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府被称为中国的“无形政府”，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产物。绍兴历史上以盛产幕吏闻名，明代有“无绍不成衙”之说，到了清代，绍兴对幕友一职几成垄断之势，故幕友又被称为绍兴师爷。本书从绍兴师爷群体、绍兴师爷历史作用、幕府制度和幕府个案等五个视角，对绍兴师爷与中国幕府文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在绍兴师爷群体研究上，揭示了绍兴师爷群体人格特点，从越文化视角解读了“无绍不成衙”的成因，探讨了绍兴师爷的区域特色，论及了师爷的办案方法和法洽精神，并且对他们在法律语言上、学术上和政治上的历史作用分别作了研究，探讨了绍兴师爷文化的当代意义，在绍兴师爷个案研究上，分析了汪辉祖等名幕的幕学观，探讨了名幕对幕府文化发展及其在历史上的贡献，并对州县游幕人的实物资料作了个案研究，在幕府制度研究上，分别探讨了唐、宋、清直到民国的幕府制度演变过程，分别了各个时期的特点和历史作用，在幕府个案研究上，主要对司马睿、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和袁世凯等著名幕府的特征作了深入探讨。本书反映了绍兴师爷与中国幕府研究的最新成果，还附录了重要参考文献。

鬼神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涵着很多重要的历史和人文信息，所以成为许多读者的兴趣热点。《映像鬼神：图说中国传统神秘文化》按照上古、道教、佛教、民间等系统梳理出中国古代鬼神文化的大体脉络，并结合相关图片、图画、图案，逐一进行介绍，力求满足读者对这方面知识的需求。中国人将祖先童年的梦境转述成了神话，珍藏着中间的隋珠与和璧，也不可避免地夹裹着糟粕与泥沙。时至今日，我们拥有了足够的智慧区分出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在自信面前，重新思量这些悠远而又近在咫尺的神明们，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祖先在黑暗旅途中艰辛的探寻与能动的进化。

灿烂的吉祥文化是民族之树根条的一部分，成了中国人身上的标签之一，成了相同血脉的一种延续。先人们汇集成的独特而丰富的吉祥文化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会向我们透漏出强烈的信息：我们是中国人，踏着祖先的足迹走来，到祖先们期望的大同世界去。本书按照传统吉祥文化中最典型的几个版块福、禄、寿、喜、财、祥、雅、和顺、平安进行分类，每个版块下又配合相关图案、古画、实物图片，层层介绍，点面结合，力求使读者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对中国吉祥文化直观而感性的认识，提高读者在日常生活中解读和运用吉祥文化内容的素养和能力。

《书窗梦笔》收入饶有趣味的短文五十余篇，曾于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刊登，虽然每篇短文只有千余字，却能旁征博引，言之有物，颇受读者喜爱。作者信笔挥洒，不拘一格，纵论时事，畅言古今，回忆与旧友新知的难忘交游，构成一部既轻松而又有教益的随笔集。史学名家汪荣祖天南地北谈历史！台湾《中国时报》「三少四壮」专栏合辑。 《书窗梦笔》收入饶有趣味的短文五十二篇，曾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刊登。每周一篇，虽然只有千余字，却能旁征博引，言之有物，颇受读者喜好。如今结集成册，错过当日报刊的读者即可随心取阅，遗憾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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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整整个世纪之中，在一片风雨飘摇的内忧外患之中，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礼崩乐坏的大乱世里，中国的知识分子被抛到社会上，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人社会”。他们试图以自己的知识权力和舆论影响力重建社会重心。这个“知识人社会”是自由的，也是独立的，但其根基是不牢固的。它一方面失去了与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有机联系，另一方面与政治的制度性关联也是脆弱的。更重要的，无论是学院，还是媒体，都缺乏体制性的保障。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仅在身份上依然是自由浮动的游士，在心态上更是没有安顿下来，总是要依附在某个阶级、党派或社会政治力量身上。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是一个奇迹，是座建立在沙滩上的象牙之塔，当战争、内乱和革命纷至沓来时，终究倒了。曾经辉煌过，却没有熬讨舌十廿。

