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工作，应当有计划地开展引导性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必须提醒的是，现在我们有些地主、有些培训机构，只注意到职业技能方面的操作培训，忽略了对农村人进城务工前的心理引导和观念转变上的培训。《打工手册——进城挣钱安家去》这本小册子，正是为了弥补这个缺憾而编写的。我们父女俩都是农村人的后代，比较了解农村和农村人，期望有更多的农村人和农村人的后代能够进城挣钱安家。因此，这本小册子对农村人为什么要进城，进城前要做哪些准备，进城后如何适应城市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做了比较全面而又简明扼要的阐述，对想要进城的农村读者有一定的帮助。如果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过程中，用一两天的时间，由培训老师对农村学员讲述这些简单的道理，对想要转移的农民工拿定主意进城求职，就业后尽快适应城市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作者对社会行动与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的关系这一艰深的社会学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对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主体的社会行动、社会结构、社会秩序之间的同构互生关系进行了描述、分析和解释。该书文献回顾全面透彻、理论创新启迪心智、现实关注情理相宜，显示了作者在社会学理论方面丰富的知识积累和深厚的理论功底，是目前国内理论社会学研究领域中很有特色的一部著作。本书前言本书的主题内容——行动与秩序和结构的关系，是作者在参与我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五”重点课题“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人与社会关系研究”的过程中，通过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探讨，所获得的一个研究方向。从当代世界社会学的研究和发展动态来看，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理论研究和经验实证研究中的一个前沿问题，也是一个热点问题。所以，本书的主题内容和讨论，不能不较为集中地涉及当代国外和国内社会学理论研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发展趋向。总体上看，世界范围的社会学理论现今处于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和交替阶段。20世纪下半期以来的反思、批判和论战的持续，推动着西方社会学主流学派的进一步分化和多元化，多种差别殊异甚至相互悖谬的趋势并立齐驱。至八九十年代，欧美社会学重建的潮峰迭起，新兴学派的巨擘人物如亚历山大、吉登斯、布迪厄、贝克等策动和引领了对社会学的传统理路、特别是对美国经验主义社会学的反思和批判，他们倡导的社会理论研究使社会学重获生机。几乎同一时期，一向处于正统地位的现代主义社会理论遭遇了后现代思潮的冲击。后现代主义者宣扬启蒙时代以来的宏大叙事的终结、指斥科学话语权和真理权的虚假基础，试图消解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范式，解构现行社会权力和权威制度、社会秩序体系、关系结构和组织模式。这些观点启迪人们重新评价个体、社群、局部社会的价值，同时也动摇了关于历史的进步性、合理性和可理解性的信念。此外，全球主义者也推波助澜，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国家对于社会的契约权力和委托代理权力、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结构提出质疑，使社会学传统意义的个人、社会、国家等研究范式受到了严重冲击。应当着重指出的是，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探索已经显示出这一研究的活力和意义：它拓宽了我国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论域，形成了社会学本土化和中国社会学的新理路，并进一步激起了探索、反思和创新的学术愿望。由这一题材形成并展开的对于人与自然、个体与集体、自由与秩序、权益自主与权力规范、行动与结构、互动与系统，以及个人化与社会化、个人结构与社会结构等论题的系列思考，使多种不同的观察维度运用于转型社会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学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经验现象的分析和解释。杨敏这部著作的主题内容是这一系列新探索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的理论思考可以视为社会学本土化、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构建的一种尝试。本书从社会学的一个独特视角——现代性的宏大过程，展示了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的多重历史意涵。社会转型发生在人类社会“走向现代”的总体历史进程之中。因此，以现代性作为研究视角，将特定时空范域中的社会转型过程置入世界性的总体进程和格局中来观察和思考，可以更为充分地显现转型过程所具有的一般性、普遍性特征与本土性、个性特征，从而进一步深化对于转型社会的特定现象和问题的具体研究和解释。特别是在当代，现代性呈现出大量新的动向和趋势，从这一视角对我国转型加速期的重大社会现象进行认识和分析，显得尤其重要。本书从现代性视角对我国社会转型进行的较为系统的研究，也是非常独特的尝试。正是由于现代性的研究视角，本书发掘和揭示了理论社会学中经典题材具有的经久不衰的意义。社会学因现代性而兴起、为现代人和现代社会而思考。对与现代人和现代社会息息相关的各种重大问题进行探索和解释是社会学的根本学科责任和学术使命。可以说，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个体与集体、自由与秩序、权益自主与权力规范、互动与系统、行动与结构、个人化与社会化、个人结构与社会结构等等问题，是社会学对人类社会这一空前未有的历史进程作出独特刻画和阐发的一系列预设和范式。从这一方面看，本书“社会行动与社会秩序和结构的同构互生”的主题内容，可以说是把握住了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学理维度，而用这个维度来解释和分析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的经验现实，就不能不具有某种新意。事实上，一切社会现象和过程都离不开社会主体的行动，离不开社会主体间的行动关联，也离不开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行动框架与行动关联方式的模式化系统。这一组问题也即“行动与秩序和结构的关系”问题。由此也可以看出，社会行动与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是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期面对的一个理论前沿问题和现实热点问题。作者通过这一主题内容，对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行动的转变与社会秩序和结构的变迁进行了研究，分析和解释了现实社会过程中这两个侧面的相互融渗、彼此建塑和同构互生。作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一方面，与当今我国社会学界的许多热点问题，如社会财富分享和资源配置、户籍制度、收容与救助制度、社会福利、市民资格、就业权利、社会分层和阶层划分、城乡社会隔离、区域差距，以及社会的稳定、社会的和谐与创新能力等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些研究提升到社会学基本理论的高度，在更高的层面上推进社会学的思考和分析。“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是中国社会学应走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建构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过程的主题，本土化-国际化-全球化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大趋势。中国特色社会学要发展、要走出本土、迈进国际学术空间，首先必须在眼界上超越本土，着眼于国际社会发展的实践与趋势，锤炼自身的理论与方法资质，以加快走向国际化、全球化的步伐。

