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江论丛：吴伟业其人与明清文化传播》为笔者的博士论文，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采用横量纵观、文本阐释和跨文体解读比照分析等研究方法，重点研究吴伟业人格和思想生成的社会历史根源，探究吴氏戏剧的题材意义，发掘其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并从戏剧文化史的视角打量吴氏戏剧和苏州派作家作品蕴涵的社会文化意义。

《藏汉文化考述》是著名藏学家王尧先生有关汉藏文化交流的文论集锦。王先生长期从事藏族文化的研究，博览藏汉典籍，能够抉微探幽，发前人之所未发，令人耳目一新。不论是南宋最后一个小皇帝赵显遗事考辩、马球新证、大黑天神玛哈嘎拉崇拜在北京，还是著名的汉文小说《金瓶梅》《红楼梦》中的生动描写，藏族文化处处有迹可寻，反映了各民族之间文化孳乳、繁衍并孕育出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华文化，是巩固中华各民族的纽带，亦是真正的历史的主流。

《语言文化系列丛书：多元文化范式导入》共分14个单元，主要介绍了多元文化的相关背景知识、多元文化的交际特征以及不同文化所具有的共有属性、文化价值与思维模式、通用语言交际与文化、非语言交际与文化、中西文化关系发展及文化融合、跨文化交际能力、中西文化冲突与文化顺应、中西不同文化下的幽默与风趣的功能和特点、特定文化中的颜色词及其文化内涵、跨文化能力培养、多元文化的谚语和习语问题、跨文化交际的礼仪特点及规范和跨文化交际的前景。《语言文化系列丛书：多元文化范式导入》可作为高等院校（非）英语专业选修课教材，也可供其他英语爱好者使用。

姚惠兰的这本《宋南渡词人群与多元地域文化》从文学地域性研究的角度，采用文献学、文化地理学、史学、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南渡词人群置于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具体考察其分布态势及相关活动，探讨地域文化与词人群，词学之问的相互影响、互动关系以及不同词人群的群体特征，对浙江词人群、江西词人群、福建词人群、岭南词人群、四川词人群等五大地域词人群的群体构成、词学活动以及地域文化对词学的影响进行了考察与分析。《宋南渡词人群与多元地域文化》的探讨，不仅有助于认识南渡时期词学的地域特色，也可为准确把握词学在南渡及其后的具体走向提供切实依据。

卫礼贤，德国新教传教士和汉学家。1899年作为同善会传教士赴当时的德国殖民地青岛。早期致力于办学，创礼贤书院，同时勤奋学习中国文化，对儒家思想极为服膺，一度加入满清遗老的尊孔复古运动。“一战”结束后短期返德。1922年到1924年间又先后在北京德国公使馆和北京大学德语系任职，和蔡元培、张君劢等新文化人物相往还。1924年任法兰克福大学汉学教授，创中国学社。卫氏移译中国经典凡十余种，其中尤以和清末大儒劳乃宣合译的《易经》享誉世界，为民国时中国国学界最熟悉的西方汉学家之一，也深受黑塞、荣格等西方著名知识分子推崇。《卫礼贤之名——对一个边际文化符码的考察》为国内外第一部全面评述卫礼贤文化思想的著作。本书由范劲著。

本书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创意经济项目总监埃德娜·多斯桑托斯亲自作序，并给予高度评价。作者花建为国际文化产业和创意经济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在全球长期跟踪研究，承担过20多个国家和部委省市院重点课题。先后承担成都、上海申请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报告的撰写，并亲赴联合国进行陈述，获得圆满成功：曾荣获“上海社会科学院建院五十周年学术贡献奖”等多个重大奖项。此书为作者多年研究的结晶。《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从创意集群到文化空间）》大量采用第一手资料，从美国沙漠创意小城圣达菲、英国文学之都爱丁堡、日本设计之都名古屋到中国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园区，融入实地调研的丰富案例。全书文笔流畅，插图精美，包括全球主要文化产业集群分布图等，为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

《中国学术（总第30辑）》的开篇是1904年北京菜市口执行的一次死刑，它虽然是菜市口执行过的数不清的死刑之一，却又具有特殊意义。其一，受刑者王维勤杀害多人，施于其身的是极刑中的极刑：凌迟；其二，他是中国最后一批被凌迟处死的倒霉蛋之一，此前法律改革已经开始酝酿，此后不久凌迟之刑即被废除；其三，此时正值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大批欧洲人进入北京，得以亲眼目睹并用照相机留下了这一令他们感到震惊并极为厌恶的死刑方式执行时的情景。

