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达从理性至上的唯理主义出发，要求知识分子始终不渝地追求真实和终极真理，但是现实生活，已经不能容忍一个纯粹理性的人、一个抽象化的人，所以，本达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也常常陷于难以自圆其说尴尬的境地。另一方面，本达也承认现代社会已经失去了这样圣职者——知识分子滋养的土壤。但是，他认为今天如果面临法西斯主义等邪恶势力的挑战，知识分子仍应该出来坚持理性，捍卫正义和真实。齐格蒙·鲍曼把这本书称做知识分子的宣言；赛义德说本达树立了知识分子的形象：“特立独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个人”，“不管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直截了当地责难的”。

本书分为“思维与文化”和“诗学”两编，共收入近40篇文章。包括《从结构观走向解构观的必然性》、《教育与跨学科思维》、《中国新诗八十年反思》等。

人说，小脚里头，藏着一部中国历史，这话玄了！三寸大小脚丫子，比烟卷长点有限，成年论辈子，给裹却布裹得不透气，除去那股子味儿，里头还能有嘛？历史一段一段，一朝兴，一朝亡，亡中兴，兴中亡，兴兴亡亡，扰得小百姓不得安生，碍吃碍喝，碍穿碍戴，可就碍不着小脚的事儿。打李后主到宣统爷，女人裹却兴了一千年，中间换了多少朝代，改了多少年号，小脚不一直裹？历史干它嘛了？上起太后妃子，下至渔女村姑，文的李清照，武的梁红玉，谁不裹？猴不裹，我信，大清入关时，下一道令，旗人不准裹脚，还要汉人放足。那阵子大清正凶，可凶也凶不过小脚，再说凶不凶，不看一时，到头来，汉人照裹不误，旗人女子反倒瞒爹瞒妈拿布悄悄打起“瓜条儿”来，这一说，小脚里别有魔法吧！魔不魔，且不说。要论这东西的规矩，能耐，讲究，修行，花招，手段，绝招，隐秘，少说也得三两天。这也是整整一套学问，我可不想蒙哪位，这些东西，后边书里全有，您要是没研究过它，可千万别乱插嘴，您说小脚它裹得苦，它裹得也挺美呢？你骂小脚它丑，嘿，它还骂您丑呢！要不大清一亡，何止有器有笑要死要活，缠了放放了缠，再缠再放再放再缠，那时候人，真拿脚丫子比脑袋当事儿。您还别以为，如今小脚绝了，万事大吉，不裹脚还能裹手，裹眼，裹耳朵，裹脑袋，裹舌头，照样有哭有笑要死要活，缠缠放放放放缠缠，放放缠缠缠缠放放。这话要再说下去，可就扯远了。这儿，只说一个小脚的故事。故事原带着四句话，说假全是假，说真全是真，看到上劲时，真假两不。您自管酽酽沏一壶茉莉花茶，就着紫心萝卜芝麻糖，边吃边喝，翻一篇看一篇，当玩意儿，要是忽一拍脑门子，自以为悟到嘛，别胡乱说，说不定您脑袋走火，想岔了。

这个时期在美学和批评理论上是相当高产的，包括有鲍姆伽登建立美学这样一门新科学的首次尝试（《美学》），有莱辛关于诗性艺术与视觉艺术之不同的著名论文，有温克尔曼、歌德和席勒为复活的、正在希腊化的古典主义所做的规划，有康德、黑格尔的美学体系，还有与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相联系的艺术和美学的理论化风云。在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和法国——这些成就在艺术和美学理论上反响深远。

人的性存在及性行为．是人类生活实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社会设置如何实现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不仅是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需要社会学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现在，潘绥铭等的”中国性学研究系列报告”就要出版了。在中国，这是首次严格运用社会学的规范的实证方法．对于中国整体情况的全面反映与分析。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研究成果．而且可以视为性社会学在中国日益成熟的标志之一。性问题在中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而如本书就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展开如此系统、全面、细致的论述，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作者潘绥铭教授，长期从事性社会学研究，有多部相关论著出版。此次由他负责的课题组首次运用严格的社会学规范的实证方法，对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进行大规模调查，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数据。本书即是在这些科学调查得出的数据的基础上，对中国人性行为与性关系的整体情况所做的分析研究。书中所论问题，不仅涉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也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质量，以往我们对这些问题由于种种原因采取回避态度，然而这其中存在的问题可以说是相当普遍的，个别突出的问题不仅影响人们的个人生活，甚至往往形成社会问题

