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近些年在市场上大量出版了有关政策分析、政策科学方面的著作，但是很少有著作像科尔巴奇的这本书这样把政策本身当作一个问题和线索来著述，正如作者本人指出的，“这本书是对政策的一般性指南，而不是对任何特殊政策的介绍”。如果我们常常深入政策模型和政策问题分析的过程中忘记了对政策本身具有的宏观的学术感觉的话，那么科尔巴奇的书则是一本能够找到感觉的线路图。本书是为一系列的读者而写的，既包括实践者也包括评论家。有许多人对特殊领域感兴趣，并想了解拥有“环境政策”意味着什么，以及这些政策是如何出台的。有许多学生对政治过程感兴趣，想知道如何把“政策”与现存的分析术语如“政治”，“制定规则”或者“决策”恰当地联系起来，并且，有那私有一些人对我们深处其中的统治止“政府决定做什么”的问题，并且他们似乎关注各类实估的多样性行为如何汇聚成稳定而可预见的各行为模式，这种模式正是因此而被贴上政策的标签。

民粹主义本质上是一个现代现象，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国际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在世界各地先后都出现过民粹主义的运动或思潮。在当代社会，民粹主义也常常改头换面地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世界各地，出现在一些政治家、思想家的言论之中。可以说民粹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的现象和思潮，但令人尴尬的是，迄今为目人们对民粹主义仍然说不清道不明，没有形成一个相对明确统一的共识。其实，按照塔格特先生的观点，其特点就是多变性、易变性，要寻求它的明晰的含义往往会令人失望，无功而返。民粹主义具有极其复杂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一种政治心态、一种政治思潮，又是一种社会运动，同时还是一种政治策略。作为一种政治心态，它是一种非常复杂而又反复无常、变异多端的政治心理。作为一种复杂的政治思潮，它既没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也缺乏一般理论的系统性，它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并且在同一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时期其表现形式都有所差异，而且它由于没有自身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又常常依附于其他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之上。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它往往主张依靠民众自下而上地对社会是行激进改革。同时，在社会运动中它常常又把民众作为达成目标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赞扬民众的力量和智慧，运动的领导者常常把它作为实现其目的的一种策略。<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概论》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统一的理论体系，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探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规律。本书考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发展的过程，研究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互动关系；通过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理论基础、教育内容、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的分析，阐明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历史作用与深远价值；探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发展趋势。贯穿全书的主线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源于人民群众与社会实践，又满足人民群众与社会实践这一辩证关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重要途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过程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向群众转化和人民群众思想向实践转化和人民群众思想向实践转化的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既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生命力的体现。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的辅助读本，可作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供党员。干部，教师和学生学习参考。<

本书通过对西方特别是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的全球政治范式的批判与借鉴，从国际政治向全球政治嬗变的视角，沿着国际无政府状态、全球秩序、全球共治与国家共同治理、国家在全球化中的位置等路径，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学者的理论思考。在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向全球政治转型，需要以全球化为切入点，建构一种全球政治新范式，它的核心原则是全球共治，即全球多边主义合作基础上的所有角色共同治理，其基本变量是多边主义和以国家为重点的行为者的实践，以国家为中心逐步让位于以国家合作共治为重心，权威从国家独占到逐步与社会分享。这种范式倡导全球中庸主义，综合了从国家主义到全球主义的精髓，涵盖现实与趋势，具有综合与中庸的特征，是中国和文化的产物。本书适宜作为高等院校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政治学及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亦可为相关的教师和科研人员教学或科研时作参考。

《冷暖人生》在近三年的摸索中，从演播室走向更广阔的话语空间，从弱势人群走向更普遍的边际性人群，它的讲述宽度和深度正一步步拓展。正是在这种渐变的过程中，陈晓楠从一个非常理性的新闻主播转变成家喻户晓的兼具理性和感性的“社会观察者”，《冷暖人生》也成为“凤凰冲击播”的黄金栏目之一。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华语电视媒体，凤凰卫视的企业文化始终指向“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这种距离不仅仅是空间的距离，也是心灵的距离，是不同生存状态的华的距离。所以我们关注全球局局势的风云变化，也关注世界范围内华人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冷暖人生》就是体现凤凰卫视社会责任、媒体良知和人文关杯的一个常态节目。

