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钱理群乡风与市声，似乎是古已有之的;在我们所说的二十世纪散文里，却别有一种意义：它与中国走出自我封闭状态，打开通向世界的窗口，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现代化的历史息息相关。随着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化工业城市的出现，人们听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喧嚣的“市声”。在广大农村，尽管传统“乡风”依在，但小火轮、柴油轮毕竟驶进了平静的小河，“泼剌剌地冲打那两岸的泥土”，玷污了绿色的田野，无情地冲击、改变着旧的“乡景”与“乡风”（茅盾：《乡村杂景》）。理论家们、历史家们在“乡风”与“市声”的不和谐中看到了两种文明的对抗，并且慨然宣布：这是两个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的旧中国与现代工业文明的新中国之间的历史大决战，它们的消长起伏，将决定中国的命运，等等。但中国的作家，对此作出什么反应呢？一个有趣而发人深省的现象是：当作家们作为关心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作理性思考与探索时，他们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站在现代工业文明这一边，对传统农业文明进行着最尖锐的批判，其激烈程度并不亚于历史学家与理论家们。但当他们作为一个作家，听命于自己本能的内心冲动，欲求，诉诸于“情”，追求着“美”时，他们却似乎忘记，前述历史的评价，而几乎是情不自禁地对“风韵”犹存、却面临着危机的传统农业文明唱起赞歌与挽歌来———这种情感倾向在我们所讨论的描绘乡风市声的现代散文里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大概是因为现代散文最基本的特质乃是一种“个人文体”，最注重个性的表现，并“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文章”（周作人：《杂拌儿·题记》）的缘故吧。而本能的，主观的，情感、美学的选择，是最能显示中国作家某些精神特质的;我们正可以从这里切入，对收入本集中的一些散文作一番考察。请注意下面这段自白———“生长在农村，但在都市里长大，并且在城市里饱尝了‘人间味’，我自信我染着若干都市人的气质;我每每感到都市人的气质是一个弱点，总想摆脱，却怎地也摆脱不下;然而到了乡村住下，静思默想，我又觉得自己的血液里原来还保留着乡村的‘泥土气息’”。说这话的正是中国都市文明第一部史诗《子夜》的作者茅盾。这似乎出人意料的表白，使我们想起了一个文学史的重要现象。许多现代中国作家都自称“乡下人”。沈从文自不消说，芦焚在他的散文集《黄花苔》序里，开口便说：“我是乡下来的人。”李广田在散文集《画廊集》题记里也自称“我是一个乡下人”，并且说：“我爱乡间，并爱住在乡间的人们，就是现在，虽然在这座大城里住过几年了，我几乎还是像一个乡下人一样生活着，思想着，假如我所写的东西里尚未能脱除那点乡下气，那也许就是当然的事体吧”，李广田还提出了“乡下人的气分”的概念，以为这是他自己的以及他所喜欢的作品的“神韵”所在。大概用不着再多作引证，就可以说明，中国现代作家与中国的农村社会及农民的那种渗入血液、骨髓的广泛而深刻的联系：生活方式、心理素质、审美情趣不同程度的“乡土化”，无以摆脱的“恋土”情结等等。这种作家气质上的“乡土化”决定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面貌，并且是现代文学发展道路的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是我们考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不可忽视的。当然，无论说“乡土化”，还是“恋土”情结，都不免有些笼统;它实际包含了相当丰富、复杂的内涵，是可以而且必须作多层次的再分析的。