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路梨花·别致现实主义小说系列》之一，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叶弥的小说对女性生存境遇的关注不言而喻，她小说里的许 多女人们都活得困窘、艰难，有时甚至到了卑琐的境地：40岁的梅丽离婚，下岗，上有老母 ，下有女儿，每月只有160块钱的生活费……

1999年3月11日，德国社民党主席，施罗德内阁的财政部长奥斯卡·拉封丹用简短几句话向联邦总理突然辞去所有的政治职务。就连党内最亲密的朋友，拉封丹也未曾告诉过他们辞职的打算。当红绿联合政府的同事们不得不经受这场震惊事件时，那些说客和各经济联合会则公开流露出喜悦之情，甚至交易所也出现了繁荣。维利·勃兰特1974年离职也不曾如此轰动。奥斯卡·拉封丹（OskarLafontaine），生于1943年，1966年加入德国社民党。1994年在联邦议院竞选活动中，他与总理候选人鲁道夫·沙尔平和格哈德·施罗德组成了社民党的三驾马车领导班子。1995年在曼海姆举行的社民党党代会上，成为党主席。1998年3月，拉封丹宣布施罗德为社民党总理候选人。1998年10月拉封丹成为施罗德内阁的财政部长。1999年3月，出人意外地辞去所有的政治职务。是什么促使这位红绿联合政府的建筑师不作任何说明就放弃了所有的职务呢？是一时的冲动吗？是工作的挑战超出了他的能力吗？是他无法继续承受来自新闻界、经济界及来自自己队伍里的攻击吗？这样的猜测很多：因为除了在引起轰动的辞职后做过一次简短的电视声明外，他一直保持沉默。现在在此书中，他第一次作出明确的解释……本书是拉封丹于1999年秋季辞官后写成的。书中详细地描述了他与其他德国政治家们在关于政府组阁、国内经济与财政政策、国际金融政策、施罗德政府的执政风格、德国政府在国际关系和科索沃战争问题上对美国的屈从等方面的政见分歧，以及他与其他内阁成员之间的个人恩怨。书中的某些内容鲜为人知，如拉封丹与施罗德之间的紧张关系等，为人们研究德国政坛内幕和动向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素材。读者对象：世界政治、经济、外交研究人员，尤其是研究德国问题研究人员

本书收集20世纪末21世纪初最新的流行词语大约2000条，正文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汉字形式的流行词语，共1500多条；第二部分是英文形式的流行词语，共300 多条，附录中含有符号流行语与数字形式流行语两部分。

此书是尹恭弘先生“晚明文化与晚明文学研究论丛”中的一种。其内容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引论”：文化视角下的晚明小品。作者讲述了四方面的内容：1、晚明小品作为自由文体所体现的深刻的文化意义。作者认为，在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晚明小品最富于时代气息。2、艺术化生活态度是晚明小品成为自由文体的内在的文化动因。正因此，晚明小品所呈现的总体风貌和情调有异于秦汉古文、六朝骈文、唐宋八大家散文而自成一格。3、作者用"法外法、味外味、韵外韵"概括晚明小品的新特点，说明其外在化的种种表现，并指出散文以审美为其惟一目的。4、自由文体与个性自觉：晚明小品创作园地里丰富多彩的文化个性。后一部分是作者对七十三位作家创作风格的评述。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刘世德先生说：“作者对晚明小品的研究是深入的、细致的，角度是新颖的。作者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也是十分丰富的。像对陆树声、高濂、文翔凤、邹迪光、傅汝舟、何应金、张京元、俞琬纶，单人月、张明弼、沈承、支如增、张鼐等作家的评述在以往和当今的学术界都是第一次所作的全面的研究和考察。”刘先生认为：该书“文字流畅，论述深刻、细致，新见迭出，可读性强，有较高的学术质量，其水平在当前的明代文学研究领域、古代散文研究领域无疑都处于先进的地位。”董乃斌先生也说：该著作“从理论到具体论述新意甚多，对明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了有价值的研究和探索。有些新观点，如对‘自由文体’的阐发，有理论上的启发意义。”

暂缺简介...

