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冷战的结束，不曾预料到的、划时代的事件使我们认识到，后冷战到秩序正在从文化上转变自身，甚至比地理上或者经济上的转变还要快。在这种背景下，这本书揭示了文化和认同“回归”国际关系理论议程的机会和允诺。这些作者强调了一系列的问题：什么能够解释国际关系学理论中一直缺少对文化和认同的兴趣？重新思者当代理论对文化和认同概念的研究程度是怎样的？定义这些概念的——因为它们难以捉摸——和把这些概念整合到研究过程中的、最富建设性的方式是什么？最后还有，如果有风险，那么和贯彻本书中证明和提倡的、文化和认同的理性钟摆相关的风险都是什么？虽然不赞成任何形式的文化决定论，但是作者们都认为，谨慎的合并文化/认同理论可以在全球动荡转变的时代对国际关系学知识起到重要的矫正作用。尽管也有重大的争论，但他（她）们都确信，很难再进一步夸大涉及文化和订合同问题的政治重要性和知性重要性。

本书内容包括：儒文化社会学的性质、形成与发展；儒文化社会学的理论核心及其体系；儒文化社会学与中国古代社会；儒文化社会学与人和社会；儒文化社会学与社会伦理整合、与修齐治平、与中华社会控制，与中华现代文明、孔、孟、荀及后儒们的思想与中国社会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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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断：对于勒南（Renan）而言，现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16世纪哥白尼的天文学说取代了古老的人类中心说。新天文学说的出现，使我们人类第一次知道并拥有了对于无限时空的感觉；换一种说法可能导致较少的误解，从前从未有过的物质无限的感觉被强置于人类面前。这种对于物质无限的震惊感觉，能在帕斯卡那里找到，在但丁那样的中世纪作家那里却是找不到的。人类不再把地球看成宇宙的中心，不再把人自己看成世界的中心，代以言之，人在无限空间中漂泊。这样湮没在无限中，人们发现要肯定自己本质上的优越日益艰难；人越来越不把自身看成身处于另一个帝国里的帝国，而更像是整体里的一个部分。在人类失去超于自然的特权后，这种对于自然之“一”和人的自然的新感觉也给人类带来了安慰。感伤的一面，按照华兹华斯的说法，“明智的顺从”所带来的恩惠安慰了人类；科学的一面，按照培根的说法，对于支配权的期望安慰了人类，他正是要凭借服从自然来征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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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成书于1942年，几年间仅在文光书店就印了五次，当时的宣传是“不读《经典常谈》，就过不了考试关”、“不读《经典常谈》，就当不好国文教师”。经典训练是文化教育的一个必要项目，作者朱自清认为“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而中国古代经典，浩繁艰深，一些人望“典”兴叹，不敢问津。为启发人们对经典的兴趣，先生给想“漫游”经典的读者当向导，以亲切自然的随笔风格描述了十三部经典的典故源流、“胜景佳境”，深入浅出、富于生趣，并尽量采用近人新见。先生一生诲人不倦，晚年致力于文化启蒙，他衷心希望“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

《中国戏曲文化概论》站在中国文化的高峰上，从宇宙观、生产方式、宗教精神等各个方面总结分析中国戏曲文化，在比较中见特点，在论辩中见深度，在超越中见高度，展现中国戏曲文化无比丰富的内容和深刻底蕴，是一本优秀的古典戏曲研究专著。郑传寅教授的《中国戏曲文化概论》以“戏曲文化的特殊道路”、“古典戏曲的审美形态”、“戏曲文化的精神特质”等三编八章的结构，研讨了古典戏曲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这本专著以比较方法贯串始终，各编都在中国戏曲文化与西方戏剧文化的比较中展开，从不同戏剧文化现象的对照，到产生它们的不同哲学和美学观念、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不同生产方式的揭示，实际上也是一部比较文化的研究成果。全书围绕古典戏曲这一中心，在比较中多侧面、深层次地探索了它的规律和特点。作者指出，中国古典喜剧的特点是“美刺得兼”、“喜以悲反”，这当然是有史实和理论根据的结论。这些见解为大量剧作所印证，是对创作实践所蕴涵规律的理论升华。本书向种种旧说、乃至某些成说挑战，具有鲜明的论辩色彩；而且通过反复论辩，显示了对戏曲研究中留存的一系列问题的认识深度。全书史论交融、论述精当，反映了作者的深厚功底和严谨学风，也体现出作者的开拓意识和创新精神。

本书对当代西方知识论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与分析，阐述了知识论研究对象的演化与发展。介绍了知识的确证的思维过程，全面介绍了当代知识论研究的主要流派，对有关信念之间确证上的结构问题，作了分析和研究。

本书运用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实践反思法，以敏锐的眼光深入探讨了全球化时代颇具挑战性的文化传播问题。作者在认真研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对文化传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形成了诸多创新性见解。本书既有对文化传播历史的辨析和梳理，又有对文化传播基本理论的探索，还有对文化传播现实问题的关注，其逻辑建构很有文化哲学的学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