说到“乡风”，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北京（北平）的风貌;最能显示中国作家“恋土”情结的，莫过于对北京的怀念。在人们心目中，北京与其是现代化都市，不如说是农村的延长，在那里，积淀着农业文明的全部传统。土生土长于斯的老舍这样谈到“北京”———“假使让我‘家住巴黎’，我一定会和没有家一样的感到寂苦。巴黎，据我看，还太热闹。自然，那里也有空旷静寂的地方，可是又未免太旷;不像北平那样既复杂而又有个边际，使我能摸着———那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面向着积水滩，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草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的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北平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几乎是什么地方既不挤得慌，又不太僻静：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与树;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区不远。……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的喘气;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围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老舍在北京捕捉到的，是“象小儿安睡在摇篮”里的温暖，安稳，舒适的“家”的感觉;所觅得的，是大“自然”中空间的“自由”与时间的“空闲”;“家”与“自然”恰恰是农业传统文明的出发与归宿。这正是老舍这样的中国作家所迷恋、追怀的;老舍把他对北京的爱比作对母亲的爱，是内含着一种“寻找归宿”的欲求的。另一位著名的散文家郁达夫，他在同为古城的扬州，苦苦追寻而终不可得的，也是那一点田园的诗意，他一再地吟诵“十年一觉扬州梦”的诗句，觉得这里“荒凉得连感慨都教人抒发不出”，是充满着感伤情调的。具有艺术家敏感的丰子恺从二十年来，“西湖船”的四次变迁里，也发现了传统的恰如其分的，和谐的“美”的丧失，与此同时，他又感到了“营业竞争的压迫”与他称之为“世纪末的痼疾”———与传统诗意格格不入的“颓废精神”的浸入，他以为这是“时代的错误”，因而感觉着“不调和的可悲”。正是由这不可排解的“失落感”，形成了现代散文的“寻找”模式———寻找失去了的过去，寻找一去不返的童年，寻找不复重复的旧梦……既是题材，又是结构，更是一种心态，调子。可以想见，这些已经“乡土化”了的、怀着不解的“恋土”情结的中国作家，一旦被生活抛入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会有怎样的心境、感觉，他们将作出怎样的反应。于是，我们在描写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城市的一组散文里，意外地发现了（听见了）相当严峻的调子。尽管角度不一：有的写大城市的贫民窟，表现对帝国主义入侵者盘剥者的憎恨（王统照）;有的写交易所“小小的红色电光的数目字是人们创造”，却又“成为较多数人的不可测的‘命运’”（茅盾）;有的写夜上海赌场的“瞬息悲欢，倏忽成败”的人生冒险，以及“冒险中的孤独”（柯灵）……，但否定性的倾向却惊人的一致。只有周作人的“否定”别具一种眼光;他不仅批判上海“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更发现“上海气的基调即是中国固有的（封建传统文化的）‘恶化’”（《上海气》）;他是希望实现中国文化的真正现代化的。柯灵的《夜行》也是值得注意的。他似乎发现了别一个宁静的夜上海;据说“烦嚣的空气使心情浮躁，繁复的人事使灵魂粗糙，丑恶的现实磨损了人的本性，只是到了这个时刻，才像暴风雨后经过澄滤的湖水，云影天光，透着宁静如镜的清澈。”但当他到街头小店去寻找“悠然自得的神情”，“恍惚回到了辽远的古代”的感觉时，他就于无意中透露了他向往的依然是一个“城市里的乡村”世界，他醉心的仍旧是传统的“静”的文明。