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站在了新的时代风口。破解中国制造“大而不强”的良方，就是在新的时代弘扬和践行“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是一种严谨认真、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精神。传承和培育工匠精神关键在于树立匠心。树立匠心，既要弘扬优良传统，又要紧跟时代步伐、勇于开拓创新。

穆巴拉克时期（1981—2011）长达30年，是埃及当代历史的重要时期。穆巴拉克政权的迅速垮台，成为学界和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本著旨在对穆巴拉克时期的埃及做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阐释该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的经济状况、军队的状况及其在埃及政治与社会中的角色、埃及的非政府组织状况及影响、埃及少数民族与教派的状况与影响、埃及的对外关系等。本著有助于客观认识和评价穆巴拉克时期，揭示2011年埃及剧变的深层次原因。

本书既是一部关于英国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创始人及首任局长曼斯菲尔德·卡明（Mansfield Cumming，1859—1923）爵士的传记，还是一部讲述英国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和英国国家安全局（军情五处）的前身英国特勤局（SSB）建立初期鲜为人知又独特神秘的历史作品。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军迅速南侵，占领东南亚的大片领土，包括荷兰女性和荷印混血女性在内的很多白人女性沦为日军“慰安妇”。 \n她们如一朵朵鲜艳的花蕾，含苞欲放。她们渴望长大，努力将花蕊迎向明媚的阳光。可是那美丽的花朵却被血红的“太阳”残酷地摧残、摧残、再摧残…… \n作者玛格丽特.哈默尔—毛努.德弗瓦德维勒经过长期采访，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将八位荷兰女性在荷属东印度日军“慰安所”里的惨痛经历公之于众。战争结束后，埃卢娜、玛露塔、莉娅、埃伦、贝齐、提奈卡、路易丝、诺露切回到了荷兰。她们当中，有的在家人的帮助下走出了痛苦不堪的回忆，过上了较为幸福的生活；有的因为身体遭受了严重的损伤，终生未嫁或不孕，在孤独、贫困中离世；有的因为心灵创伤而无法面对婚姻，遭受世人的歧视和非议。 \n

《东线》系列丛书，由著名军事作家朱世巍先生撰写。它全面而详细地讲述了二战中苏德战争的整个过程。全书以丰富的地图、表格和图片资料，以及洗练、洁净的文字表现，展示了苏德战场上震撼人心的浴血大搏击与攻防力量的大转换。 \n本书承接上部《东线：莫斯科的秋与冬》，主要讲述了：1941年12月5日，苏联军队在莫斯科前线突然展开大举反攻，德军猝不及防，大幅度后撤。几天后，美日战争爆发。希特勒一面下令东线德军必须死守战线，一面决定向美国宣战。苏军在持续几个月的大反攻作战中耗尽了实力，苏德两军暂停厮杀。与此同时，在克里木半岛，德国第11集团军也与苏军展开激烈攻防战。 \n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国际问题中的热点与难点，且由于其长期性、不确定性和公共问题属性，因之成为典型的政治议题。全球气候政治呼唤全球气候治理，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对全球气候治理影响深远。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大国，如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逐步形成了“抱团打拼”态势，即从“G77+中国”这一早期气候政治实践，到当前占居主导地位的“基础四国”（BASIC），再到非正式的国际机制下的新兴大国气候合作，称之为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作者对全球气候政治中的新兴大国群体化这一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新现象进行综合分析，从结构、进程与机制三个维度展开。结构分析方面，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其产生和发展的背景在于全球气候政治这一宽广的活动舞台。系统进程分析方面，1992年以降的全球气候政治互动，尤其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谈判，历届谈判当中的博弈各方分歧甚大，利益交错，形势复杂多变。不过这其中较为明晰的主线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阵营之间的矛盾分歧，从而形成两大谈判方的南北对立。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形成机制包括内生动因和外部条件两大方面，即群体化的内生机制和外部机制。内生机制方面，通过对主要新兴大国的个案比较分析发现，双层互动与新兴大国身份是影响新兴大国气候政治参与和对某个气候政治群体进行身份选择的两大重要变量。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外部机制，在于新兴大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气候政治互动。作者提出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政治，是探寻气候变化应对这一集体行动难题化解之道的可贵尝试，有望重塑全球气候治理，争取全球气候公平正义，推动全球气候制度变迁等。当然，也应看到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本身亦存在上升困境，如存在有效参与不足、国家发展与气候变化应对之间两难、大国合作有待深化等问题。因此，有关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前景，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它至少在群体小众化或扩容、大国政治的回归、全球气候治理的谨慎希望这三个方面存在复杂性和可变性。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在发展中国家阵营团结的维持、崛起中的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的相互关系、战略空间拓展上的选择困境等方面，对中国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启示。

