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社群与文化》是金里卡集中为西方自由主义传统辩护并加以修正之作，内容分为：一、从学理上对自由主义传统精神进行梳理（如从穆勒到罗尔斯），并区别和探察了自由主义思潮内部的各种主要争论（如罗尔斯对功利主义的批评，诺齐克、德沃金等人同罗尔斯之争等等）。二、以个人与社群、国家间基本关系的论述为框架，引出自由主义的主要对手社群主义（如泰勒、马克思等人）的种种责难，一一加以明晰、辨别，从而在政治道德哲学的范围内，为自由主义思想之内核进行辩驳。三、将这种政治道德哲学的论辩放诸一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下，即当代多元文化社会与民族国家中，以考察处于弱势的少数文化群体的政治地位及法权状况（具体为对美加两国土著民和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分析），从而提出“文化成员身份“这一新概念、新视点，对先前的自由主义理论加以调整和补充，以应对政治实践所引发的道德哲学问题的挑战。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加拿大著名哲学教授，1984年获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哲学和政治学学士学位，1987年获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加拿大女王大学哲学系教授。金里卡著作颇丰，主要著作有：《自由主义、社群与文化》（1989）、《当代政治哲学》（1990）、《多元文化公民》（1995）、《探索之路：反思加拿大的族裔文化关系》（1998）、《少数的权利》（2001）。另外，他还是《政治哲学的公正》（1992）、《少数群体文化的权利》（1995）等著作的主编。其中一些著作已被翻译成21国文字。

一看《悦读京城女》这个书名，以为这是一部把北京女人写得怎生了得的书。再翻翻目录，又猜想这是一部介绍北京衣食住行和风土人情的手册。细细读下去才知道，这里面全写的是一系灵灵慧女孩儿的事，透着轻巧，字里行间含着幽默，偶尔还抖一把机灵，让人读了忍俊不禁。女人是全书的线索，尤其是北京女人，一直贯穿其间。无论《书说戏说》还是《衣》、《食》、《住行》，每一节，每一篇，说的都是女人。窍想，这书定会勾起女读者的共鸣，但如果哪位男士正想了解现在的女人，特别是正在谋划娶一房北京太太，并想永远不离婚，那一定要做这本书的男读者。这会让你少走许多凶险的弯路。

经过三年多时间的课题准备、问卷设计、问卷调查、数据整理、数据分析以及研究和撰写，《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一书终于脱稿了。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课题“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的最终成果，该项课题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基金的资助。中国目前正处于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时期。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人均GDP1000～3000美元，是一个经济起飞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既充满新的机遇，又面临着各种社会风险，往往是产业结构快速转型、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政治体制不断应对新的挑战的时期。中国当前经济正进入新一轮的高速成长期，但是也要冷静地看到，在利益格局调整和社会构成发生深刻变化的过程中，由于利益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由于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分配方式的存在，由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部门之间以及个体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由于新旧体制转换所带来的震动和摩擦，还由于近一二十年来一些腐败现象的滋长，都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新型的社会矛盾，有的矛盾甚至比较突出、比较尖锐，在个别地区甚至因处理不当而演变成对抗性的冲突。因此，在今天，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矛盾，是一个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能否处理好这些矛盾，直接关系到改革开放的进退兴衰。在研究现实中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时，有两种观察视角：一种是从冲突事件的结果去进行追因研究——事后的研究，这是目前多数研究的道路；另一种是从主观意识和行为倾向去进行追果研究——事前的研究，这种研究的重要性目前往往被人们忽视。本项课题的研究就是尝试着进行“事前的研究”。我们的研究要探讨的基本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因素会影响中国民众未来的社会选择和取向？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将围绕哪些焦点问题重组？这种力量重组将依照什么样的规则？而我们的基本结论是：客观的社会结构分层和经济社会地位，要通过主观阶层认同和阶级意识，才能与人们的社会态度、社会行动选择建立起逻辑链条。

乔治·索雷尔出生于19世纪中叶，作为政治思想家和哲学家，开始写作地比较晚，最先关注那些界定模糊的科学主题，后来转而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有为感兴趣，他是第一位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科学的人。在本书中索雷尔着重对革命工团主义进行了阐述，尤其强调了社会神话的重要意义。总罢工的社会神话在索雷尔看来可以集中无产阶级每一位成员的力量，为他们的目标努力。暴力在索雷尔那里是积极的，虽然它赋予了工人阶级以枷锁，但同时也赋予了他们指向解放的强力。索雷尔并没有讨论神话的真实性，而是侧重于讨论深化的效果，这为我们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比如那些我们智力无法达到的东西，例如神话，我们究竟通过什么来判断它的合法性？

《女缘》丛书总共有五本，《悦读京城女》、《悦读海派女》、《悦读潇湘女》、《悦读江南女》、《悦读台北女》。这套丛书以精美的文字与图片，多角度、多层面地呈现了不同地域与视野中女性所特有的生命形态、生存状态、生活姿态之间的特殊联系；从作者灵心慧眼所构成的独特视角观照、感受与解读这种联系。力求历史与现实兼具，中心与边缘兼顾，上下纵横，点面结合，从名门闺秀到小家碧玉，从乡野巧妇到坊间才女，从巾帼英烈到贤妻良母，从时尚白领到另类小资……或个体或群类，或日常或传奇，都有最贴近地域风味、最切合生命本真、最具个性风采的崭露。睿智与精辟，洞察与剖解的书写风格都与其所书写的地域女性一样，风格卓然、精彩叠出。本书是一本关于湘女的书。是作者所见到的写湖南女子的最全面最精彩的一本书。作者肖欣是一位湘女。湖南有名的文化记者。认识肖欣，是看她写的文化报道，我非常惊讶：一个被新闻流水线的语言弄得麻木了的记者竟然有如此好的文笔和感觉，难得！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委托研究项目。本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等观点。