自由是人类普遍的追求，人们往往将之视为不证自明的公理。然而，各门社会科学的研究却向我们展示，个体自由既非普世，也非必然，本书就是对后现代社会中的自由进行反思的一部力作：正如鲍曼先生本人所言，该书的写作意图就在于化“熟悉”为陌生，也就是要把人们通常视为理所应当的个体自由作为一种不经解释则无以自明的现象：本书以简洁有力的论证揭示：个体自由得以存续要依赖于特定类型的社会条件，而且也可能随着这些条件的消失而消失，所以，我们绝不能够、也不应当将其视作当然之物。在对自由的重新审视后，鲍曼指出，自由只有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时方能存在。自由既不是一种所有权，也不是个人对自身某种形式的占有，而是一种与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密切相关的属性。自由个体的存在不仅仅是特定社会内部身份地位分化的标志，更是稳定和再生产社会内部这种分化的条件。自由确实是一种社会关系，一种不对称的社会关系，或者说是一种不对称的权力关系。那么，自由是如何产生的呢？它需要哪些社会条件的支持？本书的分析向我们展示，自由的产生是与现代化及资本主义的出现密切相关的。同时，在现代社会中，自由既是社会整合和社会体系再生产得以完成的条件，又是社会整合方式及体系“运作”方式不断得以再造的条件；个体自由是连接个体生活世界与社会及社会系统之间的中心环节，这种中，心性位置的确立原本来自于生产领域和权力领域，并在近来转入了消费领域。所以，现代社会的个体自由首先是一种消费者的自由，它既以高效运作的市场存在为基础，又同时是确保市场存在的条件。那么，现代社会这种形式的自由对社会现实带来怎样的影响呢？鲍曼着重分析了其对当代政治的特性和国家职能所具有的重要影响，即随着个体自由日益稳固地确立为消费者的自由，国家到底有多大可能性逐渐疏离其所关注的传统性内容？国家关注的传统性内容一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再商品化”，这二者将日益减少其与体系再生产之间的关联性；二是其统治结构的合法性，将在消费者市场中以非政治形式得以解决。自由是社会科学中永恒的话题，鲍曼先生独特的视角、敏锐的观察、细致的分析和雄辩的论证，向我们展示了社会维度中的自由，相信读者一定可以从中更好的把握自由的真谛。不过，由于作者的局限性，本书所讨论的自由话题是在资本主义的前题下进行，其不完整性是非常明显，相信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现代社会中阶级的相关性爱到普遍置疑，因为大多数人一般不会从阶级的角度看待自己或他人。基于此，作者在第一章就明确指出社会阶级和阶级关系仍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不管是私有的赢利性组织还是国有的非赢利组织都存在类似的社会关系，而且任何一种职业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属于一定的阶级。已有研究的逻辑往往遵循着确定好具体的职业，然后将职业分属于不同的阶级类别，仿佛是职业决定了阶级关系。然而，事实上职业只是阶段关系的表现形式或结果，更恰当的逻辑是阶级关系决定了职业的具体内容和职业顺序。但其关于社会学讨论的重点不再是社会阶级的废除而是关于其他重要的问题的论点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作者指出目前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点是社会中的平等、分配和福利问题，对于解决我国现实问题无疑是有参考价值的。当然，我们在引进西方的阶级理论时必须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其中本书的部分观点是片面的，应该坚持批判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本书是关于2004年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情况的一个总括，共分为宏观述评、选举制度改革、基层发展概况、NGO的发展、附录等五个部分。作者力图廊清一年来我国该领域的基本发展轨迹，既有对中国基层民主现实状况的描述，也有在此基础上做出的一些初步分析，并收集了一些具有实证性的一手资料。读者对象：各级人大和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政治学界和法律界相关领域研究人员。<

