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所收各文的作者均为国际著名学者，是近年来活跃在西方学术舞台上的重要思想家和理论家，他们的理论和思想的重要性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承认。书中的论文涉及到公共领域、现代性和全球化等问题，它们不仅是从西方社会历史现实中提出的基本问题，其理论的启发性和有效性不仅囿于西方社会，对正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也有重要的借鉴和研究意义。

四年前，作者从某些文学作品中发现了一类不同寻常的东西，最终又将此类不同寻常者命名为“神圣者”。本书千言万语，实际上只是对于神圣者的实在性所作的反复揭示或证明。本书也可以说是对于人类神圣文化的一次总结，或者是对于人类神圣文化的一种崭新的解释。在文化日益世俗化的今天，本书可以满足人们心灵深处对于神圣文化的一点渴望。本书有这么一个优点：不用“玄谈”的方式来“谈玄”。本书始终不曾远离各种现象。诗学篇对于全书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也最集中地体现了对于传统诗学的革命性。历史上，一般来说，总是各种哲学给诗学提供各种原理；本书中，却是诗学为哲学贡献了第一原理。这也是本书的一个特点。作者由此相信，任何有些价值的哲学，只能是起步于对于具体科学的探索，而不是对于哲学史的直接钻研。作者不是方法崇拜者，却发现科学所发现的每一种原理正是有效的方法。作者在此道出此点，供志在创造的后来者参考。一个人能够“顿悟”到某个原理的存在，他诚然是幸运的，但科学研究更艰巨的任务，是认清此原理的各种性质，从而形成对于此原理的清晰定义——这一过程或许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层层深入的。科学研究的主要困难，在于逐步发现乍看之下相歧异者的同一性。

本书是“在北大听讲座”书系的第六辑，所收文章皆为专家，教授、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在北大的精彩演讲。文章深入浅出、简练朴素，既有引人深思的深厚学理、又有催人奋进和人生智慧。文章兼容并蓄，可谓思想的精粹、智慧的集锦。在浮华之风日盛的今日社会，对所有“为国求学、努力自爱”的人们来说北大讲座中传来的思想之声是真正值得认真品味和用心领会的。叶自成关于中国外交战略的几个问题、袁明从“9·11”谈起、刘西拉世贸大楼倒塌后的反思、杨明美国总统选举的制度和程序、谢又乔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西部一切战略、刘震云从《一地鸡毛》到《一腔废话》、董强从《笑忘书》看昆德拉作品中的人与社会、Kah Kyung Cho张祥龙现象学与东方思想、秦晖文化比较与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历史观、冯国瑞信息社会与人、丁宁西方当代艺术心理学、程大利笔墨精神与中草药文化、邱仁宗人口问题与伦理学。

本书内容包括：神道的起源、神道的流派与变迁、明治维新后的神道、神道的特质、神道上的神宫和神社、神道中的祭祀、神道与艺术等。

政治不是道德清谈。政治是正义和伦理原则碰到现实问题的灰色地带。知识分子介入政治，他们的责任就是在道德完美主义和功利政治之外，帮助并不完美的公共生活寻找自由与理性的支点。有人说，民主就像是渡人的木筏，看似简陋的木筏虽然总很湿漉，但却可以让人安全地落脚，没有沉船的危险。民主的政治也是如此。只有哪些不怕湿了脚的知识分子，才能上得民主政治的木筏。<

1848年革命以后，西欧各国的政治空气普遍紧张，现实主义在矛盾中发展分化，一部分艺术家放弃了尖锐的政治意识，顺应中产阶级生活情趣，在轻松愉悦的生活现象中选择画题，画法也日趋疏朗明快。因此，印象主义既是现代生活观念促成的，又是艺术语言自身变革的产物。印象主义借助了现代物理发展成果，在光与色的表现上取得了突出成就。<

“人文日本新书”是一套关注人文日本，介绍日本文化及中日文化交流的新型文化学术类图书。全套图书均由中国日本文学研究界一流的学者专家写作，题材广泛，立论严谨，内涵深刻。

