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现代化道路：以世界现代化进程为视点》是郭根山博士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整理而成的。这是近年来国内外论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一部颇具理论价值的专著。作者充分运用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包括第一手的新材料，将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纳入世界现代化总进程加以考察与分析，以世界现代化进程为参照系来研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从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书视野开阔，角度新颖，如对中国实施现代化赶超战略的分析等研究透彻，富有新意。　《毛泽东与中国现代化道路：以世界现代化进程为视点》具有如下特点：视野开阔，角度新颖；充分运用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包括第一手的新材料；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作者对一些问题的论述比较深入，并且富有新意。

本书汇集了《大学》《中庸》评注的三种版本，阐述了两书对社会人生的影响。三注并列可使读者能够在比较中加深对儒学心法的领悟。学会先做人后做事，胸怀坦荡，诚实待人，诚如是，则事业有成，人生幸福。

本书虽然讨论的话题众多，但里面贯穿着的基本思想主线清晰可辨。叔本华这位“语言艺术家”（弗兰茨·卡夫卡的赞语）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把真理裹以最朴素的语言外衣，从而让真理直接发挥其必然具备的震撼力。因为深刻，所以朴素；因为朴素，更见深刻。尼采形容阅读叔本华的著作犹如抵达了“一处森林高地——在这里，我们深深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整个人感觉耳目一新，重又充满了生机”（《不合时宜的思想》）。这组代表性的论文只占叔本华全部哲学著作的一小部分，但这些论文涉及哲学、伦理学、心理学、性学、美学、教育学、玄学、宗教等多个方面，足以让我们领略到叔本华这位“不折不扣的天才”（托尔斯泰语）的思想魅力。不仅《意欲》一文的确像叔本华所说的包含比许多系统的心理学还要多的心理学知识，就是篇幅最小的《论教育》，他对教育的目的、方法短短几千字的阐述，难道是某些洋洋洒洒、不得要领的大部头教育学著作可以相比的吗？真正的思想天才与只是博闻强记的学者之间的差别，由此可见一斑。

当中国要思考整个世界的问题，要对世界负责，就不能对世界无话可说，就必须能够给出关于世界的思想，中国的世界观就成了首当其冲的问题。已经在舞台上了，就不能不说话。这就是中国现在的思想任务和必然逻辑。我们所谓的世界现在还是一个非世界。现在我们所面临的真正严重问题并不是在世界中存在着所谓的无效国家，而是一个无效世界。把自己和他人对立起来，把信徒和异教徒对立起来，把西方和东方对立起来，把所有并不对立的事情对立起来，这就是西方的基本政治意识。这样的政治意识没有世界，尤其不能对世界负责任。对世界负责任，而不是仅仅对自己的国家负责任，这在理论上是一个中国哲学视界，在实践上则是全新的可能性，即以“天下”作为关于政治/经济利益的优先分析单位，从天下去理解世界，也就是要以“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超越西方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就是要以世界责任为己任，创造世界新理念和世界制度。

传播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诞生于美国，但其思想根源却在欧洲。欧洲思想家将传播作为人和社会存在方式的观念可远溯古希腊并贯穿于整个欧洲思想史始终，渗透于政治学、哲学、伦理学、宗教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学、语言学等不同学术领域中。《欧洲传播思想史》以古希腊至20世纪各时代思想巨子为主要考察对象，试图从几千年的时间跨度和广阔的人文社科背景上勾勒出欧洲传播思想发展演变的全景，是国内学人第一本较完整的西方传播思想史的研究著作。作者以个性解读方式，取精探幽，其特色不仅在于作者怎么说，更在于作者认为思想者们在怎么说，因而更有助于开拓读者视野，有助于推动西方传播思想研究的深入。