这部日记自一九九零年起，至一九九九年止，前后共十年。其中一九九一年未记，以回忆录代替。本书取名为《九十年代日记》，阐述了作者在十年中的一些新的认识和新的思想。

萨满教文化作为原始宗教的一部分，由于它的悠久的历史、繁缛的祭祀程式，以及占卜、巫术、治病等神事活动的神秘性而为人文学者所关注。本书作者在研究了大量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深入到萨满教信仰较为普遍的满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锡伯族等地区，搜集了第一手原始资料，综

本书前4卷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和社会各界的好评，其中，1-3卷1999年被教育部定为高校出版社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献礼书、2000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畅销书，这对我们是一个鞭策和鼓舞。本卷共收录41篇讲演稿和访谈，按其内容，分为“哲学与科学”、“大学与教育”、“中国与世界”、“文化与人生”、“文学与艺术”、“经济与社会”和“人文访谈”7个部分。每部分中都有十分精彩的演讲稿。演讲者中，有国内外著名学者：周光召、杨振宁、丁肇中、杨叔子、龚育之、何祚庥、田长霖、樊明武、张培刚、王太庆、张世英、何兆武、吴国盛、倪梁康、刘兆汉、许倬云等。<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内容包括出生之地（之一）、出生之地（之二）、出生之地（之三）、出生之地（之四）、出生之地（之五）、出生之地（之六）、出生之地（之七）；下篇包括了岁月不再、寄至何方、代替、瞬间瞬间——给孩子、相当漂亮、极地、索引、独自从容、曾经相爱、劫数，和劫数、放它通行、勿忘我主、未来是墙、紊乱的黎明、头骨、临界时刻、诱惑的快乐、退出感觉、平庸时分、最初的喜剧、补救的颂歌、面具、另一片家园、这些不宁静的日子叫我一筹莫展、那些岁月、后记。