20世纪世界五大畅销书作者之一、已故美国作家欧文·华莱士的遗作《见证罪恶——日本的“我的奋斗”》昨天由济南出版社推出。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该书首次以中文形式出版。1940年，时年24岁的华莱士，作为美国《自由》杂志的驻远东记者，在日本和中国被占领土上海、南京等地实地进行调查和访问，他将所得的第一手材料和观察，客观真实地记录下来，于1941年完成这本纪实报道文体的书稿。初稿完成后的第二天，发生了珍珠港事件。他将书稿于1942年整理好，但因美国忙于参战，书稿由此搁置下来，一搁置就是60多年，一直未予发表。《见证罪恶——日本的“我的奋斗”》是该书首次面世，该书的翻译工作由拥有华莱士作品独家翻译权和专有出版权的作家、翻译家王金铃先生完成。在这本书中，华莱士用了近一半的内容记录了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呈奏的对外扩张计划的秘密奏折，即《田中奏折》。华莱士称其为日本版的法西斯纲领《我的奋斗》。《奏折》详细列出了日本企图征服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实施方案。《奏折》后被泄露，被译成中、英文散发，日本政府动员一切力量否认。华莱士为了证实日本的虚假，将《奏折》内容全部录入本书，并对照日本所说的《奏折》与事实有出入的主要事例进行调查和核实，结果证明，日本不仅不折不扣地完全履行了《奏折》中的计划，而且大大超出了它的范围。

西方政治思潮，作为指导西方政治实践的意识形态，它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西方世界的政治面貌。对于适应当代西方政治的不同需要、展示着不同的应对思路、在实践中发挥着不同作用的政治思潮，在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对照中，作一番系统而概略的探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既有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也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作为一门学科自有其特殊的研究对象，理应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为了适应培养具有坚定政治信念和高度政治识别力的高层次建设人才的需要，《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在内容上注意了立足中国，眼观西方，既介绍又评论，紧扣现实作对比研究，以求正确总结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为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借鉴。

历史教科书是传承一个国家和民族以及世界各民族历史的重要工具，尤其是对于一个在历史上曾经侵略和蹂躏过他国、他民族的国度，通过历史教科书告诉下一代，接受历史的教训、放弃侵略的国策、永远同世界各民族友好相处，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然而，战后的日本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屡起风波，不断“改恶”，频频出现皇国史观、军国主义史观的内容，成为日本同周边国家和平友好交流的障碍之一。《纠正被歪曲的历史：对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剖析》（作者王希亮）回顾日本教科书“改恶”的历史过程，告诉人们日本历史教料书问题说明了什么。《纠正被歪曲的历史：对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剖析》共分为战后教育改革及其实施、经济主义政治下皇国史观的复辟和回潮等内容。

情人情人这一概念应该包含三个要素：一、必须有感情的付出。二、有性关系（或至少有亲密关系如拥抱接吻）。三、较为持久的关系。“情人”这一角色，在西方，似乎并不等同于罪恶，但在中国，尤其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女性而言，这是一种“非常态”的角色，它常常“放荡”、“淫乱”相提并论，简直可称为“变态”。在台湾的两性世界中，“情人”从传统的“变态”几乎要成为了都市男女之间司空见惯的常态，“婚姻恐惧症”在台湾如同幽灵般四处游荡，“十八年来在爱情大街闲逛，我不免有所感慨：有灵气的爱情少了，刻骨铭心的婚姻寥若晨星，愿意共负一轭努力建立现实或精神层次堡垒的情偶也不多见了。这情爱国度仿佛正经历一场瘟疫，红男绿女在黑街暗巷晃荡……”，年轻的台湾女作家感慨不已。十七世纪英国玄学诗人约翰顿，把恋人之间的关系比作围绕着一个定点的圆规的双脚，大加赞颂。这一情爱妙喻流传甚久，而今台湾女子却对其大唱反调，夏宇写道：“人们认为那种围绕着一个定点而存在的事实是好的，关于坚贞等等美德。而我不准备同意，如果我像一支圆规，只是因为我必须那样，我只好那样，那只是一种情况……它无关于美德。你知道，也许很久，也许不久，它也终将亡散和逸失，如果那关于爱情……原来就是这么容易，也容许这么容易，单纯得像一种牙痛，拔掉它，也许就痊愈了。”拔牙是一个小小的手术，只要拔得干净利落，并无后遗症；开始也许会有空洞的失落，但无伤大雅。都市社会提供的性知识和营养条件使台湾女人的性早熟，都市的压力和风习让台湾女人日渐认同晚婚。早熟与婚龄的推迟，使更多未婚女子成为“情人”的后备军，而不婚或离婚的独居女子的增加更加壮大了“情人”的阵容。后备军的人数的扩容只是造就了情人队伍壮大的潜在可能性，蔚为风潮当然还需要配合观念上的改变，也就是说，要冲破“情人”的禁忌，必须有对“婚外恋”“婚外性”的宽容和肯定，甚至对女人追求“婚外性”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