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行为理论是大陆法系行政法的核心理论，也是非常值得研究而又难度极大的课题。本书立足于宪政和法治实践的需要，以全球化为时代背景，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理论为分析工具，并借鉴民法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对行政行为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探讨。具体内容包括全球化时代的公共行政、行政行为界说、行政行为的基本分类、行政法律行为、行政事实行为等。　这一研究结果的问世，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

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驻华代表处委托，由我院组织撰写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已正式出版。这份报告的主题是“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当前，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基本公共产品短缺、公共服务不到位已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新矛盾新课题。从我国新阶段人类发展的现实需求出发，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途径，也是使经济增长成果转化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为使更多的读者能够系统地了解我国转型时期公共服务领域改革发展的历史、现状、趋势和对策，我们选择了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基本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等领域社会关注程度比较高的100个问题，进行重点解答，编辑了这个问答本。问答本吸收了《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的核心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相关背景知识和相关理念的解读，拓宽了公共服务领域相关问题的国际视野，对专业还是非专业读者，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公务员福利制度改革》在研究中采取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政策研究与信息技术应用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整理归纳公共部门福利支出管理的相关基础理论入手，通过收集整理中国和世界部分国家、地区公务员福利的历史和现实资料，在公共管理学、现代薪酬及福利等相关理论的指导下，对中国公共部门福利系统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产生的原因。在形成公务员薪酬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加强公共部门福利管理和监控系统的政策建议，并设计了公共部门福利支出监控软件系统。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是一个关于社会成员追求公平、正义和共享的大问题，也应是各级政府都应恪守的价值观，并应成为各级政府的执政理念。在推动各项改革时，都应围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个公共服务的目标来考虑，但是，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并实现均等，看起来简单，落到实处却很难。中国是个大的发展中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成因复杂，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很大，这些决定了在我国全面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个中长期目标，或者说只能是一种渐进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时期内一蹴而就，但是在这方面的理论的探讨却是极其必要的，本书在这方面作了非常有意义的理论探索。

《城市社区发展与社区规划》共分九章，分别对城市社区发展和社区规划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研究，包括社区的概念和特征、国外城市社区管理模式、中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城市社区服务、城市社区文化、城市社区空间组织、国外城市社区规划、中国城市社区规划、社区可持续发展等。《城市社区发展与社区规划》可供社会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城市规划学等专业人士教学和研究参考，也可供城市社区建设和管理部门工作人员阅读参考。