基于新时代反腐败面对的新形势、新征程，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的新要求，作者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本人在《学习时报》发表的有关反腐败方面的论文进行了梳理，分为反腐认识论、反腐方略论、反腐体制论、反腐大数据四个层面进行归类结集，选取40多篇。这些文章，从理念目标、实践模式到体制机制等方面，对当代反腐历史性进行了多重维度的关注和思考，不仅融入了自己对反腐败性质任务、方向道路、方式方法等问题的深刻认识，也见证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的历史进程。《法治反腐新论》的结集出版，既是面向新时代反腐征程的历史回眸，也是迈向新时代反腐征程时的成果分享。

《中国地方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发展报告（2019）》从供给能力、响应能力、智慧能力三个方面建立了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评价体系，并对全国334个地级行政区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进行评价，以期在新时代的信息化生态下，对如何建设网上政府，提升政府互联网履职能力提供新的认知、评价和导向体系。本书主要特色创新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价值引导上，打破政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等传统政府互联网服务的评价模式，将评价延伸到政府“多网、多微、多端”的全互联网整体服务效能与履职能力，聚焦政府本身履职；二是技术支撑上，将泛互联网数据作为监测采集对象，创新以大数据监测分析为手段，保障评价结果的客观、准确。并借助机器自动、智能化采集与人工验证相结合，实现评价数据的快速生成和检查回溯。三是创新引领上，提出“服务贯通能力”、“主动感知能力”、“个性化服务能力”等全新评价指标，这些服务在我国仍处于探索和尝试阶段，以期引导未来政府互联网服务的新方向。在评价点位上根据国家要求和社会热点进行及时响应，如围绕营商环境建设等重大要求，设置了企业注册开办流程是否按规定简化等评价点位；如针对社会热点，设立宫颈癌疫苗接种办事贯通度和个人所得税办事响应度等评价点位，促进评价的创新性。此外，本书结合“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要求与各地级行政区的建设实践，对营商环境、政务新媒体、舆情回应、智慧应用四个方面进行专题研究，并对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发展较好、创新较多的省市进行案例分析，以期对全国地方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建设提供指导与借鉴。

《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理想信念”是区别于西方民主运行体系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运行模式，是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内在核心概念，它的内涵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从理性的科学发展方法论的角度，它是围绕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这个硬核，发展出由一系列保护带构成的信念集，运用“正面启发法”和“反面启发法”，既不断创新，又时刻保护，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人类共同理想的科学方法。第二，从价值和情感的角度，它是通过“集合体持久性情感”和“组合性情感”的整合，发挥集体性激励和选择性激励的作用，既凝聚力量又推动创新的过程。第三，从传播的角度，它是通过强大的组织传播和运动传播组织和动员社会成员的过程，并通过收编、对话、排斥等方式与大众传播互动，使情感的力量和理性的力量结合，既推动创新，又凝聚力量，形成强大的社会动员力。第四，《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对“理想信念”的评价体系作了初步探索。《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认为“理想信念”的评价要放在政治系统中进行，其中“反面启示法”和“集合体持久性情感”主要产生集体性激励，“正面启示法”和“组合性情感”主要提供选择性激励，通过发挥集体性激励和选择性激励作用而获得的弥散性支持和特定支持成为评价的外在指标，通过外在指标的调查统计发现当前理想信念的结构为“河口”型结构，对这一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应该从地方政府的认同感、党员干部的使命感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等三方面人手。

2017年，“一带一路”倡议延伸到拉美，为中拉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拉美研究涉及方方面面，其中国情研究是基础。而国情研究的重点是现实问题，现实问题研究又重在实地调查。但限于条件限制，我国学者赴拉美实地调查的可能性和广泛性大受限制。为此，我们需要吸收拉美当地学者参与进来，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鉴于此，江苏师范大学伊比利亚美洲研究中心根据年度研究计划，聘请国外学者撰写论文，共同开展对拉美的研究。2016年，我们已将中外学者的论文编辑成《伊比利亚美洲研究》第一辑，此处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