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对《中国教育史》孙培青版教材进行的归纳和解读，以及课后习题的答案分析。由于大学教材几乎全是文字的罗列与阐述，对于学生学习来说，会存在读不懂、学不明白的情况，尤其这本教材也是考研必用教材。教育学专业课很多都是背诵，但是背诵的前提是理解知识点，教材并没有能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知识点，为此我们出版了教材全解系列图书。该系列图书对教材的知识点进行精炼总结，同时对于每个考点都会补充有趣的例子、画图或者拓展性的背景，帮助学生快速理解每一个知识点的意义，才能更好的梳理知识点框架，更好的应对期末考试以及考研专业课的复习。

本书成书于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成立十周年之际，回顾了律师学院创立与发展的历程，记录了律师学院成长中的重要事件，参与本书编著的撰稿人均为律师学院成立与发展的亲历者，其所感、所悟、所思、所述具有珍贵的史料意义。同时，本书从律师教育在中国教育界从无到有，并逐步发展成熟，记录了律师教育的发展路径，为了探索和完善一套符合中国教育实际的律师教育体系，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此外，本书还邀请了律师学院法律硕士实务导师代表和法律硕士毕业生代表，从各自的角度为律师学院撰文，有经验总结，有成长回顾，更有点滴记录，“师”与“生”是教育教学的两方主体，其相互交流教学相长，不仅体现了律师学院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而且展示了一幅幅真实生动的学生成长、教师奉献、学院发展的历史图卷。

《法律史译评》以境内外新出中国法律史论文为内容。第八卷论文包括《战国时期秦的“邦”与畿内》《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义折狱”案例试析》《举重明轻、举轻明重与比附（上）》《政策与对策：清代的孝道国策与虚假诉讼》等共16篇，内容丰富，涵盖了上至秦汉时期，下至晚清民国的法律史上诸多问题，旁涉出土文献、思想史、行政史等诸多学科，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学术性。

本书为作者对法哲学、法理学等问题的片段思考，共一百篇。虽然属于学术随笔，但是内容广泛，涉猎深厚，基本是中国古代学术经典、西方重要文献，诸如中国的《论语》《荀子》《说文解字》《史记》，以至唐诗，红楼梦等，西方的《理想国》《尼各马可伦理学》、凯尔森纯粹法理论、康德三大批判等等，都被交融连接到一起，成为作者自己的法哲学观以至具体问题的见解。其中不乏洞见，读来另有一番趣味。

本书依托于心理学大纲，结合历年命题特点，考虑学生实际学习情况，经过深入的研究和分析编制而成。本书的内容主要包括心理学导论、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心理统计与测量、社会心理学这七门科目。本书的结构有：本章要点框架图、知识点精析、注意、经典习题及解析等。其中“本章要点框架图”版块，将章节内容按照图表方式呈现，清晰罗列了考试规律、复习重难点；“注意”版块，提示考点易错，历年出题方式；“经典习题”选取了历年真题较为典型的题目，方便考生自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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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文制度是德国、日本、韩国等奉行审执分立的大陆法系国家制定的一种由专门机关审查执行依据有效性和执行力的制度。在审执分离的模式下，审判机关负责对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发生争议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确认，执行机关则负责运用国家强制力保障已确认的权利能快速、及时、不间断的实现。但执行机关仅依执行依据进行强制执行，可能会因为某些情况下对执行依据难以判断而导致执行的迟延甚至造成不当执行。因此，便设置由专门机关来审查执行依据是否具有执行力，并根据法律的规定决定是否付与执行文，债权人取得执行文之后方能向执行机关申请强制执行。同时，审查执行依据的执行力可能涉及实体问题的判断，由独立的执行文程序来确定执行力的内容，既能够保证执行的正当性和高效性，又避免了执行机关审查执行的实体正当性要件对审执分离的违背。通过执行依据和执行文的两段式构造，以执行依据保障了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执行，再以执行文保障执行依据的执行力，执行文制度成为衔接审判程序和执行程序的桥梁。这一制度的研究有助于从宏观及微观角度解决我国当前执行程序设置上存在的诸多问题。

本书系统论述了中国古代法理在我国文字学上之意义，在我国思想目前之地位，阐述了其对我国封建法制制定的影响，分析了法的功效及法理学不昌之原因，并把古代法家关于法的观念及解释罗列出来，语言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即便是初学法律之人也可轻松阅读，具有较高出版价值。作为时任厦门大学国文系教授的王振先，与梁启超、胡适开创了“中国法理学史”的研究，从而“发现”了“中国法理学”。他的《中国古代法理学》对“中国法理学史”的范围、论域和方法，都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

本研究成果围绕义工组织主体合法性、服务规范化以及风险防范与责任承担等重点难点问题展开，主要内容由导论、结语和正文五章构成。“导论”以义工组织定位为逻辑起点，第*章“义工组织主体地位”从义工组织主体制度的域外实践、我国现行法背景下主体制度之检讨、治理结构以及权利义务四部分展开。第二章“义工组织社会信任培育”认为转型期不信任的社会环境严重影响和制约了义工组织的健康发展，内外兼修，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积极培育社会信任关系是义工组织实现社会价值和公益目标的理性路径选择。第三章“激励、扶持与制度供给”主要检讨义工组织与政府间的关系问题。义工组织奉献社会的公益价值观既可以解决一定的社会问题，也可更好地激发人的善行，对义工的激励是将制度的宗旨与人的需求相结合，对义工组织的激励更是与其公益性使命相统一。第四章 “政府监管、社会监督与自律”。结语“社会企业：义工组织的发展趋势与路径”。

虽然图书的大规模数字化活动起源于美国和欧洲，但是在我国也存在许多图书数字化项目。囿于著作权法的制约，在我国，数字化利用图书的行为出现了一些著作权纠纷，图书大规模数字化的活力并没有得到充分展现。因此，正值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之际，为了使著作权法在数字时代仍然能够发挥促进文化和科技事业发展的作用，在坚持利益平衡、提高效率和保护作品完整性的原则下，有必要对相关制度进行修改：重构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引入转换性使用理论和四要素判定标准；革新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设立面向公益性图书馆的数字化利用图书行为的法定许可；引入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从而使我国著作权法在数字时代依然能够实现增强文化交流、促进科技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