展望21世纪，科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科学发展的整体化趋势也愈演愈明。所谓科学发展的整体化不仅仅是指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和融合，也不仅仅是指自然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更应引起我们重视的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结合。纪宝成，1944年11月生于江苏扬州。1966年于北京商学院本科毕业，1981年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务长、教务长，商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司长，国内贸易部教育司司长，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司长、计划建设司司长，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兼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办公室主任。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兼任中国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中国高校市场学研究会会长等，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并被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美国俄克拉何马城市大学、日本创价大学等20多所国内外大学授予名誉博士称号或被聘为兼职教授。出版《商业活动论》、《商品流通论》、《市场营销学教程》、《世纪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规划、体制与发展》、《转型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秩序研究》、《岁月诗痕》等专著和主编、参编著作，在《人民日报》、《求是》、《中国社会科学》等30多种报刊上发表论文200多篇。本书是作者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身份，以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热忱，为发展与繁荣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所作的鼓与呼。在本书中，作者对有关发展与繁荣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高扬人文社会科学的旗帜”，收录了作者关于重视、发展和繁荣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文章，共21篇；第二部分为“构建人文社会科学的殿堂”，是作者结合工作实际所写的实践体会文章，力图为构建人文社会科学的殿堂添砖加瓦，共22篇。书后附有记者采写的三篇相关报道。与有志于发展与繁荣人文社会科学的人士一起探讨思考，摸索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寻求创造更好、更合理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空间和社会氛围是本书的宗旨所在。

本书是一部研究媒体文化的精湛之作。作者认为，媒体文化现在已经成为主流的文化形式，它不仅影响人们的社会化，而且深入到了人的认同性内部。他辨析了若干关键的概念，并在充分分析媒体文化个案（电影、电视、音乐和小说等）的基本上，对媒体文化的正负意义作了批判性的估价，为我们理解和剖析当代西方五光十色的媒体文化及其影响提供了深刻而独特的视角与方法<

