父族族氏名号的看法；提出“多生”是“多甥”，亦包括多舅，乃商王族姻亲；认为商代禁婚组织是同一族氏，并不禁止同姓内婚。以上看法，以前学者未做过细致论证，本文所做之工作胜过前人。　3．对周代文献中有关姓的重要问题发表了独到见解，如“庶姓”、“正姓”之内涵，男子称名中系之以“孙”的含义（认为表示宗子身份）等，特别是说明了伯仲叔季排行在维护宗族内部继承法则与等级制的作用，有较强的说服力。　4．详细考述了周代赐姓制与命氏制产生的原因与存在时间。所论亦多为前人所未及。　5．对周代后期随着封建社会解体而产生的姓、氏合一，姓氏平民化、全民化，庶民获得姓氏的途径等疑难问题，都做了精细的研究，论述颇有说服力。　总之，本书对商周姓氏制度这一重要而又有相当难度的学术专题做出了超越前人的工作。　《商周姓氏制度》一书，自撰写至今，算起来已有八九个年头。在此书稿即将付梓之际，一方面，要向作者表示祝贺。但于另一方面，我想作者也会有和我相似的感触，深知这些专题与先秦史其他许多重要问题一样，都是相当复杂、艰深的。但凡不是一脚在外一脚在里，而是两脚都跨人先秦史研究殿堂内的同行，都会在研究过程中变得更加冷静、更加谦虚，明白我们现在所奉献的只是个人的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的阶段性成果。相信作者能在书稿出版后注意倾听同行专家学者的意见，随时改订自己的某些认识。同时更加关注田野考古与各种古文字资料的新发现，使自己的学术思维能在不断吸纳新资料的过程中保持鲜活性。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以获得许多知识，但不一定能获得一种文化。文化体现在思维、处事、行为、举止、言谈和文字之中。个人的文化往往不是从课堂上听来的，也不是从书本上读出来的，更不是从电视中看出来的，是在点点滴滴中积累起来的。这种积累培植在心中，不可磨灭。爱因斯坦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用母语讲的，这是刻骨铭心的写照，是他心底文化的自然流露。

中国的大众文化发展，必然涉及到内外两种文化发展因素和中西两种文化批评环境。本书是为了将多年的研究生教学实践广西化和系统化，使学生们有一本较完善的学习材料。本书试图探讨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外在顺势和内在动因，为中国大众文化的良性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与实践策略。全书共分四章，立足于中国特定的文化情境，围绕大众文化发展本身及其相关问题从四个层面展开讨论，试图从文化发展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文化批评的国内语境和国外语境出发，探索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之路。

在“天人合一”的大尺度时空中，本书以漫画这一最为通俗的形式，用过对“天圆地方”在科学意义上的合法性论证，给出了中国文化的世界观、方法论和统一场；提出了“天工开物”和“人工开物”原则，从而为以相宜、自洽为终极诉求的中国文化和哲学提供了可操作性的依据。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千百年来，蒙学堪称中国古代文化一道独特的风景，是古代所有读书人起步的阶梯。蒙学教材源远流长，远至周秦，近至民国，孩童入学，都有专门的启蒙读物。唐宋之前，这类教材变化不定。至宋代《三字经》、《百家姓》出，很快风行天下，加上先前的《千字文》，又吸纳《弟子规》、《增广贤文》等，蒙学教材的大格局才基本定型。这些启蒙读物内容通俗易懂．文字深入浅出，风格生动简练，既具备识字的基本功能．又顺带介绍历史地理常识，还寓有品德培养的内涵；表达形式则类似歌谣．琅琅上口，易于儿童背诵，实在是一举多得，不可多得。《百家姓》是我国古代有关姓氏的启蒙读物，全文共计五百六十八字，共有姓氏五百。三个。由于采用四言诗诀的体例，因而不仅句句合辙押韵，而且通篇讲求音调和谐，读起来朗朗上口，易学易记。本书根据宋代流传下来的《百家姓》读本，选取了一些人们常见的姓氏，并讲述了该姓氏的来源以及该姓氏的历史名人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