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关于中国人类学发展的文章的结集。全书分为七章。第一章涉及的主要是学科背景，讲述的基本上是处理人类学国别性与一致性的“他山之石”。第二章是作者在阅读他人所著的中国人类学史基础上，试图从自己的角度探讨中国人类学存在的首要问题，学科的国家化。第三章到第七章，关注的要点虽然不同，但它们都共同关注中国人类学历史遗产问题，从20世纪初民族与国家关系的探索，到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田野人类学的兴起，从摩尔根理论及其“中国化”，再到20世纪末期“乡土中国人类学”的问题，不同的篇章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叙述对相互关联的历史过程的反思。全书有一个贯穿始终的论点，即与海外人类学一样，中国人类学有值得自己珍惜的历史遗产。新的人类学研究若无法与前人的论述联系起来，便无以走出一条人类学的“中国之路”。在很大的程度上，书中各篇著述可以说正是为了有反思地继承中国人类学的历史遗产而写的。本书前言1996年以来，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笔者针对“中外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比较”这一主题进行了研究。本文报告这一研究项目的主要成果，试图论述人类学（特别是社会或文化人类学）在中国产生变异的缘由。[1]这里有必要预先说明，人类学依据国家不同而产生认识论和学科特征变异的过程，通常被界定为“本土化”（如中国情景中的“中国化”）的过程。本文选择考察中西现代人类学传统形成的总体历史进程及其问题，主要论述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七十年代（即世界规模的“冷战”结束）这一段光阴里人类学在西方和中国走过的不同道路。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独特道路，也可以被称为“本土化”。但这里之所以要暂时撇开当今关于“本土化”的论争，并非因为笔者没有看到，针对学科“本土化”的概念和实践展开的论述，都应对于它们的现时性有所关照，而是因为笔者认为，这些论争有着它们的历史根源，而对于历史的考察能够为我们提供一项有关学科发展未来走向的清醒认识。也有必要说明，对学科史的这项研究，与近年来华勒斯坦（ImmanuelWallertein）等学者针对西方社会科学（包括人类学）的演变进行的历史反思之间构成的关系的差异。华勒斯坦等人从欧美的近现代史的政治经济力量发展过程为背景，解释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的学科衍生历程，主张将学科体系及体系内部的专业放置在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创建、世界霸权兴起的历史过程中考察（华勒斯坦等1998）。对于理解西方社会科学的整体面貌，华勒斯坦等人的反思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我其论点抱有两点疑问。首先，华勒斯坦等人基于社会科学总体史的研究认为，社会科学如要驱除它的权力阴影，就需要抛弃学科的界分，凭依诸如“复杂研究”和“文化研究”之类的超学科分析框架，挑战旧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的学科分化模式。而在我看来，虽然对于在学科建构非学术力量确实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但是西方社会科学学科的专门化似乎不应单纯被理解为“政府部门专门化的需要”引起的；并且，将学科界线的打破看成是克服社会科学历史问题的手法，显然忽视了近代西方知识发展的特殊逻辑及各种知识生产和传播门类与国家和社会力量之间形成的既互相勾联又互相排斥的关系，忽视了知识对于其它种类的力量的超越性（哈贝马斯1999）。其次，华勒斯坦本人在论述社会科学的前景时，似乎对于“去西方”（de-Westernize）存在着过高的期待和过多的幻想。他以为若社会科学能去除其西方中心论特性，即能脱离它的历史困境（Wallerstein1997）；而在我的认识中，华勒斯坦预期中可以起替代作用的非西方（如中国）社会科学，却同样（甚至更加）难以摒弃权力对自身的制约。正是这两方面的矛盾，促使笔者展开学科史的再度反思。一如对以汉语撰述和讲授的的人类学（一般称为“中国人类学”）有所了解的学者所看到的，与华勒斯坦等学者所预期的不同，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不仅不能说具备了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欠缺的超越精神，而且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高度国家化的论述体系。相对而言，西方的人类学或许应该说比较切近华勒斯坦等人的追求。华勒斯坦等人认为，西方人类学是欧洲民族—国家治理其他社会的知识需要的必然产物，是“帝国主义的侍女”（同上）。事实上，尽管部分的人类学家曾经确实充当过华勒斯坦等人批评的角色，但作为一个整体，现代人类学追求为世界和文明之“本我”的认识提供了一面“非我”的镜片，完全与“帝国主义的情趣”不相投合。