本书的上篇便不是单纯的宗教史通论，作者余英时先生所特别注意的是三教在入世伦理方面相互影响的复杂过程，尤其是禅宗对宋明理学的影响。虽然宋代新儒家的「援释入儒」开创了理学的新传统，而宋儒的成功更在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但宋儒为何要「援释入儒」？并透过哪些具体的方式来「援释入儒」？这样一个在思想史上具有极为关键性的大问题，似乎到现在尚未有人真正认真地从事有系统的研究。而余英时先生便试图从入世伦理的观点对上述问题提出一些观察结果。在分析过三教伦理之后，作者余英时先生更进一步在本书的下篇当中，研究宗教和道德观念对中国商人阶级的影响。由于此篇已涉及观念的社会后果，所以其研究的范围便进入了社会史的领域。因此下篇实际上是从思想流转与社会变迁中来观察商人阶级与其意识型态的新发展。远从十六世纪以来，中国商人阶级的社会功能日趋重要。所以隋之而来的是他们在社会价值观念系统中所占据的地位逐渐上升，甚至他们的法律地位也有改善的迹象。近几十年来，中国大陆和日本的史学界对明清商人的研究均作出了努力，他们整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也对许多具体的制度作了详尽的考证工作。不过他们主要的兴趣集中在商人的客观世界和经济活动方面，并不重视商人的主观世界，包括其文化背景、意识型态、价值观念等方面的问题。所以余英时先生便希望透过下篇对问题的处理、选择及解答，使史学界能够正视这方面的研究开拓。余英时先生对这部专题研讨的撰写有两个外因：第一个是五O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史学界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热切讨论；第二个是近年来西方社会学者企图运用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的论点来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现代化的突出现象。作者余英时先生曾引用毛泽东的一番话：「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而大陆学者近几十年来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无数研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要证实这句话是「正确的科学论断」。由于结论早在研究之前便有了，所以往后的问题只是如何去解释、证实它，以及确定萌芽所发生的时期年代，上可至隋唐，最晚不能迟于一八四O年。这便是三十多年来大陆史学界讨论此一问题的中心意义所在。不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涵义是相当严格的，即是指西欧十六、十七世纪以来所发展的一套经营和生产方式。现代的史学家将其分成两大阶段，以十九世纪的工业化作为分水岭。在此之前便是「早期资本主义」，十九世纪之后的是「工业资本主义」。无论是马克思或韦伯，均认为此一经济系统是西欧所特有的。如果从严格的史学观点来看，我们必须对中西社会经济史进行全面且详尽的比较研究后，发现双方有一个共同的发展阶段，不仅在个别的部门中有同样的变化，在整体结构上亦须趋于一致，才可建立这样一个论点。况且，马克思本人并未说过，西方近代特有的资本主义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所必经的阶段之一，尤其是他从未对中国历史作过任何有系统的研究。所以余英时先生批评，中国大陆三十多年来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是最缺乏经验基础的。由于本书所研究的主题是明清商人的主观世界，包括他们的阶级自觉和价值意识，特别是儒家的伦理观念与修养对他们的商业活动的影响。这一方面的研究是中日社会经济史学者所较为忽略的，在这里余英时先生便参考了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一书内所提供的例证。由于最进西方社会学家讨论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引发了余英时先生对此问题的兴趣，所以他参考了当代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在全书的论证过程中，除了随处以新教伦理，特别是喀尔文教派的伦理，与中国的宗教伦理相比较，还严重地批判了韦伯关于中国宗教方面的看法。把喀尔文教派的教义看作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之一是韦伯的个人创见，但在这一创见后必然隐藏一种假设，便是思想本身也自有某种程度的独立自主性，在客观条件的适当配合下，思想也可以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这样的理论可以算是对历史唯物论的一个有力反驳，而韦伯的论旨是以具体的历史经验为根据建立起来的，并没有将此论点提升为一套整体的历史观。他的具体研究对象是喀尔文教派，并透过具体的历史经验建立起一种「理想型」；即是通过想象力把历史上的大事与其相关联的事件连结成为一个整体。这样的一个「理想型」其实本身是个乌扥邦，虽超越了经验却又包括了经验。它一方面以特殊经验为研究对象，又以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为核心，《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便是如此；就喀尔文教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而言，韦伯所研究的历史经验是特殊的，但就宗教信仰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而言，他所提出的问题又具有普遍性。后韦伯不但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中引用中国宗教伦理和商业道德来与西方的情况相对照，还写一部有关中国宗教的专论，继续发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中的主要理论。但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的研究所建立的「理想型」，用「入世苦行」来概括新教诸派的伦理。他认为这种「入世苦行」的宗教伦理是西方所读友的，并在喀尔文诸派的教义中发展到最高峰。单就思想而论，这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主要来源。为了证明此一精神确为西方所独有，不见于任何其它的宗教传统，还研究了犹太教及中国和印度的各个宗教。不过作者余英时先生在本书中便提到，中国的宗教伦理大体上恰巧符合韦伯所建立「入世苦行」的型态。当时因为没有可靠的资料可以依据，所以使得韦伯对于中国宗教伦理的判断往往适得其反。他所认为的某些观念或行为是中国所没有而为新教伦理所独有的东西，事实上同样也是中国宗教伦理的要素。所以此书还有针对韦伯关于中国宗教的错误论点给予彻底的澄清。这本书是从两个重要的历史事实为出发点的：第一个是中唐以来宗教的入世转向；第二个是十六世纪以来商业的重大发展。探索这两者之间究竟有无任何关联便是此书的目的，并以西方的新教伦理作为比较的对象。宗教和商业是一切文化所共有的，其内容、位置和发展情况却会因文化而有所不同。所以只有在比较后各种层次的中西异同之后，我们才能从现代的观点认识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社会变迁的意义。比较与对照不是要证明中国也有喀尔文教的伦理或资本主义萌芽，而是为了使中国史的特殊性更为明显。所以本书的首要任务是揭示中国宗教入世转向的特殊途径，和中国商人阶级兴起的特殊型态。此书有它特殊的意义及价值，所以吸引我去看，亦使我得到了不少的收获。相信经过此书，我对于明清时期的社会环境与商人的角色地位，有了更加明确的认知。相当佩服余英时先生的学识，及他那深具亲和力的文字驾驭能力，我想将来还会多看他的著作来增加自己的实力，亦感谢老师能带领我进入这中国历史这宽广的殿堂，并能在此瞻仰众多古今的英雄大儒。

书法是我国传统的文化艺术，积淀着五千年的文明，笔情墨趣，溢于纸帛。这贴近生活，反映生活，服务生活，并且具有极强的审美价值。植根于历史土壤之中的书法艺术，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内容，富有独特的魅力，它不仅是民族文化的瑰宝，也是世界艺林的奇葩。为了将书法的考级标准和要求等原则规定，转化为便于学习和领会的理论知识，上海中华书法协组织有较高造诣且富有教学经验的书画家编著了《上海市书画等级考核丛书》，其中的《毛笔书法考级》和《硬笔书法考级》两书，紧紧抓住了用笔技法这个重点，以引领书法爱好者从起步阶段开始，就能始终沿着规范学习，扎实基础的正确轨道，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纵深发展。书法作为一门艺术，不仅要会书写，而且要会欣赏，因为评品和赏析是建立在更加广泛的艺术修养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书法爱好者必须注意吸取多方面的营养，不断地充实自己，努力提高书法创作的起点和欣赏书法作品的水平，逐步达到眼高手高的境界。

一分为三，是人类迤今为止所创造的全部精神财富中最精彩.最引人探索的重要部分之一。本书作者以其精深的学养和丰富的实践考察，窥探到在我们祖先倡导的人类和平共生.共存.共进化之中，潜藏着熠熠生辉的东方密码，即一分为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