真正能够感受与领悟现代工业文明的“美”的，好像唯有张爱玲;尽管茅盾也曾宣布“都市美和机械美我都赞美”，但这大多是一种理性的分析，张爱玲却是用自己的心去贴近、应和现代大都市脉搏的跳动的。只有张爱玲才会如此深情地宣称：“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这里传达的显然是异于“乡下人”的现代都市人的心理状态与习惯，但再往深处开掘，我们又听到了如下心理剖析———“我们的公寓邻近电车厂，可是我始终没弄清楚电车是几点钟回家。‘电车回家’这句子仿佛不很合适———大家公认电车为没有灵魂的机械，而‘回家’两个字有着无数的情感洋溢的联系。但是你没看见过电车进厂的特殊情形罢？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有时候，电车全进了厂了，单剩下一辆，神秘地，像被遗弃了似的，停在街心。从上面望下去，只见它在半夜的月光中坦露着白肚皮”（《公寓生活记趣》）。原来张爱玲所要捕捉的，也是“家”的温暖，亲切与安详，她在文化心理上的追求，与老舍竟有如此地相通;但“家”的意象在她的情绪记忆里，唤起的是“孩子”的“吵闹”的动态，以及“由疲乏而生的驯服”的安静，而不复是老舍的“母亲”的爱抚与召唤，这其间的差异也是颇值得玩味的。我们所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饶有兴味的文化现象;中国作家可以比较迅速、也相对容易地接受外来的文化观念、方法，并因此而唤起对传统文化观念、方法的批判热情;但一旦进入不那么明确，有些含糊，似乎是说不清的，但却是更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审美情趣……这些领域，他们就似乎很难抵御传统的诱惑。对这类现象，简单地作“复古”、“怀旧”等否定性价值判断，固然十分痛快，但似乎并不解决问题。这里不仅涉及文化心理、审美情趣的民族性，而且也与如何认识人的一些本能的欲求有关联;鲁迅就说过，“人多是‘生命之川’中的一滴，承着过去，向着未来。倘不是真的特出到异乎寻常的，便都不免并含着向前和反顾”（《集外集拾遗·〈十二个〉后记》），这就是说，“人”在生命的流动中，本能地就存在“向前”与“反顾”两种对立而又统一的心理、情感欲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所谓“怀旧”心理、情绪是出于人的本性的。鲁迅在他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小引里，谈到“思乡的蛊惑”时，曾作了这样的心理分析———“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明知是“哄骗”，却仍要“时时反顾”，这执拗的眷恋，是相当感人而又意味深长的。读者如从这一角度去欣赏收入本集的一些“思乡”之作，例如叶圣陶的《藕与莼菜》，周作人的《石板路》，大概是可以品出别一番滋味的。事实上，对于有些中国现代作家，所谓“恋土”情结，实质上是对他们理想中的健全的人性与生命形态的一种向往与追求。在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大概要算沈从文。他在《湘行散记》里谈到他所钟爱的“乡下人”时，这样写道：“从整个说来，这些人生活都仿佛同‘自然’正相融合，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沈从文醉心的，显然是人性的原生状态，与“自然”相融合的，和谐而又充满活泼的生命力的生命形态。在沈从文看来，这样的原始人性与生命形态正是“存在”（积淀）于普通的“乡下人”身上，中国的“乡土”之中。于是，我们在收入本集的《鸭窠围的夜》里，读到了如下一段文字———“黑夜占领了全个河面时，还可以看到木筏上的火光，吊脚楼窗口的灯光，以及上岸下船在河岸大石间飘忽动人的火炬红光。这时节岸上船上都有人说话，吊脚楼上且有妇人在黯淡灯光下唱小曲的声音，每次唱完一支小曲时，就有人笑嚷。什么人家吊脚楼下有匹小羊叫，固执而且柔和的声音，使人听来觉得忧郁。