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真切描绘出一个靠自身能力和美色跻身于男人当权的社会去实现“自我价值”，从虚荣、要强到腐化、犯罪的副厅级女干部袁碧秋的生活轨迹。她被男人玩弄也玩弄男人，大搞色权、权钱交易，最终落入法网。同时塑造了省纪检委副书记童志娟这一鲜明形象，她同袁碧秋巧妙斗法，不顾私情，顶住各方面压力，最终将案件办成铁案。全书读来情节跌宕起伏，引入入胜，令人感叹，发人深省。

本书收录的法学理论文章有：《人权遗产的一大缺陷》、《论现代法制的代际立场》等，并收录最高法院公报案例要旨，及随笔、评论文章。

这是一本关于法理学、法文化与宪政制度综合研究的专著。纵观全书，大有元气淋漓之象。作者以其深厚的法律哲学功底和宏大叙事精神，从中国传统文化流变的角度考察了中国法治秩序构建的基本法哲学问题。作者强调历史在变迁中的应然性，并进而认为，超越精神与法律技能的知会是建立在对人性真相深刻的哲学洞见之上的。法律的本质即在于承认人的真正自由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而作为自由的法律即是一个“观念的自由”或者“设计的自由”。在自然的神性退隐之后，人类的思想却在历史的进步中退步了。正因为如此，应当将中国和西方，还有与其他文化的对比放到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中作一考察，甚至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数千年乃至人类社会文明总咸以及历史走向中去考察，方为有效可行之方法。实际上，作者并没有否定社会进步和现代法治的根本意义，毋宁从西方知性文明同中国心性文明的对比中，承认法律多元化和民族、社会、个人的主体地位，承认民族法律文化在历史传承以及构建国家法治秩序过程中的主导性，并由此导致信仰类型在社会变迁中的更替。作者深刻指出，人们在误读西方法治精神的同时，也误读了中国传统文明。儒教精神并不能代表中国传统文明之精髓。人们只有从现有的精英文化中寻求信史的秘密，认真地对待超越于自然法之上的“道家”文化精神，才有可能找到上升的路径。

这本书中出现的传主是：张爱玲、林徽因、陆小曼和蒋碧微。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女作家；林徽因是文化复兴式的女才子，她才能的多方面体现和成就的多样没有任何一个女子可与其媲美;陆小曼代表了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类女性，对传统的叛逆和对前途的迷茫构成她们的精神气质；蒋碧微是最敢向封建伦理传统社会宣战的最勇敢的“情人”形象。这些女性无意中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她们在妇女解放运动中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她们敢于“做自己”的意义延伸到现在，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对她们的人生和成就感叹佩服不已的原因。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书。写作这些人物，是从女性主义的视角，站在女性的立场，对她们在历史进程中所尽的微薄之力和客观贡献进行肯定和赞扬。她们每个人在自己的领域都有自己的贡献。她们的一生有许多不凡之举，这不凡之举，有的体现在建设上，有的则体现在破坏上。她们的意义和价值，不一定是留下了什么，而是影响了什么，因此写作的时候更注重的是她们的历史文化意义。

冯象在序言中曾提到他写这个系列的初衷之一，就是不满所谓的普法文章。什么是真正的“普法”？我的理解就是通过言说去影响一种现实的语境。从这个角度看学者的言说，其实和司法过程极其相似。法学家写的案子，和法官写的判决书都是必不可少的“具体法治”，是西法东渐和“法治本土资源”变迁的经验环节。鉴于目前我们的法官多半写不好判决书，法学家撰文说案更显得尤其重要。 汉语语境下的“政法”二字，其实并不是“政治与法律”的缩写。因为汉语的构造承袭的是三纲五常的微言大义，两个字放在一起就像两位领导出场，表面是平列关系，其实多半是一种偏正结构。甚至于有着语义上的越俎代庖。钱钟书《管锥篇》中谈过这个问题，如“兄弟”指的是弟，而“祸福”说的也多半是祸。钱先生说这种词义结构的特征来自道家相对主义对国人的思维影响。这道理固然精辟，但我对这解读还是不满。“偏义”与其说和道家思维有关，不如说恰恰是和儒家礼教一丝不苟的“差序格局”合拍的。因为没有一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也就没有语法面前每个字平等的逻辑。 “政法”一词其实也带有偏义，而且来自古汉语的“本土资源”，并不是舶来词。现代法治西学东来，在细微技术上今天已几乎看不到一丝中华法学的遗迹。但奇怪的是今天我们谈到法律领域，笼罩全局的仍然是这个老妪般的“政法”二字。 冯象近年来的专栏写作，也和上述“政法”一词的语义变迁趋势相吻合，就是所讨论的主题和作者的基本理念从形而下的、被意识形态空洞化的“政法”概念，开始向着形而上的政法之道转变，最后凸现为一种清晰的宪法或宪政的视野。冯象这一走势大概从写〈它没宪法〉开始，尽管此文的观念老实说仍然相当模糊，但这一走势越到晚近越清楚了。尤其冯先生的专业是知识产权，但他却往往从对版权、商标权的纠纷中看出权属问题的“宪法化”趋势。如《修宪与戏仿》一文，从一篇小说戏仿《沙家浜》引发的案子，分析到版权权益与“戏仿”者言论自由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说产权问题不能只在商法或私法的领域中解决，而最终必将诉之宪法或宪法的司法化。这个故事和苏力讲过的“邱氏鼠药”的案子何其相似。我以前有一个看法，就是研讨宪法有两途，一种是从部门法往上走，一种是从政治学往下走。冯文属于前者，尽管他由于文体限制和过于借重文学笔法带来的自缚（这算冯象一个不太严重的弱点，所以我才说《万象》上那些风情文字是更纯粹的冯象文章），分析上不免大而化之。但其义理与视野，却超出苏文太多。 看冯象的“政法笔记”，你会看出在今天“政法”的意思其实就是以宪法为纲。先秦诸子的文献第一次出现“政法”，大约是《庄子内篇》的“人世间”。当时颜回谈到“内直外曲”，他说“内直者，与天为徒”，“外曲者，与人之为徒也”。这是指为人，但治国的道理也不外乎是。形而下的“政法”只是“外曲”之道。而法治要从“外曲”之器物走向“内直”之道，就必须舍意识形态而取宪法，或作为宪法灵魂的消极的公民权利。最后孔子回答“大多政法而不谍”，这个“政”是“正”的通假字。孔子说的“政法”不是杀头，是去纠正“法”或指纠正的方法。这个语义的源头是很有趣的，尽管有穿凿之嫌，但“政法”这个古老的词汇，是否从一开始就暗示了“违宪审查”的意思呢？如果这样，冯象这本书就更名副其实了。

