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跨文化的话语解读》以话语分析为着眼点，较为透彻地揭示了日本民族的独特个性和特有的表达、交流方式。通过分析不同的话语交际场景、模式，以实例解析中日人员交往中的文化误读及文化内涵，从语言、文化、教育三个方面，揭示了跨文化对话对于双向沟通的重要意义。

2007年“黄帝与中华文化学术研讨会”是陕西省人民政府2007年黄帝陵公祭大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陕西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考虑到西北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综合性大学，长期以来是全国黄帝文化研究的重要单位之一，所以，陕西省人民政府与西北大学会商后，决定将此次学术会议委托给西北大学和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承办，省人民政府于2006年12月初下达了有关文件。

文化传统的更新与重建，是民族文化血脉的沟通，如同给心脏病患者做搭桥手术，那是要慎之又慎的。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化圈之一的文明古国，其古代文明的灿烂辉煌有目共睹，但中国的近代文明却落在了西方的后面，现代性赖以生存的科技革命，中国没有发生。原因何在？这道据说是“李约瑟难题”，本书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国学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清末民初，20世纪头一二十年，东西方文化冲突剧烈，传统和现代的整合漫无头绪，当时第一流的知识人士如章太炎如梁启超如胡适之，遂倡国学以激发种性的文化自觉。回观整个20世纪，如果有国学大师的话，章太炎先生独当之无愧。王国维以51岁的盛年自杀于颐和园鱼藻轩，80年后的今天仍是中国现代学术的未解之谜：作者缕析斯人精神世界的十重矛盾，试图为其结局追寻种子熏习的宿因。陈寅恪从根本上说是一位贵族史家，明乎此，我们方有可能对他的立身行事表一种了解之同情。马一浮的学问已经化做了自己的血脉，并且经过化合再造，也可以说他的血脉就是圣贤的血脉。

《企业文化之中日比较研究》共分3部8章，主要是从以下3个方面展开研究的。第一部分，调查研究中国的企业文化发展状况。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目前在中国，对于企业文化的重要性普遍存在认识不足的问题。但同时，也有着像海尔集团这样打造出优秀的企业文化并深刻认识到企业文化重要性的企业。作为典型事例，文中对海尔的企业文化做了较为详实的介绍。第二部分，以成功实现中国投资的松下电器为例，考察日本企业的中国本地化经营，探索在文化冲突背景下，日本企业文化在中国的适应与融合的过程。在考察松下电器本土化经营方面，分三个阶段就其在中国的事业开展进行了调查及分析。第三部分，通过比较分析中日企业文化各自的特征，探讨巾日企业文化的差异以及产生该差异的社会文化背景。具体来讲，通过比较分析松下电器和海尔集团的企业文化和经营风格，进而了解日本式经营和中国式经营各自的特征与差异。值此世界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深化的时代，《企业文化之中日比较研究》从企业文化比较这一着眼点出发，以中国海尔集团和成功实现中国投资的日本松下电器作为典型事例，通过比较两者的企业文化和经营风格，分析中国式经营和日本式经营各自的特征以及差异，并探索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日本企业文化在中国的适应与融合过程，以求取长补短，和谐共存。

不再满足于呆在学术之笼里做学舌的八哥，视觉文化已成为渗透人类日常生活世界、窥视人类语言的无上地位、游走于纷繁的文化理论之中的狐狸了。当各种文化与理论研究为“转向”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时，视觉图像文化的实践却以数字时代的“光速”挺进并弥漫于我们社会生活和个体生命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比如数字高清电视及数字压缩卫星直播、数字电影、数字摄像、数字摄影、数字广告、网络游戏、动漫、网络视频、手机视频……视觉图像文化成了新世界中国和世界最为普遍的发展中的社会现实存在之一。

为了推动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发展和学科建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特别推出“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丛书既引进国外权威力作，也出版我国学者的著述，还有中外专家的合力之作。读者既可以学习和借鉴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的真知灼见，在领略我国学者和专家的新思维和新成果的同时，还可以欣赏各种文化交流的结晶。本套丛书对于我国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将会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吉尔特·霍夫斯坦德（Geert Hofstede）教授是国际社会科学刊物索引（SSCI）前百位最常被引用的作者之一，本书即是他的代表作。本书的第一版于1980年推出，旋即成为国际跨文化交际研究的畅销经典著作，其中提出的理论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应用。本次引进的是第二版。作者通过在五个文化维度上的对比和研究提出，人们的“心智程序”形成于童年，受到家庭影响，并在各种组织体制中得到强化。这些心智程序的内核就是国家文化的构成成分，人们思想行为中的不同价值观就是受到这些成分的主导。在第二版中，作者引人大量全新的文献资料，深人研究了存在于50多个现代国家及其国民之间的思维和社会行为上的异同，将探索价值观上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扩大到了探索行为、体制和组织领域中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提升了本书的跨学科影响力。