对于喜欢动脑筋的聪明孩子来说，读侦破故事是特别过瘾的事情。个头矮小的名侦探柯南、风度翩翩的福尔摩斯，是孩子们心中的偶像。现在展示在大家面前的这套少年急智小说，将会给少年朋友们带来更加新奇有趣的阅读体验。因为这套书要“跳来跳去”地读。案件的线索曲折地隐藏在故事中，要孩子们自己一步一步找出来。你既可以按照案情发展的逻辑，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往下读。故事最终的结局或许如你所料，或许会让你大吃一惊。当你从头至尾读完这套书的时候，你自己也成了探案高手。读这样的故事，不仅能充分满足你的好奇心、求知欲，还能培养你的逻辑思维能力，锻炼你的观察力，让你在游戏中学会如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获得成功的快乐。现在有许多家长、老师和教育专家，都在为孩子们远离书本、亲近网络而担忧。其实，一个孩子如果不喜欢阅读，那并不是孩子的错，而是他没有找到喜欢读的书。

贝多芬于1770年12月16日出生在德国小城波恩。他的父亲是宫廷男高音歌手，但有酗酒的恶习。从4岁起，贝多芬就受到父亲严格的音乐训练，他整天被关在屋子里练琴。贝多芬很早就学会了演奏钢琴、管风琴、小提琴、中提琴和长笛，13岁就当上了宫廷剧场首席小提琴师和教师、助理管风琴师。由于家境贫困，贝多芬小小年纪便承担起家庭重担，因而没能受到很好的教育。他是靠在剧院里接触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充满社会生活题材的喜歌剧以及欧洲各国文豪的作品，自学成长起来的。他17岁时，母亲去世了，年轻的贝多芬作为一家之主，同生活顽强地作斗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革命影响到德国，正在波恩大学作旁听生的贝多芬也沉浸在革命的激情之中。法国大革命对贝多芬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信仰共和制，热爱“自由、平等、博爱”，推崇人民、斗争、胜利，他把这种信念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至死不变。