……“……这些人房子窗口既一面临河，可以凭了窗口呼喊河下船中人，当船上人过了瘾，胡闹已够，下船时，或者尚有些事情嘱托，或有其他原因，一个晃着火炬停顿在大石间，一个便凭立在窗口，‘大老你记着，船下行时又来’。‘好，我来的，我记着的’。‘你见了顺顺就说：会呢，完了;孩子大牛呢，脚膝骨好了，细粉带三斤，冰糖或片糖带三斤’。‘记得到，记得到，大娘你放心，我见了顺顺大爷就说：会呢，完了。大牛呢，好了。细粉来三斤，冰糖来三斤’。‘杨氏，杨氏，一共四吊七，莫错账！’‘是的，放心呵，你说四吊七就四吊七，年三十夜莫会要你多的！你自己记着就是了！这样那样的说着，我一一都可听到，而且一面还可以听着在黑暗中某一处咩咩的羊鸣。———”在小羊“固执而且柔和的声音”与乡民平常琐碎的对话之间，存在着一种和谐;这河面杂声却唤起了一种宁静感———这是动中之静，变中之不变，凝聚着和历史、文明、理念都没有关系的永恒。作家以忧郁、柔和的心态去观照这一切，就感到了某种神圣的东西。沈从文说，这里“交织了庄严与流动，一切真是一个圣境”（《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另一位经历、风格与沈从文很不同的诗人冯至，也从“还没有被人类的历史所点染过的自然”里，感受到了“无限的永恒的美”。他大声疾呼：“对于山水，我们还给它们本来的面目吧。我们不应该把些人事掺杂在自然里面，……在人事里，我们尽可以怀念过去;在自然里，我们却愿意它万古长新”（《山水·后记》）。于是，在冯至笔下出现了《一个消逝了的山村》，这里的森林“在洪荒时代大半就是这样。人类的历史演变了几千年，它们却在人类以外，不起一些变化，千百年如一日，默默地对着永恒”;这里的山路“是二三十年来经营山林的人们一步步踏出来的，处处表露出新开辟的样子，眼前的浓绿浅绿，没有一点历史的重担”;这里也曾有过山村，“它像是一个民族在这世界里消亡了，随着它一起消亡的是它所孕育的传说和故事”，人们“没有方法去追寻它们，只有在草木之间感到一些它们的余韵”，诗人果真从这里的鼠草，菌子，加利树，以至幻想中“在庄严的松林里散步”时“不期然地”在“对面出现”的鹿，得到了生命的“滋养”;于是，“在风雨如晦的时刻，我踏着那村里的人们也踏过的土地，觉得彼此相隔虽然将及一世纪，但在生命的深处，却和他们有着意味不尽的关连”……。这里也是从“生命”的层次超越时空与一切人为的界限，达到了人与自然，今人与古人的融和;对于“乡风、山景”的这类“发现”，确实是“意味不尽”的。当然，在二十世纪中国散文中，更多的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发现”;读者是不难从收入本集的茅盾“战时城镇风光”速写《成都———“民族形式”的大都会》、《“战时景气”的宠儿———宝鸡》，以及贾平凹新时期乡风长卷《白浪街》、《秦腔》里，看到中国乡村的变革，社会历史的变迁的。与前述沈从文、冯至的文字相比，自是有另一番风致与韵味。至于收入本集的许多散文，所展示的北京、上海、青岛、南京、扬州、杭州、广州、福州、重庆、成都等大中城市的不同个性，南、北农村的特异风光，独立的美学价值之外，还具有特殊的民俗学价值，这也是自不待言的。由此而展现的散文艺术多元化发展的前景，也许更加令人鼓舞———尽管读者对收入本集的散文，即使在风格多样化方面，仍然会感到某种遗憾。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写毕

《论语》一书是孔子在教学过程中同他的学生们讨论问题的发言，有些话是孔子说的，有些话是弟子说的。他的学生们将这些话记录了下来。孔子死后，他们把这些话编辑成书，到汉朝初年始有《论语》这个书名。名《论语之学而为政》，名字起得好。同其他许多注释、注解、译注、集注、义疏、正义之类的名字比较起来，此书的名字，显得轻松、自由、灵活。作者没有把自己看作专家来注释、解释《论语》，而是以谦恭之心来研学《论语》，而《论语之学而为政》即是作者的学习心得。这些心得和体会，多为作者本人的见解。其实，从古到今。所有的《论语》注释者，谁也不敢说他的注释、注解完全符合孔子的原意。作者把他的学习体会公诸于世，与广大的读者商榷。他山之石，可以为错，通过彼此之间的切磋琢磨，把学习水平提高一步。<

