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奶牛建造的房子会是什么样？摩天大楼能否一日建成？我们能够在月球上居住吗？真的有建筑可以吸收雾霾吗？浮在水上的办公室能想象吗？这些并不是异想天开。人类对建筑的体验，正在被信息革命所颠覆，一个崭新的未来正在到来。未来建筑将突破传统的物理概念，将人、环境、社交需求等因素巧妙交融，给人以全新的多维体验。《未来建筑的100种可能》堪称一个建筑百宝箱，著名建筑设计师马克·库什纳从地球的七大洲（暂不涉及其他星球），搜集了当今和未来富创意、具突破性的100余座建筑——排污管道改造成的餐厅，能里外翻转的办公楼，可以充气的演奏大厅，3D打印的住宅……这本书将突破你的思维边界，为你呈现人类生存空间的无限可能。

行万里路，写一卷书。熊培云以记者的敏锐和学者的深度，详细记录了旅日期间的所见与所思。本书不仅梳理了日本自明治以来的思想流变，同时深入探讨了当今日本的社会结构与社会问题。有关“日本是中国之药”的结论，注定这不只是一本日本之书，更是一本中国之书。日本是中国的一味药。至于药性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如果认真学习日本的社会建设，日本将是一味良药，可以医治中国“弱社会”与“强个人”的病灶。如果只是看到日本在向右转、安倍在参拜靖国神社、右翼在街头举旗叫喊，从而继续以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来强化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则可能适得其反。倘若良药未成反自制苦果，将是一味毒药。我之所以仍然热衷于寻访一些我所喜爱的历史人物，固然是因为在他们身上我可以找到精神与思想上的共鸣，此外还有对历史木已成舟的某种伤怀。我相信这种伤怀不仅是基于古老的悲剧意识，更是我对所有尼布尔意义上的光明之子的深切回望。我想从黑暗年代里寻回一点光亮，希望那些曾经照亮过去的人也将照亮未来。大自然馈赠人类太多的恩情。它给了人类免费的死亡，人类却没有耐心等待这份施舍，所以不仅发明了断头台并给刽子手发工资，还制造战争把无数血肉之躯送上战场。然而，我还是要感谢大自然有关生与死的无私的施舍，它教会我们要节制贪欲。因为有了这份免费的死亡，我们可以在有生之年积极行善，至于除恶的事情交给大自然就好了。好的观念将人带上康庄大道，坏的观念让人万劫不复。当一个国家被一种坏的观念所笼罩，这个国家也就开始了它的灭顶之灾。日本当年就是这样一步步从“明治维新”滑向“一亿总玉碎”之疯狂的。在这里，“意义猛于虎”。许多人受意义的激情驱使，最终又被意义吞没。人类尚未形成。虽然我们名义上同属人类这一物种，并置身于所谓的人类文明之中，但人类从来没有真正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误解与被误解，施虐与受虐，征服与臣服，同胞与异类，只要“我者-他者”这个模式一直存在，人类就永远有两个世界的挫折。

新版《常识与通识》与旧版大为不同，新版增添了谈话集这一部分，字数较以往增添了一倍之多。整本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收获》专栏文章集结集，第二部分为对谈文章集结，同样在《收获》杂志上刊登过。第一部分即旧版《常识与通识》的全部内容，第二部分为此次新版增加的文章。整本书的内容主旨为普及诸多科学与人文常识，笔法生动，引人入胜。

阿城先生散文集，闲谈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充分体现了作者擅长清谈的风格。

阿城先生经典随笔集，作者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旅居意大利威尼斯时的见闻、随感等。

阿城先生经典短篇小说集，收录了70篇作者的短篇小说，其中有十多篇是之前版本的《遍地风流》没有，这次新添加的。

散文随笔、谈话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作者任《华夏人文地理》主编期间为其所写文字的集结；第二部分主题为阅读，内容为阿城先生读书所得所感；第三部分主题为谈话，集结了诸多与名家对谈的文章及记者访谈文章。

散文随笔集。分为文化、电影、绘画与摄影、音乐、人物等部分，谈及的话题十分广泛，显示了阿城先生浩瀚惊人的知识范畴。

新疆是我国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比较复杂的地区。《和合生一：文化融合造就一体的社会》通过对新疆地区社会冲突及其治理的历史和现实的考察，从文化的角度对冲突的根源进行解释，认为一些冲突与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密切相关，强调民族地区的治理不能单纯依靠军事、政治，不能搞唯经济论，也不能搞经济无用论，而要致力于文化融合这一基础和治本之策，并在政治、法律、语言、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和合生一，文化融合造就一体的社会，即民族和谐的社会。

本书为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资助图书。本书以时间为纲，以点代面，对德国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哲学解释学研究，着重描写德国文化中具有影响力的汉学事件和汉学人物，并阐释其历史影响力，勾勒出一条德国人眼中中国形象的演变史和发展史。在此基础上，本书进而思索了德国人的自我认同与中国作为异在之间的张力问题，由此总结出德国文化史中的中国形象的发展历程，即一个“异”与“同”从博弈到融合的历史过程：由十七世纪以前在德国文化中作为“异国”的中国，到十七世纪作为“异教国”的中国，再到十八世纪 “异国”和“隐喻”两种中国形象的并存，十九世纪中国作为“大写的他者”，最后达到二十世纪德国对中国认识的“自我化”，即“在异己的东西里认识自身，在异己的东西里感到是在自己的家” 。通过追踪这一演变过程，本书最后提出对中德文化关系和国际关系未来的期望，即中德两国应当认识“自我”，接纳“他者”，清除一切异化，真正达到哈贝马斯所说的“主体间性”的平等关系。中德两国的“同异之辩”终应该是，而且只能是“求同存异”，通过商谈和对话达成全面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