《文化价值论》、《文化悖论》、《价值实现论》三本著作二十多年的出版，经历了从“文化价值哲学三部曲”到“大道哲学全书”，再到“文化价值哲学三部曲”的过程。这也算是否定之否定吧。但它不是原地重复，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修订再版。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笔者在哲学本体论上的追求造成的。最初写这三本书的动机，是想把哲学认识论的研究对象由生物物理领域转向并扩大到整个社会文化领域，研究有价值、有意义的文化世界是怎样建构人的价值意识（包括价值思维悖谬）的。做此研究，一方面想解决存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一系列中介变量问题；另一方面，想解决人在现实生活中，是通过怎样的文化环境、情境、情势与生活细节发展价值意识，成为意识到的存在者的。这要比德国古典哲学家从“自我”出发，解决哲学知识论或认识论问题，要现实得多，也生动具体得多。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文化价值哲学三部曲”二十多年来才一直广受欢迎。

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必得向海外输出传播中国文化，以避免文化冲突升级而导致的文化战争，还要在国内学术界和国际文化领域寻求双重对话，将20世纪的“全盘西化”转化为21世纪“中西互体互用”。东方和谐和平文化精神可以遏制西方丛林法则的战争精神，用和谐文化减弱冲突文化的危害。在战争频仍而恐怖主义遍布世界的今天，在人类文化在西化主义中面临“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情态下，在人类精神生态出现价值空洞和生存意义丧失的危机中，在全球遭遇地缘战争威胁和核战爆发危机时，我们必得思考人类未来究竟应何去何从？！作为东方大国应该深思，中国文化应该怎样创新并持之以恒地输出！中国应该站在人类思想的制高点上来思考人类未来走向，文化创新和超越应该成为新世纪的人类文化精神坐标！东方文化守正创新必然使西方文化单边主义和军事霸权主义遭到质疑并走向终结！中国文化可持续输出，已然关系到大国文化安全。前沿学术对话可呈现当代中国思想变迁踪迹：无论是从经济上清理跨国资本运作与文化霸权的关系，还是从文化上看数码复制时代的精神世俗化平面化问题；无论是厘清美国全球化时代正在走向衰竭，还是提出应该尊重中国在亚洲具有的独特文化意义：东亚的现代性中价值观与信仰、社会机构与语言节目，都意在强调西方必须重视中国声音，而我们不能再让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败坏国家精神。

《文化价值论》、《文化悖论》、《价值实现论》本著作二十多年的出版，经历了从“文化价值哲学三部曲”到“大道哲学全书”，再到“文化价值哲学三部曲”的过程。这也算是否定之否定吧。但它不是原地重复，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修订再版。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笔者在哲学本体论上的追求造成的。最初写这三本书的动机，是想把哲学认识论的研究对象由生物物理领域转向并扩大到整个社会文化领域，研究有价值、有意义的文化世界是怎样建构人的价值意识（包括价值思维悖谬）的。做此研究，一方面想解决存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一系列中介变量问题；另一方面，想解决人在现实生活中，是通过怎样的文化环境、情境、情势与生活细节发展价值意识，成为意识到的存在者的。这要比德国古典哲学家从“自我”出发，解决哲学知识论或认识论问题，要现实得多，也生动具体得多。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文化价值哲学三部曲”二十多年来才一直广受欢迎。研究有价值、有意义的文化世界建构人的价值意识，自然会涉及文化本体论问题。但当时所说的文化本体论，仍然是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化现象世界而言的，它并没有涉及形而上学问题，也没有涉及形上本体论问题。通过沸沸扬扬、参差驳杂的文化世界，研究人的价值意识的建构与发展，虽然属于文化本体论问题，但严格地说，各种文化作为现象世界，是不可成为本体论存在的。特别是通过具体的文化环境、情境、情势与生活细节讲文化价值意识建构，实际上是属于价值意识发生论与发展论问题，而不是本体论存在问题。文化本体论，实乃文化现象世界背后的价值与意义存在，特别是形而上学的存在。由此可知，不涉及形而上学问题，不涉及这个最高本体存在问题，只是以有价值、有意义的文化现象世界为本体论，研究人的文化价值意识建构，不但不能真正解决哲学本体论问题，而且其价值意识建构也不能解决国家民族根本精神与信仰信念问题，以及人们于何处安身立命问题。这正是我的哲学研究由文化价值哲学走向大道哲学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