在巨人的背后，绵亘着一道什么样的历史与精神的地平线？“毛泽东现象”有着一种什么样的意识起源？古今中外纷繁驳杂的思想资源，开阔着青年毛泽东的思想理路。早期大力倡导精神上的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五四运动后则从个体自觉延伸到了群体联合和民主自治，激情主张“民众大联合”和建立“湖南共和国”，他的思想探索显得蹒跚而又坚毅。总体上说，青年毛泽东思想的最重要的追求，就是世界和人生的“大本大源”，就是支配历史前进和人生进步的根本规律。而晚年，他宏大的思想愈走愈狭，金字塔尖上威严屹立的只剩下一个无限但却孤独的自我，并以此虚构或取代了整个民族和国家，走上了一条非理性的迷途，深深地陷入了政治哲学思考的悲剧循环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悲剧中，他导演了气壮山河的历史喜剧；在社会主义的历史喜剧中，他却导演了史无前例的民族悲剧。无论是喜剧还是悲剧，他留下的足迹都唤起后人长久的寻味与回忆。毛泽东的经历和思想，是近代中国动荡、冲突、矛盾之曲折前进和有序发展的一个缩影，具有民族精神结晶的典型意义。<

《水浒传》与义分析问题透彻准确又耐人寻味，思路清晰流畅似江流顺势而下且有波有澜，遣词造句幽默活泼，读起来有优雅轻松之感。王鸿卿教授此书共四十九篇，篇篇妙语连珠，值得细细品味。这套“明代四大奇书新论”特点有四：一是立意新。不敢说奇书奇评，但敢说对奇书有新论；二是雅俗共赏，书中有叙有议，既有对大多数读者的评介，又有对学问的探讨，可以自信地说此套书读者应是多层面的；三是行文简练流畅，每篇两千余字，多有感而发，不刻意，不做作，读起来会有轻松的感觉，休闲之时或茶余饭后可当作消遣，决不会令读者昏昏入睡。四是有教育意义。四本书评述都是从人性的角度去立论，谈诈，谈义，谈智，谈欲，评论人生，实际上讲的是修身立志，正人正己。

《金瓶梅》与欲，共四十八篇。《金瓶梅》是兰陵笑笑生所作，有人说该书主要是写“性”，我以为主要是写“欲”。“欲”包括情欲、性欲、物欲、权欲、名欲等等，它是人性的反映。在《与欲》这本小书中。本人评述了《金瓶梅》中各色人物的人性，有褒有贬，在分析有论说。诸色人等，朝廷达官显贵、地方政坛势要、出家人、读书人、家主、奴才、英雄好汉、地痞无赖皆有评说。对《金瓶梅》所涉及的官员任用、科举制度、文化现象，市井百态多所批判。如说有点特点，就是评述人和事涉及面较广，等于在某种程度上评价《金瓶梅》，让没读过此书的人对它有所了解，对想评论《金瓶梅》所展示的人性的人们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至于本书的“新论”突没突出《金瓶梅》的“奇”，至于本人评述是否得当以及文笔如何，还得请读者去评头品足。如果读者认为还有一点启示，乃吾之大幸。<

本书写了三十八篇，每篇两千余字，全书十余万言，本书第一篇为“乱世天诈人更诈”，不仅题目取得巧，而且主旨道得明。“诈”，带有狡黠、阴险、欺骗的意思，如期诈、奸诈、诈骗等。其实诈也有智慧的内涵。是智慧、智谋的运用。兵法中就有“兵不厌诈”之说。《三国演义》著作本身从政治上分析国家由分裂到统一的政事和战争；从思想文化上讲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的核心——大一统思想；从传统道德上讲的是忠义，论《三国演义》时，作者却另辟蹊径，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探讨，不讲大一统，不论忠与义，而是确定一个新的主题叫“诈”。从“智”的反面去研究《三国演义》中的“智”。在书中，他研究了曹操、曹丕、荀彧等人的“诈”，也研究了诸葛亮、刘备、孙权、张飞等人的“诈”。这套“明代四大奇书新论”特点有四：一是立意新。不敢说奇书奇评，但敢说对奇书有新论；二是雅俗共赏，书中有叙有议，既有对大多数读者的评介，又有对学问的探讨，可以自信地说此套书读者应是多层面的；三是行文简练流畅，每篇两千余字，多有感而发，不刻意，不做作，读起来会有轻松的感觉，休闲之时或茶余饭后可当作消遣，决不会令读者昏昏入睡。四是有教育意义。四本书评述都是从人性的角度去立论，谈诈，谈义，谈智，谈欲，评论人生，实际上讲的是修身立志，正人正己。

