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研究是政治民主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面。近年来，政治民主化进程逐渐加快，虽然国内也陆续出了一些相当优秀的利用规范性研究方法做出的研究成果，但从研究趋势上看，目前对该问题的研究却隐隐出现了发展节奏变慢，难以向纵深拓进的迹象。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首先是研究者之间互相借鉴的现象多，真正有所创新的观点和理论少。新意常常源于研究方法的革新和发展。互相借鉴的现象多，说明了在该问题的讨论中存在着研究方法方面的困惑。第二是研究成果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现象层出不穷。这与定性结论多，定量结论少不无关系。第三是宏观描述多，而微观分析少。这与微观分析方法尤其是量化分析比较匮乏息息相关。在公共政策实践中，公民参与的动机、程度、途径、方法以及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绩效等可以设立科学的、与实际相吻合的数量指标进行量化评价。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为了增强对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问题研究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可靠性，本论文另辟蹊径，从研究方法的革新入手，在量化层面上对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问题展开讨论。目的在于从纷繁复杂的公共政策现象中抽象出能够准确反映政策规律的数学模型，并通过对数学模型的进一步研究，获得其它研究尚未涉足的、经由数学方法推导而来的、并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正确结论。以有利于推动该问题的研究向纵深发展，并对目前国内政治学研究方法的革新尽一份微薄之力。实证研究是解决现实问题的较好研究方法之一。因此本文所进行的研究建立在实地调查、问卷调查和文献调查的基础上。其中实地调查涉足六个省、市、自治区，5000份问卷调查结果则来自于全国除港澳台之外的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案例分析是经验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有鉴于此，本文在研究中也适当采用了案例分析的方法。利用上述研究方法集中讨论了以下四个模块的问题。*模块是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理论背景、现实背景和功能研究。人民主权思想，公共选择理论，治理理论以及其它相关理论等构成了扩大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有序参与的理论背景。近年来的政府职能转变拓展了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现实空间；经济全球化为公民参与政策制定提供了新的组织基础；市场经济增强了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权利意识；文化程度的提高影响了公民对于政策制定的关注度和参与政策制定的能力；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便捷互动条件。公民参与具有非线性功能。这种功能主要表现在促进政策制定科学化、提高政策合法性以及促进公民监督的过程中。由于公民参与的功能是非线性的，所以在一定条件下，公民参与是有益的，但超过了一定条件，公民参与反而是无益的或有害的。第二模块是公民对于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认知。通过构建公民对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关注度数学模型，可以清晰的勾勒出年龄、性别、学历、年收入等政策变量在量化的意义上对关注度所产生影响。如，关注度随年龄增长而变化的过程呈现类似抛物运动的规律；年收入与关注度之间存在低度的正相关关系；学历每提高一个层次，公民对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关注度就比相邻较低的学历层次群体约提高5.42%等。通过设立“亲公共价值指数”，可以准确地刻画出不同身份的公民群体在参与动机方面的区别。如，学历与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动机的“亲公共价值指数”正相关，学历越高，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动机的“亲公共价值指数”就越高，学历每提高一个层次，“亲公共价值指数”就平均大约提高6.36%；参与动机与政治制度的干预正相关，参与动机接受政治制度的干预越多，越容易激发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积极性等。第三模块是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宏观形态研究。我国公民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参与程度指数为34.15%，意味着我国公民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参与程度处于严重的参与不足状态。公民的政策职能结构偏好提示，扩大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有序参与，应以利益型参与和责任型参与为先导。参与人数和参与次数之间的二次曲线关系说明，参与次数的变化对参与人数产生的影响具有非均等性。公民对于公共政策的关注程度和参与程度之间存在明显的剪刀差现象。表现在对于中央政策和省政策，公民关注程度高，但参与程度低；对于县政策和乡政策，公民关注程度低，但参与程度高；扩大政策制定中公民的有序参与，对于不同级别的政府政策应该区别对待，即对于中央和省政策，应该着重促进公民的参与程度，对于县、乡政策，应该着重提高公民的关注程度。第四模块是公民参与的微观形态研究。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方法和途径应该加以区分。参与方法属于内源性的行为选择，而不是外源性的制度设计。参与途径属于外源性的制度设计，而不是内源性的行为选择。在参与方法上，公民更希望通过自主的直接行为来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在参与途径上，文化程度与公民参与途径的偏好之间既存在着线性关系，也存在着非线性关系。利用本文建立的“参与率”、“无效率”、“显效率”和“有效率”等四项指标，可以反映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参与绩效的大致水平。利用本文建立的“公民参与绩效对称指数”，可以清晰的发现，文化程度每降低一个层次，公民参与绩效对称指数就平均提高大约5.35％。低文化程度公民群体的参与绩效对称指数很高，意味着该群体在参与绩效上的被剥夺感较强。对于低文化程度的公民群体，必须采取一些积极措施来消除这种相对被剥夺感，才能实现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和谐与公正。