本集收录了朱自清、鲁迅、周作人等大家的描写的关于父子之情、儿女情态、童趣盎然的作品，不仅是表现了真挚的亲子之爱，尊父之情，而且有着相当深广的历史、文化的内涵，也包含了对于文学艺术本质的思考与感悟。而这也正是本集中最动人，也最耐读的篇章。“人伦”大概要算是中国传统文化及传统文学中的“拿手好戏”，这是有确论的，其大有文章可做也是不言而喻的。而我们要讨论的，却是中国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学（散文）中的“人伦”，这就似乎有些麻烦，提笔作文章，也颇费踌躇了。这使我想起了徐志摩先生曾经提过的一个问题：“我们姑且试问，人生里最基本的事实，最单纯的，最普遍的，最平庸的，最近人情的经验，我们究竟能有多少把握，我们能有多少深彻的了解？”他是有感而发的：人的感情世界曾经一度被划为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学的禁区；而“人伦”领域，是尽由感情支配，最少理性成份的，这里所发出的全是纯乎天机，纯乎天理，毫不掺杂人欲、世故或利害关系于其间的叫声。人伦之情是徐志摩所说的“人生里最基本的事实，最单纯的，最普遍的，最平庸的，最近人情的经验”，它也就愈遭到人为的排斥。在一些人看来，“人伦”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中占据特殊重要的位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对立物的现代文化与文学就必须将“人伦”摒除于“国门之外”，这叫作“反其道而行之”。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收入本集的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因为抒写了父子之情，在选作中学语文教材时，竟多次遭到“砍杀”的厄运。但世界上的事情也确实不可思议：在现代散文中，朱先生的《背影》恰恰又是知名度最高者中的一篇，至少我们这样年纪的知识分子就不知被它“赚”过多少回眼泪。可见人情毕竟是砍不断的；特别是人伦之情，出于人的天性，既“真”且“纯”，具有天生的文学性，这其实是一种内在的本质的沟通，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摒弃了人伦之情，也就取消了文学自身。说到现代文化与文学，这里似乎有一个可悲的历史的误会：现代文化与文学之于传统文化与文学，不仅有对立、批判、扬弃，更有互相渗透与继承，不仅有“破”，亦有“立”。五四时期的先驱者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孟儒学的“人伦”观，确实进行过尖锐的批判，但他们同时又建立起了自己的新的现代“人伦”观，并且创作了一大批人伦题材的现代文学作品，内蕴着新的观念、新的情感、新的美学品格，是别具一种思想与艺术的魅力的，并且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伦题材的现代散文中，描写“亲子　”之情的作品是格外引人注目的。这首先反映了由“尊者、长者为本位”的传统伦理观，向“幼者为本位”的现代伦理观的转变；同时也表现了对于人的本性，对于传统文化的新认识、新反思。且看丰子恺先生的《作父亲》里所写的那个真实的故事：小贩挑来一担小鸡，孩子们真心想要，就吵着让爸爸买，小贩看准了孩子的心思，不肯让价，鸡终于没有买成。爸爸如此劝告孩子：“你们下次……”，话却说不下去，“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倘再进一步，就变成‘看见好的嘴上应该说不好，想要的嘴上应该说不要’了。在这一片天真烂漫光明正大的春景中，向哪里容藏这样教导孩子的一个父亲呢？”这确实发人深省：纯真只存在于天真烂漫的儿童时代，成熟的、因而也是世故的成年时代就不免是虚伪的。由此而产生了对儿童时代的童心世界的向往之情。收入本集的有关儿女的一组文章，特别是朱自清先生与丰子恺先生所写的那几篇，表现了十分强烈的“小儿崇拜”的倾向（与“小儿崇拜”相联系的，是一种十分真诚的成年人的“自我忏悔”）。而这种“小儿崇拜”恰恰是构成了五四时代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从人类学意义上对于儿童的“发现”，表现了对人类及人的个体的“童年时代”的强烈兴趣。周作人说：“世上太多的大人虽然都亲自做过小孩子，却早失去了‘赤子之心’，好像‘毛毛虫’的变了蝴蝶，前后完全是两种情状，这是很不幸的”，五四时代出现的“儿童文化热”，正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深刻反思。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作为西方文化起源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西方文化也是正常发展的文化；而中国人无疑是“早熟的儿童”，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早熟的文化。五四的先驱者一接触到西方文化，首先发现的，就是民族文化不可救药的早衰现象，因而产生一种沉重感与焦灼感。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化热”本质上就是要唤回民族（包括民族文化与文学）的童年与青春，进行历史的补课。