《与智》从题目看似乎与《与诈》相近。诈与智，的确是孪生兄弟，十分相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常常令人难分彼此。王振泰先生论“诈”，侧重于曹操、刘备、诸葛亮等诈谋的运用，用“诈”去分的评价“三国”人物的行事、品质和道德。刘刚教授论“智”，却是刻意分析孙悟空西行路上斗智斗勇，与论“诈”有异曲同工之妙，却又独树一帜。刘刚教授多年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知识广博，功底深厚，行文老道，布局谋篇，异常严谨。刘刚先生论述中运用佛家、道家和儒家学说以及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的观点分析人物，评说故事情节很有见地。在写作手法上用写唐僧、猪八戒的“愚”，来凸显孙悟空的“智”，这种反衬法，使对孙悟空的评价更丰满。他用“五行说”，剖析唐僧师徒之间的关系，很有意味。刘刚先生行文旁征博引，内容丰富，语言精练，恰到好处。全书为文四十一篇，以论“智”为中心，言智讲愚，谈佛论道，叙生写论，指神说人，阅其精彩处不忍释卷。<

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人文学科内部、社会科学内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问的碰撞交融，是大批多学科、跨学科的崭新研究领域的出现。不同学科知识的重叠和交叉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反映了现代世界的日益错综复杂和社会需求的巨大变化。《当代西方学术思潮丛书》之《交汇与融合—跨学科篇》选编了35篇论文，内容涉及各交叉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介绍了诸多当代重大问题的最新研究进展。本书将为读者提供更为广阔的视角，更全面地认识我们今天的世界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变化趋势和作用。<

在激情与冷静之间，在愤怒与理性之间，周文渊直面中国足球前所未有的变乱，与所有球迷一同经历所有痛苦和酸涩，酝酿出这本书，酝酿出这一团雪中的烈火，这一块血里的坚冰……他用一杆锋刃如雪的长枪，挑穿中国足球大乱局浓黑内幕；一个冷笑如风的骑士，揭穿中国足球大溃败腐烂的根基！中超元年，几个命运迥异却又如此相似的“大人物”，在中国足坛这个特定世界的特定年份里，同时经历着彼此生命中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演绎出一幕幕辉煌与彷徨，抗争与妥协、挣扎与绝望的悲喜大剧。而当年终岁末，局中人物酣战尤欢之际，人们却霍然发现，承载这一切故事的舞台早已满目疮痍、几近坍塌——中国足球实实在在地进入了一个公认的，并看似不可逆转、绝难轮回的冰河期。到底是命运弄人，还是人终将胜天，等待中国足球的，也许仍将是个难以预料的结局……本书作者秉承其“《体坛周报》第一评论员”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以深邃独到的犀利眼光，高屋建瓴的雄辩气度，极富批判精神的血性文风，从宏观到微观，从人物到事件，以人物列传的写作形式将中国足球一系列深层次问题逐一剖析；其观点之精辟、语言之辛辣，内容之尖锐，绝对堪称对当今中国足坛“大佬们”的一次“非法律起诉”。作者籍以此书，对人性、对价值，以及对被赋予了潜在精神拷问的，中国足球世界那无间道般的生与死，罪与罚——那种“原罪般不幸”根源的孜孜探寻，乃是本书的魅力所在。

本书由《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和《所谓东林派人士的思想》两部分构成，书中以李贽、戴震等人及东林派人士为重点，对明清之际中国思想界的变化与发展作了比较深入的解剖。本书的意图就在于从不得不屈折转变为自由。对欧洲既不是抵抗也不是追随。既然接受了“近代”这个概念，那么索性使它扎根于亚洲。如果要在本来和欧洲异体的亚洲看透“近代”，那就只有上溯到亚洲的前近代，并在其中找到渊源。也就是说，以亚洲固有的概念重新构成“近代”。出自对“近代”的屈折感，我遂以中国思想作为研究对象，我的本心是希望由此亲自认识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固有的或本来的历史价值。本书就是这种摸索或试验的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