本书是一部论述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专题性著作。书中分别论述了伴随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社会主义的思想背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构建、表现为列宁主义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国际实践等。

《解人颐（上下）》二十四集，清钱德苍重辑。根据书前钱德苍作于乾隆二十六年的序可知，他是根据早已流传于坊间的《解人颐》初集、二集，「去陈集新，又从而之」，「重付之梓」的。因此，我闪把此本定为钱氏的重辑本。既然书名叫做《解人颐》，注定是要选取语言有些情趣，能博人一笑的文字。这就难免鱼龙混杂，把一些格调不高的东西也带了进来。好住数量不多，读者自能鉴别。玩花主人选编的戏曲剧本集《缀白裘》，曾经过钱德苍续选，成了十二集的规模，流传极广。把《解人颐》和《缀白裘》二书的编选手法作些比较，这两个「钱德苍」当为同一个人。《解人颐（上下）》据广雅书局石印本标点整理。

2004年6月，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党校和国家宗教局联合举办了一次省级领导干部宗教工作专题研讨班，参加这次研讨班的主要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宗教工作的副书记（或副省长），党委统战部部长。在这次研讨班上，方立天、牟钟鉴、吴云贵、杨慧林、龚学增等5位长期从事宗教学研究的专家分别进行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等方面的理论和知识讲座。讲座系统而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各宗教的发展历史、现状以及典籍教义与礼仪制度，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主要内容和发展历程，对运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准确而全面理解宗教的理论和知识很有帮助。鉴此，我们将讲座稿整理编辑出版，其中部分配讲座录像，以飨读者。讲座稿整理后经各位专家审定，有所增删。

这是一本家庭暴力者的口述实录，精选最震憾心灵的社会案例，直击社会最隐秘的情愫，“到女人那里去吗？带上你的鞭子”在中国的实践。“当指尖麻木的感觉传到大脑的时候，我看着自己的手，不知所措。她眼睛瞪着，是看一个刚刚闯进她家里的陌生人。她的半边脸上指印清晰地显现了出来……”对最亲密的人拳脚相向时的瞬间失探与绝决，爱情交加全接触。压抑、痛楚、伤痕，在你的身边或者就在你的生活中正在上演……

