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包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发展、社会主义由理想与科学理论变为现实等。

《国故新证》包括论卦辞深圳特区层结构、元亨利贞、亨之本义等内容。《国故新证》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国故新证》作者司马朝军。

将才出身却不乏机变与谋略。他登上王位的方式不同于以往的其他统治者，适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和平的兵变了。他懂得韬先养晦，懂得曲中朱胜，他结束了唐未的混战局面，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尽管此后的宋朝天下并不太平，国家也不够强大，但他扭转了群雄争霸的混乱局势，使华夏大地得到了统一作为一代开国帝王，赵匡胤成功有道。

本届年会共收到应征论文1410篇，征文规模和质量均比往届有明显提高。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年会文集，就是从中遴选出的优秀论文和摘要论文的汇编，共设六卷，即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卷、哲学·历史·文学学科卷、政治·法律·社会学科卷、经济·管理学科卷、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科卷和青年学者文集。所收论文，几乎涵盖哲学、历史、文学、教育、法律、政治、社会、经济、管理、国际关系等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在一个共同的主题下，汇集如此众多的学科进行交流和研讨，可谓蔚为壮观。

马克思恩格斯是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其共产主义学说在整个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体系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李延明编写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重点教材）》基于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属于综合性社会科学的观点，从该学说系统内各部分相互间逻辑关系的角度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的原理进行了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重点教材）》主要内容有：共产主义设想的依据和内容、共产主义设想实现的条件和途径，以及全球化与共产主义的历史趋势等。

这部文采洋溢的名作可能提供了目前对民主政治最准确、周全、细密的描述。　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约翰•邓恩讲述了“民主”作为一个词语、一种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诸多政治实践的演变历程；描述了它如何在两千五百年前作为希腊应对地方性困境的一种临时补救措施而出现，在经历短暂而耀眼的一时兴盛之后，几乎在各处式微达两千年之久后又令人惊异地登场，主导了整个世界的政治想象，成为西方推荐给其他国家的文明之政治内核。在“民主”主宰了政治言辞的今日世界，我们有必要去探究，这一内核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这漫长的历史中它经历了怎样的魔幻变形，带来怎样的后果？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曲折，使得邓小平两步走（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计划更加艰巨。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一批国内政治精英和知识群体越来越感觉中国没有必要“按图索骥”，可以绕过．“民主关”直接进入世界大国的行列。近年来，有关“中国奇迹”“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的说法甚是流行，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不仅仅是指经济模式，而且还包括政治模式，都是对世界文明的独特贡献。确实，中国的经济增长幅度和持续时间创造了人类的奇迹，但是，中国经济高速和持续发展的代价也极为高昂，无论是社会的还是环境的，以及随之而来的腐败和其他问题，都值得人们高度重视。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具有中国特色，但是说中国的治理模式举世无双并且可以广泛复制为时尚早，因为中国目前仍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之中，今后如何发展尚需要艰苦努力。邓小平之后，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把推进基层选举和扩大政府善治作为执政的重要内容，把“四个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切实实行视为共产党安身立命的根本要素。 1979年，中国在基层人大就开始了代表的直接选举，1988年之后农村村委会的直接选举更是被众多学者称为“无声的革命” “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但是，目前阶段能否将直选范围扩大，这个问题还停留在理论探索阶段。

《秦宣自选集》收录的文章并未按发表的年代顺序编排，而是按专题编排。由于涉及的专题较多，加上受篇幅的限制，因而每个专题大约只有3__4篇文章。在整理这些文章过程中，除对个别文章作了一些必要的删减和修改外，基本上保持了发表时的原貌。

治政古已有之，从人类有组织活动开始就有治政现象。所谓治政指国家各级政府以及专业部门和党，群、军等系统的官员治理政务。所谓治政学是研究治政实践、理论、本质、关系，探索治政规律的学科，它是研究治政者实施治政的治政现象和科学治政的学问。《治政学》从治政概念、治政实践，治政学概念、治政学研究实践入手，分析了治政独有的主、客体以及主、客体的特征，分析了治政者应有的素质、治政人才集萃的规律、治政与政治、治政与政党、治政与国家的区别与联系，探索了治政绩效的取向、治政方法、治政决策、治政规律，明确指出了治政者应该和必须“治”这个“政”，执政党必须科学治理“党权”等等治政活动中常见而又容易忽略的问题。作者试图创建一门新的学科。

民族主义是当代政治中一种主要力量，但是政治哲学家一直不愿意承认，更别说是赞同民族主义思想。在该书中，戴维·米勒捍卫了民族性原则，主张民族认同是个人认同的合法源泉；我们承认同胞之间的特殊义务是正当的；民族想在政治上自决有着充分的理由；但是承认民族性的主张并不意味着压制个人认同的其他源泉。基于20世纪晚期民族认同正在消解的政治主张，本书及时而又富有挑战性地对民族性命运提供了一种最有说服力的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