《怎样打赢官司》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由为选案和评介的主线，通过法律知识、以案说法、分案评析、介绍诉讼当事人的一般应对策略等方式，使读者充分地了解法律、了解法院受理和审理各种诉讼案件的有关程序规定。

本书介绍了毛泽东认识论思想、毛泽东辩证法思想、毛泽东历史唯物论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精髓、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实践观、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生产力论、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国家统一观、“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创新。

有人说：婚姻是美好的：它以爱情开始，以家庭为存在形式，以子女的生育和成长而延续。其中贯穿始终的是爱，诞生的是绵延不断的血缘联系，因此它是永恒的。也有人说：婚姻是可怕的：它以爱情为诱饵，以家庭为枷销，以子女为羁绊，使人永远不得解脱。它是爱情的墓地，它是一个陷阱的圈套，是以牺牲开始的周而复始的过程。有人说：婚姻是神圣和伟大的：它是人类的伟大发明，它以责任使人承担起社会义务，从而使人摆脱了单纯的自我，使人从动物变成了完整的人，因此，婚姻既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社会性的关系。也有人说：婚姻是虚伪和不牢靠的：它以爱情的纱幕掩盖着欲望，以共同的家庭生活方式进行着合伙性的物质生产和后代的再生产，以共同的利益维系着一种契约关系。它随时可能因利益或诱惑而解体……

《今日说法》的落点是一个“说”字，就是对话，这“法”要靠“说”，突出这个“说”字以后，老百姓爱看。这种对话有几种，一种当然是主持人和专家之间的对话；另一个，拍摄的内容本身都是百姓自己的事情，其中有各种矛盾体的对话，有执法人员和被执法人员之间的对话。《今日说法》的魅力可能也应于说话了，所以觉得不呆板，能受人欢迎，收视率也稳步提高。它在一片荒地上创业，现在已是枝繁叶茂、绿树成荫了。《今日说法》的成功，另一个关键在于它找到了一个平等的、与人对话的视角。它不是“讲法”，而是“说法”。法律节目容易有俯视、仰视的视角，影响了平等对话。《今日说法》的视角非仰视，也非俯视，是平等的。这种形式，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

很久以前有一渔夫，驾着一叶小舟，顺流误人桃花深处，却发现桃源中别有洞天。那里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人人怡然自得，家家安居乐业。渔夫被桃花源的与世无争、恬淡安静所吸引，但后因思乡心切想回家探望，虽然他一路上都做了标记，但当他再回来寻找时却再也找不到桃源的人口了。世外桃源的美丽传说已无从考证，正因它的虚无缥缈，世人才对它更加虔诚热切地向往，它是世界上最美丽、安宁的地方。而我们的现实社会呢？它的纷繁复杂让人目不暇接。工作是排得满满的时间表，一个又一个的计划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而生活，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衣食住行，一切如排山倒海般压来。即使我们处理得当，也将因此身心俱疲！在发生意外、出现纠纷的情况下，作为普通人，眼看着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侵害，又如何能怡然、宁乐？我们编撰维权指南丛书，旨在面向小康社会，服务百姓人家，在您按图索骥点击法律难题之际，为您架设起一条维权通道。丛书涉及人们生存环境问题、房屋拆迁问题、物业服务及医疗纠纷等与生活休戚相关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