《时代先锋》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真实、形象、生动地记述了十位优秀共产党员的普通故事。 在这十位优秀共产党员中间，有严以律己、率先垂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领导干部，有忠于职守、一身正气、惩恶扬善、执法为民的公安干警、人民法官，还有爱岗敬业、锐意进取、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科学家、艺术家、人民教师与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在他们的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也体现出当代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因此，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先锋。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为英雄人物树碑立传，为伟大时代纵情放歌，是新闻出版工作者的神圣使命，也是新闻出版工作者的荣幸与自豪。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先进典型为榜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热情讴歌英雄的时代，深情赞美时代的英雄，使我们的工作无愧于我们这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本书是《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姊妹篇，主要针对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属于思想史范围的，诸如“儒家传统与近代中西会通”，“经世思想”，“中西学源流”，“19世纪的中国国际观念”，“德智体群四育”，“鬼子”，“自强与求富”，“官督商办”，“工商致富”，“实业建国”，“人权”，“女权”，“公仆观念”，“变法论的象征”等一系列观念、概念、思想、思潮的创生、衍变、发展及其历史作用，分别进行了认真的别开生面的考论，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极富参考价值，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书。本书前言2003年8月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将拙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在大陆印行，感谢贺照田先生的推毂和杨群先生的经营，使鄙人的辛勤耕耘得以呈献大陆学界，切望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同道藻鉴，自当引领。同年10月，贺照田伉俪应邀到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访问两月，得以会晤。承其携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杨群先生手书，属命再出拙著续集。深感学界肯定与贺、杨两兄厚情。遂自挑选拙文15篇，另加附录1篇，一并于2004年3月奉寄北京，用为出版预备。照田兄适因应邀开会，又于同年5月前来台北，顺便会聚商谈出版之事。嗣后吾亦返回多伦多住处。迄今又逾4阅月，近因照田兄电属写序，遂得执笔表述感念缘起经纬。我生平研治中国近代史，自己累积若干专书、论文与史料专集，可谓是专职专工，具备治学经验。虽然有些成就，也未尝自满，凡所撰著，俱循谨严实证之路。不信煌煌理论，不逞诡诞奇说。以笃实结论取信于天下。不期藏之名山，但求无害后世。所写著作，视为天下公器，人人俱可参酌，惟望共尊学术伦理，保持公开公正。或可使贱名得以表彰，其愿足矣。今拙著面世，正在求教同道。当请查察拙著者，可明告学林高明之家。考察拙著：其一，论旨领域，是否有价值？其二，辨认史料是否真切？其三，引证史料是否恰当？其四，运用史料是否确当而非勉强？其五，解释分析是否深入透辟？其六，识断是否精审通达？其七，通体结构是否周至完备？拙著呈献诸君面前，自当通过学术上的考验，岂能抱侥幸之心？拙著论域，全为近代思想史。我之研究，首重时代思潮，所刊3种书，俱以不同问题做审慎研究，以问题为主轴，人物随问题陈叙。因为近代思想变化是横向冲击，动力来自重大历史事件，而并非古今上下传承。故吾自始迄今，多以问题之出现为讨论题旨，此是鄙人研治思想史手法。鄙人研治思想史，所用史料人人可见，毫无奇特，端在各人就中取材，看似平常，实靠各人领悟，而各有所取舍。虽我同窗学长，各人所见皆有不同，各家重点尤大相异趣。于此益见治史之自由与成果之多样，人才之各领风骚。我实于史学发荣滋长深抱乐观。近代思想史的另一重大特色，是时代段落分明，即是承受重大史事冲击而创生，则史事内涵中的思想成分即会增加若干新概念、新意旨和新领悟、新步度。在此不暇一一交代，但可略举一小例，以见出历史时段关键之被人看重。1981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召开一个国际研讨会，探讨维新变法与立宪。我所宣讲的论文是《断发、易服、改元——变法论之象征旨趣》（此文今已收入本书）。我自举证陈叙康有为的这3个重点建议，史料采自数个来源。但此说引起一位戊戌变法专家，也是康有为专家的质疑。理由是当1898年那个时代，康有为以孔子纪年，世人共知，但绝不可能在此时创说断发、易服。结论是判定我用的史料不可靠。其人年龄高我很多，现仍健在。我在此不做多辩，恰在4年以后我在1985年编一部9册的《近代名人手札真迹》，在其中收载了戊戌八月政变御史杨崇伊致盛宣怀的信。世人俱知，八月政变是因慈禧受到杨崇伊的告密而收回政权，杀掉六君子，当然是个刀笔杀手。我在此举其一段说词，可用作为拙文的旁证：康逆（指康有为）潜蓄异谋，托辞变法。乃弟（指康广仁）便服私入椒涂，剪发改装，见诸奏牍；同心谋逆，立有合同。无人不知，惮于发难。弟知其举事之日，不得不上告慈圣。乃罪人斯得，而谤口颇腾。此一史料出于杨崇伊手书，自承认向太后告密，而于康有为罪状，则有“剪发改装，见诸奏牍”之言。当可证明拙文之立足坚稳。杨崇伊有信函7首，收载于鄙人所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第九册第3930～3948页。我人当知近代思想多变，起灭难测，学者必须小心考校，知常知变，重大史事，最须察其激荡影响。不能只限于哲理、概念、新名、新词的意义追逐。就是谈这一代哲学，也得充分熟悉这一代历史。近代思想变化疾速猛烈，而什九是承受历史事件的冲击而迸发。此是我所掌握的要领。总之，中国近代思想，不但内涵复杂多样，极费寻绎辨析，而随时势转变，外力冲击，更是如响斯应，变幻不息。自与固有思想传承决然不同。我自1977年起受聘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渐渐结识大陆史学界贤达。先是同道李侃先生来访，在历史系讲演，是在我的近代史课堂开讲，亦即由我主持。同学到者百余人。后因李氏回北京，又介绍中华书局同道刘德麟、陈东林两先生来中文大学访问，我自此与陈东林先生建立长久友谊。我的访求大陆史料，得他多年相助。接着来访的为上海汤志钧先生，他前后来访数次，第一次是在我的近代史课堂开讲，由我主持。第二次来，是承中国文化研究所邀请，他的讲演也是校方派我主持。后来来访者众，我结识了胡守为、陈胜NF93D、林家有、陈锡祺、韦庆远、关捷、李景光、王戎笙、赫治清等。虽然来访学者有很多，但要相结识者，俱以近代史家同道为范围，其他如古史、文字学、经学、古物、人类、考古、书法、艺术家相见甚多，俱未做深入来往。后来我在1989年回到台北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到台来访者又结识张海鹏、王戎笙、尚明轩、耿云志、王庆成、戚其璋、林庆元、欧阳哲生、张宪文、黄彦、桑兵、文庸、江沛、侯杰等学者，而与杭州陈学文先生一直多年通信交换研究心得，却未能晤对而扺掌倾谈。至于大陆出版著作，未相识而知其所学者，屈指不下四五十位。在此无须详计。