这本书是几年来我对公共管理理论进行研究和对国内外民营化改革关注的结果。2001年，我有幸考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师从著名行政管理专家王乐夫教授攻读博士学位，这使我有机会在三年的时间里沉浸在公共管理理论与知识的汪洋之中。然而，天性愚讷因而成就无几，光阴荏然只留下对一些问题的片言思索，自己不甘失败，倾力加以梳理，成就这本反映我对公共服务领域民营化改革的思考之作。民营化是实践推动的产物，但决非没有深刻的理论背景。如果没有新公共管理主义的大力影响，西方国家在实践中也许不会那么大范围和深度地推进公共服务民营化改革。因此，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对传统的政府管理产生很大影响。在公共管理理论框架下，公共事务管理已经不是政府一家的事情，它倡导公共事务管理主体多元化，包括政府、非政府公共组织、企业乃至个人都成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强调多元管理主体之间的有效互动以增强管理绩效。在这种背景下，治理理论应运而生，并且逐渐渗透到公共部门管理实践中去，对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政府改革产生影响作用。尽管中国民营化改革的研究目前还是个新领域，但经济学领域已经对该问题有所关注，并且进行初步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这迫使我必须为自己的研究另辟蹊径，于是选择合适的分析路径或者说角度就摆在我的面前。在对现有关于民营化问题研究成果的分析中，我发现学者们更关注民营化的经济效果，相对而言对公共服务的性质、政府的责任较为忽视。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如何判断民营化的最终成效，如果有一个最后的标准，那么是什么？从专业背景角度出发，我想到了公共管理与其他管理的根本区别在于公共性，运用公共性理论去分析民营化改革，不失为合适的思路。我也认识到，公共性问题其实是分析或研究公共管理理论的重要工具，它应该被用来分析并解决公共领域内的现实问题。从公共性视角审视民营化改革，充分体现了论著研究的专业特色。这本书是几年来我对公共管理理论进行研究和对国内外民营化改革关注的结果。2001年，我有幸考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师从著名行政管理专家王乐夫教授攻读博士学位，这使我有机会在三年的时间里沉浸在公共管理理论与知识的汪洋之中。然而，天性愚讷因而成就无几，光阴荏然只留下对一些问题的片言思索，自己不甘失败，倾力加以梳理，成就这本反映我对公共服务领域民营化改革的思考之作。民营化是实践推动的产物，但决非没有深刻的理论背景。如果没有新公共管理主义的大力影响，西方国家在实践中也许不会那么大范围和深度地推进公共服务民营化改革。因此，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对传统的政府管理产生很大影响。在公共管理理论框架下，公共事务管理已经不是政府一家的事情，它倡导公共事务管理主体多元化，包括政府、非政府公共组织、企业乃至个人都成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强调多元管理主体之间的有效互动以增强管理绩效。在这种背景下，治理理论应运而生，并且逐渐渗透到公共部门管理实践中去，对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政府改革产生影响作用。尽管中国民营化改革的研究目前还是个新领域，但经济学领域已经对该问题有所关注，并且进行初步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这迫使我必须为自己的研究另辟蹊径，于是选择合适的分析路径或者说角度就摆在我的面前。在对现有关于民营化问题研究成果的分析中，我发现学者们更关注民营化的经济效果，相对而言对公共服务的性质、政府的责任较为忽视。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如何判断民营化的最终成效，如果有一个最后的标准，那么是什么？从专业背景角度出发，我想到了公共管理与其他管理的根本区别在于公共性，运用公共性理论去分析民营化改革，不失为合适的思路。我也认识到，公共性问题其实是分析或研究公共管理理论的重要工具，它应该被用来分析并解决公共领域内的现实问题。从公共性视角审视民营化改革，充分体现了论著研究的专业特色。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我顺利地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转眼十二年过去了。在博士论文即将公开出版之际，想到十多年前，在长达七年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埋首于读书和思考之中，在困惑和求索过程中，感悟到求学不仅是要获得真知，更是一种心灵的历练。博士论文是自己学术人生一个阶段的标志性成果，虽遗憾由于自身的学养不足难免文中存在疏漏之处，但所付出的努力有了一个可以与学界同仁交流的文本，让自己感到十分的欣慰。政治权力是政治现象的核心部分。政治学作为探寻一个优良的公共秩序如何形成的学问，首先需要对于政治权力存在的正当性给予证成。选择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作为自己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是想通过对于政治学这一基本问题的思考和研究，能够在丰富、繁杂的内容中，找到理解政治学精髓的一条路径，从而为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一个扎实的学理基础。这种想法得到了我的导师王惠岩先生的首肯。我曾与王惠岩先生说过，等博士论文公开出版时，请王先生作序，王先生欣然允诺。但在几个月前，王惠岩先生因病久治不愈不幸辞世。是王惠岩先生把我带入政治学的圣殿，使我领略到政治学理论的魅力和学术的乐趣，愿以此书作为对先生的一种纪念！因为是首次出版，我为了尊重历史，对博士论文的内容没有做任何修改，完全保留了原貌，只是在文字上重新做了校对。感谢曹海军博士，是他促成了此论文的出版。同时感谢吉林出版集团的崔文辉和赵国强两位先生以及王萍女士认真负责的编辑工作。我的博士生董存胜、陈景云、樊凡为书稿的文字和注释作了最后的校对，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周光辉2007年12月于长春