在本书中，曼斯菲尔德系统地梳理了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直到《联邦党人文集》的西方政治思想，考察了执行权学说的兴起及其发展演变，认为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原始执行官”，现代意义上的执行官却是首次出现在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中。但马基雅维里的过于强大、残忍的执行官削弱了共和理论。因此，后来的政治哲学家如洛克和孟德斯鸠等人就致力于“驯化”嗜血的“君主”，将其纳入宪政的框架，最终形成了今天的美国总统一职。本书前言简装本前言1989年此书问世以来，针对它产生的许多争议，基本上形成了两种反对其论证的观点。有些人无法同意，或毋宁说无法容忍，应当把马基雅维里算作现代宪政体制中的执行官的创始人，因为他们认为，我们的自由主义宪政体制与马基雅维里主义风牛马不相及。另一些人是现代政治科学的捍卫者，也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左膀右臂，他们无法接受我对执行权现象的暧昧性质的描述。在他们看来，暧昧性意味着含糊不清、不可信、不确定;他们或许认为，我对暧昧性的辩护，表明了一项从行为主义角度明确定义执行权的经验研究计划的失败。第一种反对意见来自政治理论家，第二种反对意见来自经验主义的政治科学家。它们都出自一种用心良好的努力，要维护事实上受到拙著伤害的自由主义。宪政体制与马基雅维里主义是对立的，然而并非完全对立。它不接受马基雅维里对宪政形式的蔑视;它的目的就是抵制他对政治罪行的鼓励。宪政体制不接受他的如下观点：揭示行动之真谛者，是行动的效果，是如何使它产生，而不是它如何做成。但是，对于马基雅维里所说的根深蒂固的自私，又当如何看待？《驯化君主》请读者思考，自由主义是像今天的自由主义乐于相信的那样，拥有自己的起点，与马基雅维里无关，还是经过了马基雅维里思想的过滤，在得出自己的相反结论的过程中，从政治必然性中学到了教训。自由主义是有着纯洁无瑕的起点，还是诞生于原罪或反叛，从而使其良心染上了洗不清的污点？这一争论触及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根源。自由主义是一种个人主义信念，然而我们需要搞清楚，自由主义是如何找到这个“个人”的。自由主义的创始人霍布斯和洛克认为，个人存在于自然状态，也就是说，存在于一种战争状态或严重不便的状态之中，这使每个人不得不自己照料自己，忍受这种状态下有可能必然存在的一切无序现象。如今，自由主义者已经忘了这种自然状态，或对它做了消毒处理。他们把个人组成的民主社会视为历史给定的，他们虚构出一个“初始位置”，在这个位置上，理性的个人变成了有同情心的自由主义者——他仿佛来自舒适的城郊。我的看法是，我们给予信任的这个个人，需要做出不屈不挠的努力才能出现。洛克所说的“完全自由”的个人，必须自己摆脱或由洛克使之摆脱对上帝的义务。斩断这些纽带，是一种更主动的抉择，不像无争议的离婚，各奔东西即可。因为“相互同意”这条自由主义原则，是不能通过同意来加以确立的：必须先证明为何同意是合理而必要的。《圣经》上说，我必须担当自己兄弟的保护人，无论是否得到同意。我为何不这样做呢？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抱着渎神的勇气，进入神的领地，宣布它服从于人的必然性和人的至高无上性，譬如像马基雅维里那样，原谅罗慕路斯杀死自己的兄弟，因为他若想成为“unosolo”（单独一人），就只能如此行事。马基雅维里通过展示这种决意做到真正单独一人的勇气，从而催生出最早的自由个人。这个最早的个人是一个专制者，并且必然如此，因为用来对抗上帝、维护自我的自私，被带入了他与自己的人类同胞的关系之中（马基雅维里颠倒了《圣经》中的说教）。这个以令人震惊的处决和执行方式去打击世人的君主，就是最初被授予权力的个人。无视这个自由的个人源于马基雅维里，等于否认用立宪政府驯化他的必要。假如权力本质上没有侵犯性，何必去限制它呢？人们也忘记了马基雅维里所强调并且得到自由主义哲学家赞同的在必然性与人的品质之间的关系。假如不施以压力，我们能够很好地行使自己的权利，政府中的官员能够很好地履行职责吗？忽视马基雅维里而给自由主义造成的伤害，来自于自满自足。对执行权暧昧的不确定性的第二种反对意见，其实是对人的品质的必要性提出挑战。在自由主义宪政中，可以设计出能够导致良好行政的官职或机构，然而对于这种效果所必需的品质，并不存在任何保障。我们有些更讲科学的同胞，不满足于仅仅存在着倾向，而是要追求结果的确定性，于是他们放弃了可能或不可能使这种制度趋势得以完成的品质。品质是个真实又不易把握的变数，没有办法把它与一种制度融为一体。因此，这些科学家怀着最良好的意图追求行善，却拒绝谈论善。他们认为，只要从事实研究中清除各种价值，让我们实行自治这项自由主义的承诺就终将得到实现——这一实现将不再取决于机遇。还有一些超级民主派，也给这些执著于空洞愿望的科学家助阵，他们因为品质的贵族性质而厌恶它。[参见谢尔顿·S.沃林和我的对谈，StudiesinAmericanPoliticalDevelopment，vol.6（1992），pp.211—221。]这些人要求没有卓越品质的民主，他们担心这种卓越品质是不可问责的权力的来源，如果不加限制，它的危害不难想见。但是，这样的民主仍然需要“平等派”，仍要为他们保留官职并给予奖赏。即使应当实现超级民主——也许，我们不是已经看到它了吗？——人的品质也将以一种奇怪的扭曲形式得到保留，这不仅是为了抵抗虚假的品质主张（自由主义的意图），甚至是为了自我压制。但是，品质是无法压制自身的，因为这种努力本身也需要品质。品质将总是以无法消除的暧昧状态，存在于人类事务之中，既不可缺少，也不牢靠。

桑巴特在本书中探讨了那些使得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能在美国得到纯粹和完全发展的因素。其中包括了美国的地理和资源背景，美国的国民组成特性，美国人对钱财的贪婪品质以及国民的生活方式，独特的国民性。作者在书中通过朴素详实的论述和准确到位的数字论证了自己的观点。虽然这不是一部完整的对美国经济、社会生活的考察，但是作者仍然通过自己掌握的资料，对欧洲的国家，比如德国，和美国进行了对照，回答了美国为何没有社会主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