本书是著名学术史家杨东莼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部著作中，杨先生高屋建瓴，俯瞰中国五千年文化传承，仔细而精谨地梳理出中国学术的源流与变迁：从上古的鬼神术数，到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两汉的儒家一统，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兴起，鬼晋援道入儒的玄学，宋明援佛入儒的理学，清代补学，近世的西学东渐，今文学的复兴与维新运动，最后至现代的新文化运动，为读者略述出一幅清晰而全面的中国学术脉络图。

作为易学家，朱伯崑先生必然要论及“象数”；作为哲学史家，朱先生又必然重视“义理”。朱先生的代表作《易学哲学史》系统而深入地阐述了历代易学家的象数义理，尤其对义理学派和象数学派的哲学研究用力颇深。象数与义理，是构成《周易》的两大要素，也是研究《周易》的两大学派。历代易学家对《周易》的研究态度和注释方法上各有特色，总的来说可分为象数与义理两派。《四库全书总目》将易学分为两派六宗，两派指象数派、义理派，六宗指占卜宗、禨祥宗、造化宗、老庄宗、儒理宗、史事宗。六宗实际上可归属于两派，占卜、禨祥、造化三宗归属于象数派，老庄、儒理、史事三宗归属于义理派。学术界一般把以抽象、概括的意义解释《周易》的易学流派为义理学派，以具体物象解释《周易》的易学流派为象数学派。从整个易学史发展过程看，两派的互相攻讦一直没有停止。当代学术界对义理学派的研究比较深入，也比较公允；对象数学派的研究则不够深入，也有失公允。因象数学派在解《易》的同时，涉及到天文、历法、音律、伦理、哲学、医学、占测等内容，致使象数学体系十分庞杂，也造成人们对它的认识难度大大增加。久之，象数学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并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就近现代学术界而言，可以说对象数学的态度仍然是不够公允的。有人认为象数就是术数，是算命打卦的同义语，应打入“封建迷信”的行列；有人认为象数学根本不是易学正宗，与哲学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围绕“象数”的内涵、属性、演变过程以及地位、作用等的问题，学术界所论纷纭，错见时出。“象数”究竟是什么？“象数”和“义理”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象数派”和“义理派”究竟是不是截然对立？要解决这些至今仍困扰着学术界的问题，应当客观地梳理整个易学史。朱先生《易学哲学史》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读一下《易学哲学史》有关义理学家对“象数”的论述，对于纠正对“象数学家”的偏见，纠正对“象数学”的误解，都是有意义的。《易学哲学史》在讲到《易传》的特征时说：“《易传》有两套语言：一是关于占筮的语言，一是关于哲学的语言。”“从易学史上看，对《易传》的解释也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偏向从筮法的角度解释其中的哲学问题……后来被称为象数学派。另一种是偏重从哲理角度解释其中的筮法问题。”（第一卷，55页，华夏出版社，1995年）西汉时期，形成了象数解易学派，“以孟喜和京房为代表的官方易学。此派易学，宋人称之为象数之学。其特点有三：其一，以奇偶之数和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解说《周易》经传文；其二，以卦气说解释《周易》原理；其三，利用《周易》，讲阴阳灾变。”（第一卷，114页）魏晋时期，形成了义理解易学派，“转向以老庄玄学解易的道路，成为易学史的一大流派。王弼就是这一流派的创始人。”（第一卷，246页）从王弼开始的义理学派，继承古文经学派解易的传统，其解易以义理为主，以《易传》的观点解释《易经》，排斥今文经学派解易的学风，不讲互体、卦气、卦变、纳甲等。据我的理解，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并非截然对立，只是解易的倾向不同。象数学派以象数为第一位，以象数解《易》，以象数论义理；义理学派以义理为第一位，以义理解《易》，以义理论象数。《易学哲学史》四大卷系统论述了从汉代到清代义理学派和象数学派的易学哲学，其中对义理学派的“象数”观点论述得尤为详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