人类学学科综合了人文思想、实证主义世界观和哲学观的旨趣，从19世纪后期开始即为西方人文思想开拓了超越本文化、从西方文明迈向世界其他文化模式的道路。20世纪的前六十年，是西方人类学“现代化”的时期，此间这门学科更集学苑之英华，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与世界观展开了文化的自我批评（MarcusandFischer1986;王铭铭1999）。那么，这样一门西学在中国如何变成一种国家化的论述体系？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显然需要直接面对华勒斯坦等人所忽略的“非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的“现代化”方式之间的密切关系问题，而笔者将以“汉语人类学”（Chinese-speakinganthropology）为例来解答。这里运用“汉语人类学”而不用“中国人类学”这个更为通常的概念，部分是因为考虑到基于后一种概念而展开的学科史论述曾出现两种概念混淆状况：其一，“中国人类学”的概念经常排斥以汉语翻译出来的人类学作品，而汉语的翻译作品实际上是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汉语学界的“中国人类学”向来有与西方研究中国的“中国人类学”（Chineseanthropology）混淆的趋势。除此之外，我还考虑到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中国人类学”体现的是一种现代民族—国家的地理政治概念，而无法切实呈现中国内部语言—文化的多元性及华人语言—文化的超国家疆界性。那么，这个有问题的概念为什么还这么流行？我认为，答案正是在于学科的国家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人类学同其他学科一起被介绍到中国为中心的汉语世界中，成为我们用汉语讲授与撰述的“西学”之一门。百年来，人类学随着国内意识形态和政体的演化，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面目（如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人类学等）及不同的风格出现，以中国这个民族—国家政治地理概念为中心的汉语学术体系中扮演着它的角色。人类学虽是一门从海外引进的“西学”，但其在中国的演化向来并非不具有“中国化”的特色。相比20世纪西方人类学，中国人类学的突出特点表现在其对于19世纪启蒙的进步历史观的一贯坚持。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这一特点与民族—国家的不同建构相勾连，使学科难以脱离国家概念及其地理政治的制约。我认为，以“汉语人类学”来关照“中国人类学”，使我们更为清楚地看到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如何从以语言—文化为中心的跨文化对话手段演变为民族—国家自我建构的知识手段的历史过程。人类学在20世纪中国对于民族—国家话语的依附，与其被引进后出现的对于国内民族与文化关系的过度关注有着深刻的关系，而这一关系突出表现在西方人类学“异文化”视野的“本土化改造”上。究其根源，特定的“本土化改造”根源于中华文明体系的内在多元性及其可能提供的“内部异文化视野”。然而，事实上的学科历史发展路径却不完全支持这一论点，因为汉语人类学（即以汉语讲授和撰述的人类学知识）的本土化研究向来坚持一种启蒙的进步论，这一论点甚至已经给“内部异文化视野”的开拓设下的极为严重的障碍，使我们不能以“少数民族”的异文化来反思“大汉族主义”的本文化。那么，西方人类学“异文化”视野的“本土化改造”又主要根源于何种历史背景呢？对于汉语人类学知识的获得、传播与运用之与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建构的关系分析，安德生（Benedict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应能有所启发。据安德生的看法，新兴民族—国家的“国族建设”（nation-building）不仅依靠军事，也依靠普遍的民族主义热情。在这些国家中，通过传媒、教育系统和行政制度来灌输民族主义意识，是其国家建构的必由之路（Anderson1991[1983]）。安德生依据欧洲和东南亚经验提出的理论，对于我们理解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有不可多得的参考意义。而笔者也认为，正是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内在的困境——尤其是民族—国家理想与中华文明体系的多元性矛盾，促使汉语人类学长期以来坚持发展一种“异文化研究内部化”的研究类型，而这也正是人类学在中国“本土化”的核心内涵。本文将依顺此一理路展开学科史论述，为了更明确界定“本土化改造”的特征，笔者将先考察西方人类学的演变，从这一历史性的演变中显示它的原有总体特征，接着才进入汉语人类学学科史的探讨。当然，这里必须预先指出，由于本文是力图在篇幅所限的范围内论述一个过于广泛的论题，因此它必然需要删减诸多“史实”，而将主要焦点集中与整体框架的廓清方面。

