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文化产业评论（2011年上卷）》是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主办的文化产业研究性学术作品，《北大文化产业评论（2011年上卷）》以理论分析、政策解读和前沿观察的形式对文化产业相关领域展开理论性、批判性、历史性和国际性的研究论述，倡导以跨学科的视角研究文化产业现象和趋势，希望成为海内外学者研究成果发表的论坛，成为架起华人学者文化产业研究通向国际学术前沿的桥梁。

20世纪最初20年所以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重要的转型期，无疑缘于三大事件的接踵而起及其相互影响与激荡：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与欧战。辛亥革命结束帝制，创建共和，厥功至伟。它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开启了闸门，使新文化运动得以洪波涌起，登堂入室，径直猛烈冲击以纲常名教为代表的千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形成了国人思想解放的伟大潮流。与此同时，欧战的爆发充分暴露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弊端，被新文化运动奉为圭臬的西方社会也面临着自己“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西方现代思潮发生了深刻的变动，反省现代性的非理性主义思潮浸浸而起，正反映了人们对西方文明自身的批判。这影响到了东方，便是催醒国人打破对西方的迷信，要求重新审视中西文化和调谐民族新文化的发展方向。梁启超说，要讲思想解放那就要彻底，对于来自西方的所谓新思想，也要讲解放，就反映了这一点。所以，不难想见，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界，集“古今中西”的文化冲突于一时，呈现出了怎样空前的活跃和激烈争鸣的局面。

《中国文化产业创新研究》是一部集作者个人七 年之功，花三年时间完成的系 统研究中国文化产业的专著， 也是，一部从文化创意的角度研 究中国文化产业创新的专著。 《中国文化产业创新研究》在写作过程中作者曾到国 内十多个城市和河南省十八市 做过大量的文化产业调研，期 望通过对中国地域文化、城市 文化、行业文化的详细分析， 说明文化创意对于文化产业发 展的重要意义，从而指出中国 文化只有创新，才能焕发自身 的生机与活力，才能具有新的 文化气象与文化精神。

姚惠兰的这本《宋南渡词人群与多元地域文化》从文学地域性研究的角度，采用文献学、文化地理学、史学、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南渡词人群置于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具体考察其分布态势及相关活动，探讨地域文化与词人群，词学之问的相互影响、互动关系以及不同词人群的群体特征，对浙江词人群、江西词人群、福建词人群、岭南词人群、四川词人群等五大地域词人群的群体构成、词学活动以及地域文化对词学的影响进行了考察与分析。《宋南渡词人群与多元地域文化》的探讨，不仅有助于认识南渡时期词学的地域特色，也可为准确把握词学在南渡及其后的具体走向提供切实依据。

《碰撞与交融：战国秦汉时期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充分搜集和运用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学习和借鉴了近年来在学术界影响较为广泛的拉铁摩尔、王明珂等海外学者研究边疆和民族问题上的方法和观点，力图摆脱传统的农耕文明优越论和中原王朝中心论思想的影响，站在民族平等、文明各有所长的角度研究审视战国秦汉时期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取得了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作者认为：战国秦汉时期，是中原农耕民族大幅度开拓扩张，北方游牧民族不断防守退缩的时期；战国秦汉时期的北方长城是中原农耕民族为保卫向北方游牧民族开拓扩张的成果而修造的，具有开拓扩张的功能；不能简单地说农耕生产方式先进、游牧生产方式落后，农耕民族文明、游牧民族野蛮，农耕民族防御，游牧民族进攻；游牧民族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观点不同于人们根深蒂同的传统认识，但仔细阅读王绍东教授的专著，又能发现这些结论有充分的史料依据，大多也符合历史的实际。