本书的题目注定了文章介入的角度，即我们关注的是西方艺术作为语言和方式的母本在中国当代文化情境中的遭遇及变化。中国的当代艺术家正是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寻找自己的感觉，使自己真正步入新的发展。谋取平等的对话接轨于“国际规则”，这是一厢情愿的臆想，还是艺术发展的必然呢？当“后现代主义”、“后殖民文化”这一“主体明确”的概念认同原则不时激发在中国艺术家面前，一切现有资源的利用也就成为既成的表演，忐忑不安地听训于最终的判断。在这个层面上来看中国的现代艺术——“八五美术运动”是模仿，走出模仿之后却又归顺于“它者——主体”的判断原则之下，仿佛困惑与迷茫总是挥之不去。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尴尬而又宿命的怪圈，它令中国当代艺术家深感恼怒与无奈。

本书选编的十几篇文章即是这方面研究成果的一个汇集。书名确定为《古代文论的多维透视》，也是由于它比较恰切地表达了我借助西方现代理论视野对中国古代文论思想材料进行现代阐释进而实现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研究取向。全书分为四编，第一编为“比较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文论”，所选的四篇论文企图通过中西方文论体系和某些重要文论观点的差异性和异质性的比较来明确中国文论的民族特点和文化身份，认识中国文论在世界文论格局中的重要价值和特殊意义，为建立有鲜明民族文化特色的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提供有价值的理论资源；第二编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诗学解释学”，所选的四篇论文主要以西方现代阐释学为理论参照，在中西比较的视域中对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解释原则和解释方式等基本解释学问题进行梳理和阐发，以求揭示中国古诗学解释学独特的理论内容和理论特征，为实现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第三编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接受诗学”，所选的四篇论文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对中国古代接受理论某些独特的理论范畴、思维方式和话语蕴涵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和阐发，从而凸显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独特的理论面貌和理论价值；第四编则是我在研读国内一些学者的中国古代文论与美学著述后所撰写的书评，其中也透露出我对国内这方面研究的感受和评判。通过近些年的古代文论研究，我还逐渐意识到，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重建有鲜明民族文化特色的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而是为了建构多元文化的世界文论新格局。但我更意识到，这种世界文论的新格局并不是以消解文论的民族性为代价，而恰恰是以尊重和强化文论的民族性为前提。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古代文论研究必须超越单一的西方中心主义或中华民族本位思想，必须通过中西文论的平等对话和交流，在葆有中国文论鲜明的民族个性和文化特色的同时，真正做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真正以博大的胸襟来整合世界各民族优秀的文学理论遗产。唯其如此，具有巨大包容性、多元性和普适性的多元化的世界文论新格局才能最终建立起来。

《新北京》我分三本来定。第一本专写城北。“北”究竟是怎样的方向？城市之“北”又应该具有什么功能？按照传统观念来看，住家城市之北应该是幸福的，但以现代理念来看，又丝毫没有可以骄奢之处。这就因为其他三个方向，也都各有所长。本来四个方向应该齐头并进，但对之如果缺乏自觉，就只能变成“摊大饼”了。退休后，我就集中力量探访并研究新北京，以为这都是我写作上的转型，才值得认真去准备与写好它，新北京实在太大了，真不是一个人应能“搞”得过来的。但写作这行为，似乎又不是可以结伴进行的。我还是“单干”了。我是站在一个杂家诚挚的心态，抒写了个体的所见所闻与心中的感慨。

以虎为题材的绘画由来己久，据载唐代画家吴道子，宋代包贵、包鼎，元代周耕云，明代赵廉均为画虎名家，可惜作品未见流传。清代画家丘天民曾结屋深山观察虎，据说他画的虎“犬一见皆惊”。高其佩为画虎“独行入山，偷看虎以资画理”。到了近、现代，画虎艺术成就超过前人，其中张善子、刘奎齡等吸收西方手法，笔下之虎活灵活现，神态逼真。从中国虎艺术的产生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社会思想文化观念与虎艺术的相对影响。虎艺术的兴衰发展也反映出虎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中国虎文化》收集整理了从原始社会到现代以虎为题材的图案造型300余件，书写金、篆、隶、楷、行、草六种字体，诗词、楹联、书法作品多幅，并以虎的自然生活为原型，呈现一百二十余虎白描长卷，以供读者赏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