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蒙学经典》所辑的八种蒙学经典为：《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弟子规》、《小儿语》、《声律启蒙》、《千家诗》。这些经典不仅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是广为流传的著名读物。特别是《三字经》，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全世界儿童启蒙教育的标准教材。

与数字技术相关的动漫、网游等产业可能会成为中国创意产业的切入点，成为中国各大城市发展创意产业的突破口。而影视、广播、出版等在内的传媒产业也开始有新的突破。剧院、音乐厅、画廊、演出等艺术活动，以及与之有关的交易、展示、旅游等行业也焕发了省略，日益活跃。一批新队伍在众多的技术感性、广告策划、文化演出等领域崛起，他们适应市场快，战略灵活，是中国发展创意产业的主力军。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的创意产业迅速增长，这些城市把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城市发展重点。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是中国保险单产业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机遇，中国有望借此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跨越式发展，引领中国经济再一次腾飞。

我国姓氏史悠久复杂，姓氏文化丰富多彩。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究竟有多少个姓氏，迄今还是未知数。据现代业已出版的姓氏辞典约有一万二千个姓氏，也只是冰山一角而已。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历史起源，如果想在短期内，把每个姓氏起源史都弄清楚，那是不可能的。为了循序渐进，逐步研究，本书作者决定第一批选出一百多个姓氏，对姓氏文化进行具体论述，追究我国从无姓氏时代到有姓氏时代的进程，作为探讨尝试的内容。

《编辑的文化视界》以大文化的理念、编辑的眼光、书评的语体纵论出版，品味阅读，反思学术，解读人物，这是近年来著者前行的学术探索和思想小结。在作者看来，文字就是精神新陈代谢的载体，生命随思想而升华，意义籍追寻智慧的活动而丰富。这就是编辑人生的意境！出版是一种文化，编辑是一种文化选择。文化出版始终与人类文明共荣辱。文化，镶刻着民族的精神，书写着人民的良知，昭示着国家的未来。学术文化是民族的魂，国家的根。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如是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三字经》是我国古代蒙学综合性读本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它流行时间长，范围广，影响大。相传为宋末大学问家王应麟编撰。《三字经》结构严谨，文字简洁，概括性极强，在千余字的篇幅里容纳了大量的知识和道德规范。它三字成句，或三字倍数成句，短而谐韵，读起来琅琅上口，通俗易懂，便于记诵。 《三字经》具有识字、增广见闻和道德教育的功能，文笔自然，朴实无华，其中有段仅用三百多字便概括了中华五千年历史的变迁，历来备受赞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俗称“三百千”，《三字经》后来居上，尽管这里的“居上”是源于数字顺序，未必便是价值和声望的高低排列，但事实上，综其覆盖读者之广、教育作用之深以及流传时间之久观而言，《三字经》在中国古代蒙书教材中，不能不说是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书。《三字经》的内容大致分为三个板块，先是为人的基本道德观念和以数字为线索串起来的一些基础常识，再是旧时学生的知识体系的简洁，其中尤详于历史知识，最后是一些劝学的小故事和格言。相比于《千字文》，《三字经》的语言更加浅显，其文义很少有需要注解才能读通的，但由于以三个字为一个单元，其压缩率更高，所以其中的不少常识和故事经过了提炼而有许多简省，同时不少段落也难以像一般散文那样完全对应地译为白话。根据这种情况，在注解过程中我们更侧重相关内容的适当扩展，一般在每一个部分之下先给出其内容大意，然后根据内容或介绍相关的知识，或联系今天实际做一些简评，或补充相应的故事，使之基本上易于理解并能在更大程度上适应今天的孩子。

在“天人合一”的大尺度时空中，本书以漫画这一最为通俗的形式，用过对“天圆地方”在科学意义上的合法性论证，给出了中国文化的世界观、方法论和统一场；提出了“天工开物”和“人工开物”原则，从而为以相宜、自洽为终极诉求的中国文化和哲学提供了可操作性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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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林语堂先生全面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真正内涵。孔子的思想代表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以伦理为法，以个人修养为本，以道德为施政之基础，以个人正心修身为政治修明之根柢。更精确的说，儒家的思想志在重新树立一个理性化的封建社会。老子觉察了人类智巧的危机，故尽力鼓吹“无知”以为人类之最大福音。他又觉察了人类劳役的徒然，故又教人以无为之道，所以节省精力而延寿养生。由于这一意识使积极的人生观变成消极的人生观。它的流风所被染遍了全部东方文化色彩。儒家崇理性，尚修身；道家却抱持反面的观点，偏好自然与直觉。喜欢抗拒外物的人，似乎总站在高处，较易于接受外界事物的一方更能吸引人。代表这两种类型思想的人，便是尊崇礼教的孔子和喜欢抗拒外物的自然主义者——老子。

本辑“卷首”刊发了两位主编关于巴金的对话，虽然离巴金去世的日子已经过去很久了，但当时因为他的逝世而引发的这段交谈却似乎并没有过时，从某种意义上还代表了我们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些基本的看法，尤其揭示了我们正在探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巴蜀学派”的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国际汉学”是这一期的重点栏目。金秀妍关于《良友画报》的研究体现了韩国学者素有的细腻与耐心。来自德国鲁尔大学东亚研究系的冯铁教授是活跃在国际汉学界的著名学者，他关于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的研究从材料到观点都提出了全新的内容，一个中国本土学者所忽略的思路，尤其是诸如“文学遗产的管理者”与女性主义视角的连接等方面，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值得我们细读。“全球化”至少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机会：让来自不同民族与国家的知识分子就同样的研究对象自由发表他们的看法，无论怎么说这都是有益的，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国际交流，这一直都是本刊的重要目标。“巴蜀文学重读”是我们长期建设的栏目，本期推出了5篇专论，尤其是邓伟的文章，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传统的地域文学研究提出了质疑，这体现了新一代学人自觉的学术超越意识，我们热切地盼望着本刊能够收到更多像这样有锐气的专论。“文学史新论”中刊发了6篇论文，它们的确都是富有特色的“新论”，无论是历史现象的再梳理，还是当前动态的描述，都给人以启发。“现代文化研究”栏目下的郝明工、沈庆利、马东瑶等先生近年来皆对他们的论题有相当深入的关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他们这些年独立思考的结晶。本期“探讨与争鸣”栏目值得大家特别注意。我们刊发的两篇论文都很有针对性，火源先生对本刊主编李怡的新著提出了商榷性的意见，无论我们是否同意这些意见，都不能否认他所涉及的这些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姜彩燕女士则以鲁迅《狂人日记》为例，对陈思和先生关于“先锋～常态”的著名命题提出了自己的质疑。我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发展一样，都需要这样真切的“探讨与争鸣”，本刊自创立伊始就致力于学术争鸣氛围的营造，只是在目前的“人情世故”当中，江湖气息已经严重掩盖了真挚的学术商榷，我们真诚地希望与国内学人共同努力，再现以“探讨与争鸣”起步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盛况。

本书是《暨南史学文库》丛书中的一种，作者别具只眼，旁搜远绍，从中国文化史的长河中酌取了一些浪花，与读者共同品赏。本书共包括26篇论文，其中，有关于体育的角抵考，有关于名胜的瓦官寺、狮子林考，还有关于神话的五显神、泥马渡康王考，名人的元朝大画家倪瓒（云林）生平考，文献的《元史·地理志》资料探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