国内法国哲学研究与德国哲学、英美哲学研究相比，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显得薄弱。这是与法国哲学在当代世界的影响不相称的。近些年来，这种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内开始译介法国哲学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及其著作，从法语文本出发的各种学术专题研究和教学逐渐形成规模并得到深入。 2004年4月在杭州召开的“法国哲学的现在与未来全国学术讨论会”，是对国内法国哲学研究的一次检阅。这是国内从事法国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们第一次以法国哲学为共同话题举行的全国学术会议。讨论的内容涉及到法国近当代（主要是当代）哲学的主要问题（理性启蒙和批判，19世纪新批评学派，法国现象学运动，存在主义，解释学，知觉理论，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分析，政治哲学，符号学等），范围广泛，不但有哲学史、问题、流派的专题，还扩展到当代法国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萨特、梅洛-庞蒂、利科、福柯、勒维纳斯、德里达、德勒兹、拉康、利奥塔等等）。这些论题及其相关的讨论无论是就角度的多样性，还是就问题探讨的广泛和深入而言，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本书即为这次会议的论文结集，在某种程度上基本反映了当代中国法国哲学研究的最高成果和水平，有助于推动国内法国哲学研究向新的高度拓展。由于是论文集，问题集中度高，更能体现作者一个时期学术思考的精华，因而其学术水准更有保证。根据讨论的问题关涉，编者将挑选出来的文章归结为三大类，即总论与语言问题，身体与他者问题，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这样归类，即保证了问题的集中度，又留有一定的开放度，方便了读者的阅读和据之进行相关的思考和发掘。

企业管理者和员工的智慧和能力，是企业成长的关键，它决定了一个企业的发展高度。一个智慧的管理者和优秀员工，可以创造10倍于普通员工的业绩。有智慧才有战略，有智慧才能把握细节。拥有智慧的管理者和智慧的员工，企业才能充满活力，长盛不衰。一句话，智慧决定成败。一滴墨水可以引发人的思考，一本好书可以改变一个人、一个企业的命运。愿本书能受到广大管理者和员工的厚爱，使他们获得受益一生的智慧。真正的智者，在复杂的生存竞争中总能左右逢源。智者如林的企业，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必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在本书中，一度被出版家描绘为“卢布尔雅那巨人”的斯拉沃热·齐泽克，强化了他最近著作中更为明显的政治轨迹。齐泽克对集权主义普遍的一致看法提出了异议，它们包括作为最高级的恶魔般的大屠杀；劳动营和社会工程计划的所谓真理；在多元文化主义中始终受到抵抗的种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他最终显示了集权主义幽灵现存的几种形态。集权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概念一直有着明确的策略上的功能：通过消除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评——它是右翼法西斯主义集权统治的对应面和孪生子，来认可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霸权。这种策略企图将集权主义与斯大林体制相等同，而为资本的权力作辩护。尽管斯大林体制带来了恐怖和痛苦，但是这个失败的革命计划并不能否定社会主义理想本身的人价值。集权主义的最终根源是思想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封闭。在探索以上问题的类似之处时，齐泽克的结论是：恶魔与其存在于集权主义制度的局部，不如说存在于使集权主义成为现实的东西当中。本书并不是要系统地阐述集权主义的历史，而是试图追寻这一普遍概念中某一具体内容到另一具体内容的辩证运动，即由黑格尔所说的“具体普遍性”构成的运动。集权主义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化的概念，有着精确的战略功能。齐泽克展示了该词在历史上的使用语境，以维特根斯坦的方式呈现了这一关键词“家族相似”的网络特征。他认为关于集权主义的流行共识中，总是由下面四件事情之一界定的：最终的大屠杀、恶魔般的邪恶、古拉格、新近伦理宗教方面争取多元文化主义宽容的运动。解构主义者认为集权主义是思想的本体论终结或对于不能复归的人类存在鸿沟的拒绝。齐泽克倾向于认为，真正的邪恶既存在于集权主义的组成部分，更存在于自由民主主义对于集权主义的指派权力自身。齐泽克指出：集权主义从发端伊始至今一直是一种权宜之计。本书前言在“中国调味品”绿茶包装袋上有一段宣传其益处的简短说明：“绿茶是抗氧化剂的天然资源，可以中和人体内一种被称作游离基的有害分子。通过抑制游离基，抗氧化剂可以帮助人体保持其自然健康状态。”将这一说明稍作修改，不是可以说，集权主义这一概念就是主要的意识形态抗氧化剂之一吗？其整个生涯的作用不就是抑制游离基，从而帮助社会机体保持良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状态吗？与社会生活本身的情况一样，当今自称“激进的”学术界充满了不成文的规则和禁令——虽然从来没有人明确地陈述过这些规则，但是，不遵循这些规则的话，便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这些不成文规则中有一条涉及到这样一种无人质疑的普遍存在的现象，即将某人的立场“背景化”或“定位”。在辩论中最容易自动得分的方法是宣称对方的立场没有“置于”一个恰当的历史背景中：“你谈到女人——哪一种女人？世上没有你说的那种女人，因此，你有关女人笼而统之的说法，尽管它非常明显是完全中性的，难道不是在特准某些特定的女人而排除其他女人吗？”尽管这段话包含了显而易见的真理因素，为什么如此激进的历史化会是错误的呢？因为今天（晚期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社会现实本身就是被马克思所说的“现实抽象”力量所统治：资本的流通是激进的“无领土化”（引用德勒兹的话）思想的推动力量，这种“无领土化”的根本功能就是主动地无视具体的条件，因此也无法在这些条件中“生根”。正如在标准的意识形态中的情况一样，它不再具有普遍性，这种普遍性遮蔽了对它的不公平性的曲解，遮蔽了它对特定内容的曲解；更确切地说，它的真正意图是要找出具体根源，从意识形态上遮蔽社会现实中盛行的“现实抽象”。在过去10年里，这些规则中的另外一条是汉娜·阿伦特的权威上升到高不可及的地步，成了一个转折点。直到20年前，左翼激进分子还将她视为“集权主义”（这是西方在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使用的主要武器）概念的执行人而拒绝接受她。在20世纪70年代的某个文化研讨会上，如果有人被天真地问道，“你的论点与阿伦特的有什么不同吗？”这无疑说明被问的人麻烦大了。但是，今天，人们应该怀着敬意善待她——即使那些因其基本取向不同，可能会反对阿伦特的学者们（精神分析学家，如朱丽娅·克里斯特娃，因为阿伦特拒绝接受精神分析学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追随者，如理查德·伯恩斯坦，因为阿伦特对阿多诺的极度敌意）也在从事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使阿伦特与他们所信奉的基本理论保持一致——表明左派接受了自由主义民主（与“集权主义”相对的“民主”，等等）的基本坐标，现在正努力在这个空间之内重新定义它的位置（和对立面）。因此，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无所畏惧地违反这些自由主义的禁忌：即使有人被指责为“反民主”、“集权主义”，那又有什么要紧。