《基于卓越绩效管理的我国城市政府管理研究》是一本关于城市管理方面的研究性书籍，《基于卓越绩效管理的我国城市政府管理研究》的作者曾经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在出色地完成了三年的硕士阶段的研究工作之后，他到了政府机关工作。经过数年的城市管理的实践工作之后，他进入了同济大学，进行城市管理方面的博士阶段的研究工作。在其三年的博士阶段的研究工作之中，一方面不断学习理论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对以往的城市管理方面的工作实践进行反思，通过大量的调研，同政府机关中的管理人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获取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在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之上，他出色地完成了博士论文。《基于卓越绩效管理的我国城市政府管理研究》就是在其博士论文的研究成果之上，经过补充、修改和完善而形成的。如何进行城市的政府管理，无疑是现代世界各国都十分关注的，甚至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最理想的城市政府管理，就政府来说也许应该是体现民主、富有绩效、廉洁奉公与诚实信用等；就城市来说也许应该是规划科学、设施完备、教育发达和医疗良好等。然而，何以达成这些目标，无疑是政府城市管理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基于卓越绩效管理的我国城市政府管理研究》作者的这一著作正是回答这些重大问题的尝试。

1985年，我在日本关西大学考察讲学时，顺便搜集一批关于明治维新、战后改革和日本官吏与公务员制度的资料。从那时起，我便下定决心：回国以后一定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一部日本官吏与公务员制度变迁史。但由于我对这一问题知之甚少，几乎所有的问题均须从头学起，加上平素教学任务很重，工作十分繁忙，所以此书历经二十余载，先后修改过三次，直到今日才定稿成书。本书定名《日本官吏与公务员制度史（1868—2005）》。原来本想在本书第一章专设一节，以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史的开端为题，专门介绍明治维新的起迄年代、社会性质及其与官吏制度改革的关系。但后来想到这些问题极为复杂，处理不妥会引起许多争议，所以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想法，仅在此简略地说明一下本人对这些问题的基本观点。作者认为明治维新开始于l853年美国”黑船来航”，结束于1889年颁布明治宪法；在这三十六年期间，基本上可划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可称为明治维新前史，始于l853年培理叩关，终于l868年王政复古之前，这个时期实际上是幕府末期史，也可以称为明治维新的前半期的历史④，其中心内容为攘夷和倒幕。第二个时期可称为明治维新正史，始于l868年王政复古政变，终于1889年颁布明治宪法；这个时期主要是明治时代史，也可以称为明治维新的后半期的历史，其中心内容为革命和改革。至于明治维新的性质，作者的基本观点是：明治维新在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中，起着关键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它是日本史无前例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和教育上的大变革②，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④。但明治维新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很不彻底，改革又都是自上而下进行，所以农民的土地要求并未得到满足，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更是徒托空言，封建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仍大量存在。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给日本历史的发展所带来了后果，即使它日后成为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④。明治维新遗留下来的任务，只能在战后日本改革的洪流中解决，日本历史学家在《史料日本近现代史》一书中说：战后日本的民主改革“是与明治维新不相上下的巨大的历史的变革”⑤。中国历史学家俞辛焯在《试论日本的战后改革》一文中，甚至把日本的战后改革称为第二次明治维新㈣。以上便是我的明治维新观和战后改革观，而且以此“两观”为基准将日本官吏与公务员制度史分为前四章和后四章。本书共分八章。前四章以明治维新为开端，分别阐述明治、大正和昭和前期这三个时期日本官吏的各种制度，包括官等、任用、考试、晋升、办公、官纪、分限、惩戒、工资、恩给等制度；后四章则是以战后改革为起点，分别阐述战后初期日本官吏制度的改革，美国胡佛顾问团的建议，国家公务员法的公布和国家公务员的各种制度，地方公务员法的公布和地方公务员的各种制度。

本书是200r7年8月在天津大学召开的“第二届社会性别与公共管理论坛”的论文集。该书汇总了国内外学者对于社会性别与公共管理相关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拓展了社会性别研究的领域与学术的视野，实践了“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的主张。本文集收录论文38篇，内容包括公共政策与社会性别、劳动就业与社会性别、社会保障与社会性别、职业生涯发展与社会性别、社会性别综合问题研究等。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从事社会性别、公共管理、妇女问题等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与学生的参考读物，也可作为妇联及其他政府部门进行公务员培训的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