了解了这样的文化背景，就可以懂得，收入本集中那些描写儿女情态、童趣盎然的作品，不仅是表现了真挚的亲子之爱，而且有着相当深广的历史、文化的内涵，也包含了对于文学艺术本质的思考与感悟。在我看来，这正是本集中最动人，也最耐读的篇章。对本集中描写“母爱”的作品，也应该作如是观。五四时期在否定“长者本位”的旧伦理观的同时，把“母爱”推崇到了极致。鲁迅在著名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就大谈“母爱”是一种“天性”，要求把“母爱”的“牺牲”精神“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这里显然有想用“母爱”来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意思（鲁迅不是早就说过，中国国民性中最缺少的就是“诚”与“爱”么？）。这其实也是五四的时代思潮。李大钊就说过：“男子的气质包含着专制的分子很多，全赖那半数妇女的平和、优美、慈爱的气质相调剂，才能保住人类气质的自然均等，才能显出民主的精神。”沈雁冰还专门介绍了英国妇女问题专家爱伦凯的一个著名观点：“尊重的母性，要受了障碍，不能充分发展，这是将来世纪极大的隐忧”，并且发挥说：“看了爱伦凯的母性论的，能不替中国民族担上几万分的忧吗？”以后历史的发展证明沈雁冰并非杞人忧天。“母性”未能充分发展，对我们民族气质的消极影响，至今仍是随处可见的。收入本集的秦牧的《给一个喜欢骑马的女孩》，对此有相当痛切的阐发。把那些描写母爱的文章置于本世纪中华民族精神气质发展史的背景下，我们自不难发现它们的特殊价值，但也会产生一种历史的遗憾：这样的文章毕竟太少，而且缺乏应有的份量。不善于写母爱的文学，是绝没有希望的。鲁迅未能完成的写作计划中，有一篇题目就叫“母爱”；我们的作家，什么时候才能实现鲁迅的遗愿呢？“师长”在传统伦理观中是据有特殊地位的，所谓“天地君亲师”，简直把“师”置于与“君”同等的尊位。如此说来，本世纪以来一再发生的“谢本师”事件，恐怕是最能表现现代伦理观与传统伦理观的对立的。师生之间的冲突，是否一定要采取“谢本师”即断绝师生关系的彻底决裂的方式，这自然是可以讨论的；但由此而确立了老师与学生、父辈与子辈（扩大地说，年长的一代与年青的一代）“在真理面前互相平等”的原则，却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由刘半农《老实说了吧》一文引起的争论（有关文章已收入本集），是饶有兴味的。作为争论一方的刘半农等是五四时代的先驱者，属于父辈、师辈；争论的另一方，则是三十年代的年青人，属于子辈 、学生辈。刘半农那一代人在五四时期曾有过强烈的“审父（叛师）”意识，三十年代他们自己成为“父亲”、“老师”以后，对年青一代就不怎么宽容了；不过，他们也有一个不可及的长处，就是敢于批评青年人，与青年人论战，绝无牵就、附和青年的倾向，这是保持了五四时期前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意识与个性独立意识的。而三十年代青年的“审父（叛师）”意识似乎更强烈，但从他们不容他人讲话，特别是不容他人批评自己的专制的偏激中，却也暴露出他们的潜意识里原来还存在一个“恋父（尊师）”情结，说白了，他们也是渴求着传统伦理中“父亲”（“老师”）的独断的权威的。这已经不是三十年代年青人（他们已成为当今八十年代青年的“爷爷”）的弱点，恐怕也是我们民族性的致命伤。而传统的鬼魂在反叛传统的年青一代灵魂深处“重现”这一文化现象，即所谓“返祖现象”则是更值得深思与警惕的。五四时期，“爱”的哲学与“爱”的文学是曾经风行一时的；在以人伦关系为题材的现代散文中，也同样充满了“爱”。但不仅“爱”的内质与传统文学同类作品有了不同——它浸透着民主、平等、自由的现代意识（因此有人说这是将朋友之爱向父子、母女、师生……之爱的扩大、渗透）；“爱”的表现形态也有了丰富与发展：并非只有单调的甜腻腻的爱——爱一旦成了唯一者，也会失去文学；感情的纯、真，与感情的丰富、自由、阔大是应该而且可以统一的。鲁迅的《颓败线的颤动》里，这样揭示一位“垂老的女人”的感情世界——“她赤身露体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于一刹那间照见过往的一切：饥饿，苦痛，惊异，羞辱，欢欣，于是发抖；害苦，委屈，带累，于是痉挛；杀，于是平静。……又于一刹那间将一切并合：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她于是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她那伟大如石像，然而已经荒废的，颓败的身躯的全面都颤动了。这颤动点点如鱼鳞，每一鳞都起伏如沸水在烈火上；空中也即刻一同振颤，仿佛暴风雨中的荒海的波涛……”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不仅是感情的力度，强度，更是一种自由与博大。而这位“老女人”情感的多层次性，大爱与大憎的互相渗透、补充，无序的纠缠与并合，是属于“现代人”的。而且写不出的“无词的言语”比已经写出来的词语与文章要丰富、生动得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对收入本集中的人伦题材散文理性的加工、整理过度，未能更多地保留感情与语言的“原生状态”，而感到某些不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