本书全面收录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吴邦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纲领性文件》、曾庆红：《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等重要文件、文献，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有关文件，胡锦涛、温家宝关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讲话，胡锦涛关于牢固树立社会荣辱观的重要论述，是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学习、领会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深入学习、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不可缺少的权威辅导读物。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无从读到一个叙述阿尔贝·加缪和让-保尔·萨特之间的关系的完整故事。他们在冷战进入高潮时期戏剧性的决裂，就像冷战冲突本身，要求那些追踪其来龙去脉的人选择立场，而不去梳理其悲剧性的错综复杂。现在，罗纳德·阿隆森利用新的资料来源，以长达一本书的篇幅，写出了有关这段20世纪最著名的友谊及其终结的第一部长篇记录。阿尔贝，加缪和让-保尔·萨特于德占法国期间的1943年第一次见面，很快成了朋友。他们结成了思想和政治的盟友，随巴黎的解放一夜之间名满天下。作为剧作家、小说家、哲学家、新闻工作者和编辑，两人似乎无所不在，战后每一家法国媒体惟其马首是瞻。然而，东两方关系给他们的友谊注入了紧张，两人的成长路径遂渐对立，开始在哲学、知识分子的责任以及有必要或有可能进行何种政治变革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当加缪和萨特先后接掌了本方公众代言人的权柄，一场历史性的摊牌即成势所必然。萨特信奉暴力为一条变革之路，而加缪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最终导致了1952年残酷而极其公开的决裂他们从此断绝了交往，只是继续间接地相互攻讦，直到1960年加缪逝世。在一份以细致入微、持论公允见长的报告中，阿隆森川编年体叙述了这个迷人的故事，表现了加缪和萨特如何从一见钟情到反目成仇，并在决裂以后继续关注对方。《加缪和萨特》熔传记和思想史、哲学激情和政治热情于一炉，将使每一位对两位伟大作家或令他们一刀两断的世界—历史命题感兴趣的读者心醉神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