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的小教室里，在西班牙圣地亚哥的朝圣之路上，在波伦亚古史的流动中，在芝加哥的“资本主义世界观”中，在撒哈拉沙漠上……游思的脚步，行走在跨文化对话的道路上，踩出的足音，是漫游人的话语。王铭铭：北京大学教授，主要从事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与教学，著述《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逝去的繁荣》、《王铭铭自选集》等，针对“中国问题”展开人类学式的分析；《社会人类学》、《人类学是什么》等，从一个侧面试探社会科学的“汉语叙述”。近年更关注古代中国的“天下观”问题，同时对海外民族志的传统产生浓厚兴趣。“无处非中”，出自艾儒略《职方外纪》。较完整的句子，已引在这册书正文的前面。它的意思，现已是一个地理常识，那就是，地球既是圆的，世界上便没有一个地方不能被定义为中心。在这样一个新时代，来引古代在华欧人的书，不免显得过时。可是，对今天的我们，这四个字却还没有失去其重要性。对我来说，“无处非中”隐约道出了社会人类学家长期以来致力于阐述的那一简朴的道理

后记 随着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人文作品的日益繁盛，对数字化人文境遇及其人文特征的深入探讨日益成为诸多人文学者关注的重点领域。2001年由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主持召开了“网络与当代社会文化”的全国学术研讨会，该研讨会的同名论文集《网络化与当代社会文化》已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发行，当年被评为 “上海市民最喜爱的20本书”之一，社会反应强烈；200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联合主持召开的“数字化与人文精神”的全国学术研讨会，是继“网络与当代社会文化’’之后，全国文社会学者第二次相聚上海，讨论网络化、数字化的最新进展；可以说，本书的最后结集出版是我们与上海三联书店的又一次合作。从网络化到数字化研究的转变，是对网络技术、网络社会的认识的深化。因为数字化是信息的一种现代技术化形式，它突出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的数字形式对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影响—数字化将宇宙万物和人类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日常生活浓缩为统一的数字化形式，构建出一个新的数字化生存空间，它是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新层次、新阶段，预见和昭示出一种数字新文明的诞生。 《数字化与人文精神》从人文视野透视数字化的历史进程和未来发展前景，突出数字人文、数字时空对传统社会发展观、价值观、 认识论以及人丈精神本身的重塑作用。数字化改变了世界和人类自我原有的生存和发展模式，也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图式。尽管这种改变还刚刚开始，但它所引发的欣喜、激动、不安等特征，首先在人文精神领域得到直接的反映；作为人文精神扩展的涟漪和圈层效应，它逐渐向自然科学和技术应用、社会应用等领域扩散。本书直接承袭了《网络与当代社会文化》的编排方式和写作主题，在内容上进一步深化，专题研究进一步集中，并加强了实证性研究的厚度，是数字化的理论探索和现实更加紧密的结合，是数字化与人文精神的研究，从抽象的玄思走向活生生的生活实践，促进了不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对“数字化与人文精神”主题研究的相互沟通和彼此借鉴，在数字化与社会发展、数字化与语言、数字化与社会控制、数字化与自我、数字化与自由、数字化与自律等许多命题上进一步深入探讨。

许纪霖，1957年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教育部重点文科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系中国现代思想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史学会理事。近年来主要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和知识问题研究。出版有《无穷的困惑》（1988）、《智者的尊严》（1992）、《中国现代化史》（主编）（1995）、《寻求意义》（1997）、《许纪霖自选集》（1998）、《另一种启蒙》（1999）等著作。 90年代以来的中国，进入了一个专业化和学院化的时代。后现代的大潮，颠覆了知识元语话的合法性。在专业化和现代化的双重夹攻下，知识分子死亡了吗？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是否还有可能，又如何可能？在本书中，以中国知识分子研究而闻名学界的许纪霖，将近年来最新的思考奉献给有着共同精神关怀的读者们。其中，既有对新世纪知识分子命运前途的冷峻讨论，也有对上世纪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激情回眸。以学理论证思想，以思想提升学理，成为本书的特色所在。

我习惯于提前十分钟赶到与人约会的地点。眼看别人匆忙或漫不经心地在我之后赶到，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同时也能令我保持固有的从容，不至于在人前显露出急忙慌张的狼狈。事实证明，确实少有人能在我之前就到达约定地点。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普利策”非常看好我，认为我将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女记者——做新闻的，抢占先机才是不败法门。“普利策”是我大学里的新闻采访专业老师，一个五十多岁的黄姓老阿伯，“普利策”是我给他取的外号。记得他给我们上第一堂新闻概论课时，“普利策”这个名词在他嘴里出现的次数之频繁，连坐我旁边正在专心学写生命中第一份情书的傻男生都忍不住抬头问我：“普利策是哪个系的漂亮女生？”从此，“普利策”当仁不让地成为我称呼黄阿伯的代名词，并以“非典”式的速度迅速传遍整个专业。尽管“普利策”对我的新闻感觉表示出欣赏，但我并没有因此就特别努力地对待学习，依然是凭着一点小聪明，周旋老师，应付考试，一次也没有失误过，实在是够幸运的。