第三节古典文化社会学的几个流派如果说19世纪60年代以前孔德、斯宾塞所开辟的道路还很少有人问津的话，那么到了七八十年代，在这条道路上行走的人们已经是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了。过去，孔德不过是一条“死狗”，斯宾塞也不过是一个孤僻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然而到了这个时候，不仅科学界纷纷把他们当做魁斗仰视，而且连官方也不能不把他们抬进神圣殿堂，大量出版发行他们的著作了。人人谈实证，个个论进化，实证主义一进化论的世界观成了当时西方知识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他们不仅试图以此解释自然界的一切现象，也试图给所有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以科学的说明。在这种研究中，他们时而把这些自然因素提高到首位，时而又强调那些自然因素重要，这样就形成了古典文化社会学研究中的不同的流派。这些流派主要是：文化地理派、文化心理派、文化人种派等等。这些流派主要不是在组织上有什么联系，而是以某种共同的自然因素解释文化现象。文化地理派的观点可以追溯到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的社会地理学思想。他在（罗马盛衰原因论）等书中就曾过文化地理派的观点可以追溯到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嘶鸠的社会地理学思想。他在《罗马盛衰原因论》等书中就曾过分地强调地理条件对一个民族的道德面貌、法律性质以及政体特点的影响。19世纪初期，法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史达尔（C．Stall）在她的《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简称《论文学》，1800）中，也曾从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方面论述过西欧南北方文学发展的不同特点。我们在前边谈到的德国民族学家巴斯蒂安的文化地理区域理论和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的文化区域分布论，都可以说是文化地理学派的思想渊源。到19世纪后期，西方一些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按照生物学的地理分布理论来解释社会文化的产生、发展及其分布情况，遂形成了一个文化地理流派。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拉策尔（F．Ratzel）。他是德国的地理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人类地理学》（1882"一1891）、《非洲的弓》（1891）、《土地与生活》（1901—1902）等。拉策尔把社会看成如同生物一样的有机体，从地理环境方面描绘人类文化的进化与分布。他着重注意的是物质文化现象，认为物质文化特征是不同民族发展的标志，从各种物质文化特征上可以看出不同民族之间的历史联系，看出文化的移动和传播。拉策尔既是19世纪文化地理流派的代表人物，又是20世纪初德国“文化圈”派的创始人。除拉策尔外，古典文化地理学派中还有法国丹纳（H．A．Talne）、英国的勃克尔（H．J．Buckle）等人。丹纳主要是研究文学、艺术一类精神文化的，著有《艺术哲学》；勃克尔则侧重于民族意识、体格与物质财富的积累，著有《英国文明史》。其他还有一些社会地理学家、地质学家等。文化地理学派从地理环境的角度研究文化与自然界的交互作用的做法和相关见解是颇为重要的。但这种见解主要适用于原始文化的创造与发展，因为原始文化时期影响文化创造的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文化世界创造发展起来以后，虽然也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但若过分强调地理环境，也就忽视了文化的独立性及其存在发展的复杂变量关系了。文化地理学派的思想对20世纪初期德国的“文化圈”学派、英国的传播学派、美国的历史学振以及现代的人文地理学派都有很大影响。文化心理学派的思想在巴斯蒂安和泰勒的著作中即已表现出来。巴斯蒂安的“原始观念”和泰勒的“原始信仰”，都可以说是文化心理学的解释。到19世纪末期，实证主义心理学发展了起来。遂产生出了一批进化论的心理学家解释社会文化现象。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沃德和吉丁斯。沃德著有《动态社会学》（1883）、《文明的心理因素》（1893）等书。他从人类的“欲望”出发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始动力。他把这种原始动力分为两种，一种是生物性的冲动，如性欲、食欲等；一种是精神的冲动，如道德、审美要求等。因此，沃德认为，人类理智的、道德的、审美的等文化现象都是这种人类欲望冲动的结果。吉丁斯著有《社会学原理》（1896）、《社会化理论》（1897）等书，他以“同类意识”说解释社会文化的起源。他认为任何生物都有区别于他类动物的意识形态。在人类社会中，由于政治、经济以及种族的种种原因，产生了各种“同类意识”。在他看来，社会不过是一种受自然过程制约的心理现象，它的发展是由“同类意识”决定的，文化传统、群体思想、价值观念等都是“同类意识”的产物。除美国的沃德和吉丁斯外，英国的詹姆斯·弗雷泽（J．Frazer）和芬兰的希尔恩（Y．Him）也从人类心理的角度解释文化现象。弗雷泽是民俗学家，著有《金枝集》（1890），其文化思想宗于爱德华·泰勒的“万物有灵”理论。不过他又把人类智力的发展划分为巫术、宗教、科学三个阶段。按照弗雷泽的意见，人类原始文化都由“交感巫术”产生。希尔恩主要研究文学、艺术一类精神文化，他的《艺术起源》（1900）一书，一半是心理学的，一半是社会学的，其思想主要受爱德华·泰勒和弗雷泽等人类学家的影响。古典文化心理派的思想主要是基于人类进化的理论，其研究方法也主要是实证主义的。但是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在反实证主义一进化论的思潮中，随着本能心理学、族体心理学、集团心理学的兴起，他们对自己的思想都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正。文化人种论是一个非常反动的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的约瑟夫·戈比诺（GobineanleContebe）、德国的奥托·安蒙（O．Ammon）和英国的H．张伯伦（H．Chamberlain）等人。这些人主要是种族主义者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们从达尔文的生存斗争生物学出发，以人的生物本能代替人的社会本质，认为影响文化发展的不是地理环境，也不是时代风俗、道德或其他社会条件，而是种族本身。他们企图以人种的皮肤颜色、头颅的大小、身体的素质等特性来说明人类文化的创造能力和掌握能力。在他们看来，所有的人类文化都是白色人种创造的，其他文明民族的文化都是白色人种的文化传播的结果；白色人种的文化又是由雅利安人创造的，而日尔曼人则是雅利安人当中的最高级种族，因此日尔曼人是人类的花朵和文明的中心。文化人种论为德国法西斯主义者进行扩张、侵略战争制造了理论根据。除上述文化流派外，还有一些别的流派，如文化机械论、文化唯能论等等，大都以自然科学的理论解释文化现象。这些理论离文化的社会学思想更远，这里就略而不论了。至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产生的新的文化进化论思想，则留待第五章去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