本论文集选自2009年7月29日在中国昆明云南大学召开的第十六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大会“中国与东南亚民族论坛”专题会议的参会论文。来自美国、法国、密克罗尼西亚、越南、泰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以及国内各高校与科研机构的30名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和论文摘要41篇。除一部分论文按会议规定同时提交中、英文两个版本外，大部分论文只有中文版而没有英文版，少部分只有英文版而没有中文版，语言与文字的差异对学术交流仍然带来一定的影响。我们编辑时，保留作者论文的原貌，对于同时提供中、英文两个版本的论文，原则上只采用一篇；对于个别文章遗漏的英文译名和语法错误进行翻译和校正；考虑篇幅统一的原因，没有收入只有摘要而没有正文的文章；对于先收入本文集而后在其他正规学术刊物或出版物发表和出版的会议论文，本文集仍旧收录；最后收入论文18篇，大部分都是首次发表。为便于国际学术交流和体现学术平等，编者对论文作者的介绍参照国际学术论文出版惯例，直述其名，不区分国别、职位，一视同仁。敬请作者们谅解！论文集分以下4个专题来编排：

《中国学术（总第30辑）》的开篇是1904年北京菜市口执行的一次死刑，它虽然是菜市口执行过的数不清的死刑之一，却又具有特殊意义。其一，受刑者王维勤杀害多人，施于其身的是极刑中的极刑：凌迟；其二，他是中国最后一批被凌迟处死的倒霉蛋之一，此前法律改革已经开始酝酿，此后不久凌迟之刑即被废除；其三，此时正值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大批欧洲人进入北京，得以亲眼目睹并用照相机留下了这一令他们感到震惊并极为厌恶的死刑方式执行时的情景。

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必得向海外输出传播中国文化，以避免文化冲突升级而导致的文化战争，还要在国内学术界和国际文化领域寻求双重对话，将20世纪的“全盘西化”转化为21世纪“中西互体互用”。东方和谐和平文化精神可以遏制西方丛林法则的战争精神，用和谐文化减弱冲突文化的危害。在战争频仍而恐怖主义遍布世界的今天，在人类文化在西化主义中面临“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情态下，在人类精神生态出现价值空洞和生存意义丧失的危机中，在全球遭遇地缘战争威胁和核战爆发危机时，我们必得思考人类未来究竟应何去何从？！作为东方大国应该深思，中国文化应该怎样创新并持之以恒地输出！中国应该站在人类思想的制高点上来思考人类未来走向，文化创新和超越应该成为新世纪的人类文化精神坐标！东方文化守正创新必然使西方文化单边主义和军事霸权主义遭到质疑并走向终结！中国文化可持续输出，已然关系到大国文化安全。前沿学术对话可呈现当代中国思想变迁踪迹：无论是从经济上清理跨国资本运作与文化霸权的关系，还是从文化上看数码复制时代的精神世俗化平面化问题；无论是厘清美国全球化时代正在走向衰竭，还是提出应该尊重中国在亚洲具有的独特文化意义：东亚的现代性中价值观与信仰、社会机构与语言节目，都意在强调西方必须重视中国声音，而我们不能再让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败坏国家精神。

全球化时代是个全面开放的时代，也是各民族文化全面交往互动的时代。《文化交往论》以文化交往的历史为实证基础，着眼于哲学层面，从文化与文化文往，文化交往与文化实践、文化信息流动、文化冲突、文化融合五大层面，对文化交往进行了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不仅论述了文化交往的本质、文化交往的动力、文化交往的规律，而且探讨了文化冲突的原因、实质及其意义，前瞻了全球化条件下文化交往的发民趋势，旨在通过对文化交往历史的深层解读，把握文化交往的本质和规律，达到对文化交往意义更深刻的自觉认识，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现实的文化交往实践。

《文化价值论》、《文化悖论》、《价值实现论》三本著作二十多年的出版，经历了从“文化价值哲学三部曲”到“大道哲学全书”，再到“文化价值哲学三部曲”的过程。这也算是否定之否定吧。但它不是原地重复，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修订再版。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笔者在哲学本体论上的追求造成的。最初写这三本书的动机，是想把哲学认识论的研究对象由生物物理领域转向并扩大到整个社会文化领域，研究有价值、有意义的文化世界是怎样建构人的价值意识（包括价值思维悖谬）的。做此研究，一方面想解决存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一系列中介变量问题；另一方面，想解决人在现实生活中，是通过怎样的文化环境、情境、情势与生活细节发展价值意识，成为意识到的存在者的。这要比德国古典哲学家从“自我”出发，解决哲学知识论或认识论问题，要现实得多，也生动具体得多。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文化价值哲学三部曲”二十多年来才一直广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