“文化研究”思潮在20世纪下半叶异军突起已成为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它作为跨学科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它作为跨学科的具有广阔视域的新思潮，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课题。本书主要从反权力话语这一视角切入，确立阐释了它的主要论题，以期达到从宏观层面对“文化研究”思潮的总体把握。“文化研究”思潮主要的理论基础和话语资源为马克思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它以性别、种族、阶级、性倾向等亚文化视角出为，考察和批判人类社会文化的文本与实践构成中的权力性因素和机制。“文化研究”思潮作为反权力话语。主要由大众文化研究、后殖民批判、性别政治、知识分子角色重构理论等四个基本论题构成。在这些理论领域，“文化研究”思潮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和基本思想。

在这本创性的著作中，利贝斯与卡茨分析了关于《达拉斯》的小组讨论，这些小组由家人与朋友组成，并且来自于不同的亚文化群体；以色列的（这部节目始终畅销的地方）、日本的（他们拒绝了这部节目）与美国的（节目的原初目标受众）。通过详细地研究不同语境中的个人如何解释通俗电视剧，利贝斯与卡茨证明了观众拥有的批评能力远远超过了人们通常的想象。这本书是我们研究经历的一份记录。首先通过学者们与职业批评家们的视角，然后通过先驱研究者们的视角向处于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观众介绍了这个节目。详细阐述了研究设计，描绘了各种文化群体对访谈环境的特有的反应。其中介绍了一个摩洛哥人小组的讨论草案，用具体例子来说明访谈过程中对话交流的丰富性与自然工。还有从两种主要类型的观众卷入模式的角度分析了小组的讨论。

《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历来被视为兵家双锋，集中体现了中国智慧中机变与权谋的深刻内涵。“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这些人民耳熟能详的名言无一不体现了政治家慎战的仁爱思想与远虑的谨慎态度。本书作者将《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两部战策相糅合，站在现在语境下重新诠释两书在兵战、政战、商战及个人立身处世方面的积极意义，同时在一个立体思维的理论框架中，阐释《孙子兵法》偏于战术、《三十六计》重于韬略的特点。尤其富于卓见的是，作者从两书中解读出“仁”的思想，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消弭了人们对于兵书戾气的错误印象。

本书的第一部分将探讨一门关于群体的学科得以产生的原因以及它所研究的主题。第二和第三部分涉及勒邦是怎样创建这门学科的。首先是他对民众以及领袖的描述，然后是他建议的治理民众的方法。现代的宣传机构以及宣传活动已经使这些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在第四和第五部分，作者阐明了塔德是怎样总结归纳这些描述，来覆盖社会生活形式的整个领域的。并且分析了领袖拥有的统治民众的权力。他最关键的贡献也就是其大众传播理论，这个理论即使在今天仍是令人震惊的。随着这个部分的进展，法国人文科学中一张躲躲闪闪的面孔也就显现出来了。最后，在几易其稿的基础上，作者用余下的四个部分重新阐述了弗洛伊德对民众现象的解释。这对于其前人的工作既是一种综合，也是最后的发展。但是，通过使用一种新的视野，弗洛伊德把他们的假设变成了对一种理论的推导。事实上，这也是我们惟一拥有的对群体心理学的阐述，因此也可以被视为经典阐述。

本书是数十位文学评论家、高校在读博士生对《第二十幕》及周大新创作的研究成果，论者表现出了较高的文学热情和责任感、论文分析到位，评述全面，达到了一定的理论水平。

这批造型，虽然仍是光宇的装饰手法，但较这于他三十年代的《民间情歌》，珂派的影响少了，民族风格更强烈了，可以看出明乡像插图与木刻年画的影响。当然可以看出艺术家已受现代艺术的选礼，不再拘泥于传统格局、表现方法，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光宇的梁山英雄谱，有传统，也有生活，在四十年代具体历史条件下，既有写实主义，又有浪漫主义，这是一部难得的历史肖肖像画。如今美术、戏剧、电影、电视等等，都在重视历史题材，光于创作的这本册子，对各行各业的节术劳动者，都会得到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