为了完成《前车可鉴》这部巨著，薛华博士花了四十多年的时间，深人研究西方神学、哲学、历史、社会学、艺术等各学科。 他从分析古罗马的败亡开始，顺着历史的发展，将基督教兴起、中世纪时教会变质、启蒙运动、宗教改革以及现代社会的形成等，这些最关键的历史时代以及形成这些时代的思潮加以客观分析和评价，并指出了各个世代盛衰的根源。 薛华博士在书中指出，西方文化衰落的根源，是人僭夺了创造者的位置，人要独立自主，作宇宙的主宰，因此西方国家已经迷失了方向，以致整个文化体系百病丛生，前景将是一片黑暗。 最后，作者以先知之声，呼唤当代由背道之罪中归回，不再身为被造者却以创造者自居，就得以归回并且存活。这也是本书英文原名How Should We Then Live？（我们将何以存活？）的涵义。

《文化哲学》是施韦泽生前发表的最重要的哲学一伦理学著作，包括其关于写作《文化哲学》的宏大计划中的第1卷《文化的衰落租重建》和第2卷《文化和伦理》。本书将有利于改变他所指出的这一“忽视”，为中国读者进一步了解施韦泽的文化和社会批判思想，以及他作为一个“现代最了解西方文化智力发展和道德传统的人”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料。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是优秀灿烂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悠久、传承有序、特色鲜明、自成体系、影响深渊的华夏文明里一颗璀璨的明珠。这颗宝珠，凝聚着中华各族人民的勤奋与智慧，也闪耀着中外文化交融的光芒。尤其在汉唐时代，在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的形成与畅通时期，丝路作为经贸来往、文化交流的通衢与纽带，体育文化的发达，成为长安、洛阳、凉州、敦煌等国际大都会繁盛的重要标志。丝路上遗存至今的大量的体育文物（包括敦煌壁画）和古籍（包括汉晋简牍、唐五代写卷）中的相关文字，既是记载这一繁盛景象的弥足珍贵的信物，又是反映体育文化交流的生动形象的见证。我们研究丝绸之路的古代体育文化，当然并非仅仅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继承与发扬优秀的文化遗产，为推动今天的体育工作的发展创新奠定深厚坚实的文化基础，为建设文明和谐社会提供宝贵的借鉴。

《文化研究的用途》分为导论、六个章节和两个补充材料。导论部分介绍了作者写作这本教材的缘起及《文化研究的用途》的主要内容。第一章介绍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的独创性与开放性，集中讨论了20世纪70年代霍尔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时期的现代传媒理论、20世纪80年代后期对撒切尔的“权威民粹主义”的分析，以及世纪之交霍尔所提出的“多元文化论”。在第二章中，作者用“黑与不黑”的双重意识来描述吉洛伊对种族现代性的批判，揭示了吉洛伊站在黑人角度反对种族话语历史权力的必要性、吉洛伊对超越种族对立的乌托邦理想的向往，以及他从乔治·克林顿的放克乐队所演奏的黑人乡土爵士乐中所汲取的精神力量。第三章是作者对美国加州大学厄湾分校比较文学教授朱迪斯·巴特勒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分析及论述，内容包括巴特勒对女性主义批评的质疑、对以弗洛伊德和拉康为代表的心理分析理论的修正，以及巴特勒最著名的“性别述行理论”。在第四章中，作者分析了美国后殖民理论的代表人物霍米·巴巴与文化研究相关联的理论，其中包括巴巴对从阶级到社群的政治发展过程的描述、巴巴对后殖民媒介和文化翻译的理解，以及巴巴对种族刻板印象的剖析。在作者的眼中，巴巴首先是一位文学批评家，他关心的是概念、过程和想象的运用，而不是理论体系的建构，因此，作者认为对于巴巴所提出的许多令人费解的概念术语，如“第三空间”、“移向界外”、“时间间隔”就必须在巴巴著作的上下文中采用小说家的想象力来加以理解。第五章探讨了布尔迪厄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尽管布尔迪厄因为文化研究所涉及的领域过于庞杂，因而对文化研究充满敌意，但作者仍然认为他的理论对文化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基于此，作者首先分析了布尔迪厄的“场域”和“惯习”这两个概念对于文化研究的重大意义，其次分析了布尔迪厄通过“趣味”这个概念是如何觉察到消费文化领域已经成为复制社会不公德重要场所的，此外，作者还分析了教育在文化资本流动中的作用和新文化媒介的功能。在讨论詹姆逊的第六章中，作者将注意力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与政治的理论的分析上，分析了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洗礼过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是如何对当代传媒、影视作品产生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