中国女性主义是犀利的，但并不咄咄逼人。它探讨女性问题，关怀两性的和谐发展，并最终关注“人”这一永恒命题。本书以历史与当下、译介与本土化、理论和行动的结合为契入点，学理与时常兼具，为我们展示出微笑着的中国女性主义。...

湖南省2002年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课题 课题批准号：02YB106。本书分专题对柳宗元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以及柳宗元与湖湘文化的关系等专题进行了分析、考辩。尤其对柳宗元的无神论、历史观的分析具有独到的见解。

本书内容分为哲学方法论、军事科学研究方法论及现代科技方法论三编，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实事求是、军事科学研究的一般规律、科学技术与思维方式的历史演进等科研方法。

十七世纪中后期在西方掀起的启蒙运动翻天覆地地改变了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世界，从五四运动以来，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方向也被启蒙心态笼罩着。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精神来源的儒家传统自那时起遭到了多方面的怀疑甚至否定。但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启蒙的缺失和这些缺失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儒家传统也就在此背景下，作为被启蒙的过分夸张的光芒所遮蔽的西方以外的文化价值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而在当今这全球化呼声日高、地球村概念越加真实的新世纪，现代新儒学运动的研究者杜维明等看出了儒家传统对于建立一个和谐的人类社会的积极的意义。在本书中，国内外多位著名学者对儒家传统的积极意义进行了多方面的鉴别阐释，他们从不同角度，就儒家传统如何能更好地促进新世纪人类社会和谐发展，谈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当代文化批判丛书》每一种以20世纪哲学和社会学领域某一具有重大影响的批判思想家为研究主题，属于人物个案研究或其某一重要著作的专题研究；批判思想家的选择标准主要集中于现代理性批判，例如现代性批判、启蒙理性批判、技术理性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性格结构批判、现代国家批判、权威批判等。<

殷旵，珍泉父女之大作《易经和智慧》，在当下的《易经》研究与诠释中，实属超常而又归于“平常心”的一种。在理性与工具理性占支配地位的现代思想文化界，人们的诗心和由之引发的原创联想力，正在日渐萎缩。在这样的时刻，《易经的智慧》以其超越知理之“常”而求悟的姿态出现，确实给读者的心灵带来了惊喜的诗意触动。《易经》作为中华早熟的伟大经典，乃是中国思想文化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但是，这一源头活水，经过理性和工具理性这种概念思维模式的“切割”，却被遮蔽甚至阻断了她与现代中国人固有联系的生机。由此可知，《易经》的诠释和研究，确乎不能再走只求知理而断悟的死路了。相反，只有走以“平常心”的体悟之路，才能把《易经》的源头活水引入现代人的心田，也才能由之唤醒人们被压抑的原创联想力。概言之，《易经的智慧》之所以能打动读者的心灵，受到热情欢迎，恰恰在于她能由作者这悟开启读者之悟，从而能引导人们回到《易经》的本真。在《易经的智慧》出版之际，谨以此感言敬献作者与读者。

A01#詹姆斯·凯瑞超凡的洞察和富有见地的评论，在学术批评家中是少有的。他的著作启发了不同的学者群，还有媒介的专业人士，因此，他在这部著中提出的观点应该引发更广泛、更有价值的讨论。凯瑞富有创见的著作不仅涉及了这个领域的核心问题，而且对此作了新的界定。他的著作会让读者用新颖而有益的方法，思考传播研究中传递观对仪式观、行政性对批判性、实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对权力取向研究等两分法。凯瑞对一些重要事物与理论所采用的历史观，值得有内涵的学者一读。凯瑞这些论文所包含的东西远不止对某一学科的批判，其生动的思想、明晰的风格以及深邃的学问将引领读者穿越一片开宽而丰盛的知识领地，尤其是那些已经影响现代美国人思想的议题。无论作为一种思想启示，还是作为一次愉快的阅读经历，《作为文化的传播》必将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

《权力中的知识分子》对当代西方最著名的几位理论家——尼采、福柯、萨义德、奥尔巴赫等进行了批评性的解读，梳理他们在批评性人文主义话语系统中的地位和建构作用，阐发了知识分子与权力、体制、话语等的复杂关系。本书力图编写一篇分析报告，一面展示严谨的人文批评所具有的巨大潜能，一面说明这些潜能的界限，藉此挽救分享民主制的理想。本书指出，在埃里希·奥尔巴赫、马歇尔·霍奇森和爱德华·萨义德这些伟大的人文主义者手中，批判性人文主义实现了两个影响深远的目标：一、它揭示了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并且，用萨义德的话来说，它让知识分子向权力说出真相；二、更重要的是，它揭示出批判性人文主义思想如何最终走到极限，从而揭示出它自身的反民主基础源于国家，而知识分子则以特殊的方式扎根于权力之中。本书的书名常常招致不友善的批评家的误解，以为它指的是“拥有”权力的知识分子；其实，它是这本后福柯时代著作设定的一个前提，即权力不是放在合乎语法的所有格结构中就能弄明白的东西。知识分子位于权力“之中”，就是说，他们浸没在权力系统和话语系统的结点中，而且，他们自己就是这些结点；这些结点带来的影响往往不由他们的意识所控制，并且时常与他们所申明的目标相反。<

本书在教育部大抓学术规范问题讨论的背景下策划而成，介绍学术规范的基本知识和最新进展，着重讲述学术研究、学术规范的概念、大学及学术系统的作用、学者治学的素质、学术忠诚与道德、出版与知识产权、文献包括电子文献的检索和最基本的各种学术规范，提供和评析中外文理各科学术失范与遵守规范的典型案例。全书30万字，共分为9章， 包括学术规范概述、学术研究基本规范、学术程序规范、学术研究方法规范、论文尤其是学位论文与图书编撰规范、学术引文规范、作者暑名及著作方式标注的规范、学术评价与学术批评规范等内容。每章附有一定数量的思考题，书后附有与学术规范有关的文件和可供继续阅读的中外参考书目及本书索引，旨在使学生获得基本的学术训练，提高学术素养，培养学术创新意识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