本书紧密结合“路”倡议实践，前瞻性研究中国推进“冰上丝绸之路”所面临的规范支点。以规范生成和扩散理论为基础，分析在北极治理的过程中，各类组织的规范竞争问题，并采取双向推导的思路来完善北极治理规范的演化路径。尝试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气候三维视角，分析国家战略能为结构、经济发展水平、搭便车效应、履约能力违约风险与组织有效性之间的互动机制，研究科学技术因素在北极地区组织建章立制中的重要地位，厘清组织进行规范推广与标准推广之间的关系。借重北极事务的“属性”，以环境、科研、资源、航运为维度构建中国制度性参与北极之路的综合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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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章浩如烟海，其中有一支“政治美文”，即既有思想文字又美的文章，其作用远在其他文章之上。从古至今，以一篇文章而影响了中华民族政治文明、人格行为和思想文化的美文为数不多。本书精选了十篇政治美文，这些文章既有独到的思想又符合艺术规律，词、句、章，形、情、理都达到了美的要求，文章中的一些名句熟词广为流传，成为格言、座右铭，有的已载入辞典，丰富了民族语言，它们已成为中华文明的经典。这十篇政治美文是中国两千多年来政治史上的坐标、文学史上的脊梁。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千年易过，好文难有。

该专著以组训教学的基本过程为主线，详细阐述了组训的教学准备和教学实施。全书共5章，第1章概述了组训方法的概念和基本知识，具体包括组训方法的作用、特点和要求，以及组训方法的基本形式和基本手段。第2章详细阐述了组训教学准备阶段需要做的主要工作，具体包括学习训练大纲、确定教学目标、制定教学计划、选择教学方法、编写教案、装备场地和器材、进行试教练讲等。第3章详细阐述了组训教学实施的主要环节，主要环节具体包括导入、提问、讲授、板书、示范、指导和小结。第4章介绍了专业技能组训，包括专业技能组训的基本原则、教学准备和教学实施。*后给出了实例。第5章介绍了组训能力考核标准及组织实施，主要包括组训能力考核标准、组训能力考核实施两个方面。

本书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时代以及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时代挑战的新视角，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重大事件，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作不断应对新的挑战、审时度势、顺应时代大潮从而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并将最终落脚点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现实发展上，指出中国共产党将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以“赶上时代”为目标，以“科学预见”为方法，以“与时俱进”为精神状态，以“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坚强意志，永不止步地追赶时代大潮、接受时代大潮的考验，进而引领时代大潮，永葆自己的先进性。

《关系中的国家》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视角，从关系变迁与过啊鸡之力互构的视角研究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改进和演化问题。分为多卷本。第一卷包括绪论和第一编，主要内容是分析中国古代时期，血缘-地缘关系中的王制国家演化，分为五章，分别是血缘-地缘关系中的部族王制国家、血缘-地缘关系中的城邑王制国家、血缘-地缘关系中的宗族王制国家、血缘-地缘关系中的王制国家衰落、血缘-地缘关系中的王制国家转型。

学习践行入党誓词是*总书记高度关注、反复强调的问题。党的十八大后，*总书记强调：“每一个共产党员不论担任何种职务、从事何种工作，首先要明白自己是一名在党旗下宣过誓的共产党员，要用入党誓词约束自己。”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仅一周，*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同志专程到上海、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并强调：“入党誓词字数不多，记住并不难，难的是终身坚守。每个党员要牢记入党誓词，经常加以对照，坚定不移，终生不渝。”本书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入党誓词的重要论述，围绕学习贯彻入党誓词的重大问题，从誓词的历史演变、丰富内涵、启示要求、实践路径等方面展开论述。全书共分10章，*章主要阐释了作为入党誓词载体的入党宣誓；第二章从纵向演进和横向特征两个维度分析了誓词；第三章到第九章，围绕入党誓词的80个字，从誓词体现的理想信念、党章意识、党员义务、组织原则、行为要求等方面论述和研究；第十章是入党誓词的时代价值及其表现、逻辑、实现路径。每个章节既注重学理分析、自成体系，各章节之间又注重逻辑关联、互相印证，体现了政治性、学理性、可读性有机结合的要求。本书既可作为党员干部、入党积极分子进行党性锻炼的读本，也适合作为各类（机关、社区、两新、离退休等）党务工作者培训班、党员轮训班、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培训班的教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的关系》以文献资料为依据，以现实实践问题为着眼点，采用史论结合的方式，从宏观和微观两个不同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变化发展，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儒学的态度和看法，做出历史考察和分析论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的关系》力图从中揭示时代主题的变化和党的领导人对时代问题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和儒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指称以奥托？鲍威尔、麦克斯？阿德勒、鲁道夫？希法亭、卡尔？伦纳、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为代表的奥地利社会主义倾向。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流派在欧洲社会主义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书首先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背景和思想渊源进行考察。就思想渊源来说，虽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团体是马克思主义内部形成的学术集团，但该学派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区别于第二国际的第一代思想家，也异质于与他们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哲学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家都以马克思主义需要补充为借口，建构自己的哲学观念。他们认为只有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的认识论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结合才能完成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经济学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完全基于他们的哲学研究理路。政治学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学术旨趣基本植根于本国重大现实社会问题：如何面对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和修正路线的分裂，多民族国家如何实现群众的文化自治，国家建构中的民主和专政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对现实政治的共同特征大概是妥协的趋向，即一种“第三条道路”的观点，他们既反对“修正派”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否弃，又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被定义为中派理论和中派政治的范本，甚至直接被称为“第三条道路”的开拓者。时至今日，欧洲信奉第三条道路的左翼政党不断回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