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旨在讨论西方各种民主理论中所涉及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作者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介绍和讨论了民主制度建设中的一些“永久性”问题。包括民主制度和人性善恶的问题、政治生活中的例外与民主程序政治的可行性问题、直接民主理念的可行性问题、民主制度和平等的自由原则之间的关系问题、政治多元中的社会整合和统一问题、协商性民主与沟通理性问题以及多元正义问题。

基于一种对生态学、人类学、哲学和政治学理论方法的综合运用，本书系统追溯了我们社会中相互冲突性的自由与支配遗产——从人类文化的最初显现到当代的全球性资本主义。作者认为，环境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衰败，始于人类等级制地组织其自身的那一时刻。换句话说，在等级制被废除和人类创建一种更明智、可持续和平等的社会结构之前，我们时代所面临的困境将会延续。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现代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为主线，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为坐标构建理论体系，从政治定位入手，经过政治存在、政治意识、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理性推演，最后以政治发展作为逻辑归宿。本书突破了以往政治学界以阶级为中心的研究范式，遵循政治思维的自身逻辑，结构体例新颖，理论观点独到，是作者长期从事政治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可供专业学者和政治爱好者参阅，也可作为高校政治学原理专业教材使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纲要》史论结合，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重点阐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成果，同时探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经验和规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思想深入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和发展途径，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邓小平理论深刻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向前推进。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的要求，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两大战略思想，在理论上进一步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已走过了一个半世纪的辉煌历程。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哪一种理论、哪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能对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产生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及其创始人的名字，已深深镌刻在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思想进步的丰碑之上。这一点已得到了包括西方在内的人们的普遍认同。1999年，在英国广播公司等多家西方媒体组织的公元第二个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的评选活动中，马克思高居榜首，被评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2003年，在美国权威的《图书》杂志评选出的“改变美国的20本书”中，《共产党宣言》名列其中，被认为是对美国今日历史影响甚为重大的著作。在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反复检验，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理论上实现了四次历史性的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绩。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之本，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和旗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思想保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长盛不衰，永葆生机和活力，根本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客观、准确地反映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始终把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指针，真正实现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人权与税权的制度博弈》研究了人权与税权的内在逻辑关联，运用人权与税权的二元博弈分析框架，考察了我国人权与税权制度博弈机制的现状，对税制运行的制度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从博弈论视角分析了税制逆优化（恶化、劣化）的成因，并得出结论——财政宪政是构建有效的人权与税权制度博弈机制的现实路径。

作为爱德华时代最伟大的小说家，康拉德不仅继承了由亨利·詹姆斯开创的英国小说实验与改革的传统，同时也表现出了鲜明的现代主义特色和英国文学国际化的倾向。对于理解20世纪英国以及西方的文学、历史与政治，康拉德无疑具有一种特殊的重要性。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康拉德研究史清晰地显现了康拉德整体研究的发展趋向。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各种批评理论的迅速发展，也给康拉德及政治三部曲的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维度。但是把政治三部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成果似乎并不多见。本论文以焦虑、道德和政治三个关键词为切入点，通过对小说文本的细读，试图揭示康拉德如何通过这三部作品表达了一种焦虑意识，以及这种焦虑意识与康拉德个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与爱德华时代的历史语境之间的复杂联系，同时结合康拉德的书信、传记资料进一步审视潜藏于文本中的作者的矛盾文化心态和道德伦理取向。本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导论首先回顾和分析了西方与中国近一百年来康拉德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指出政治三部曲的研究正呈现出一种从研究边缘向研究中心移进的态势。康拉德的研究史可以说是一种争议和论战史，正是这种争议和论战不仅形成了极富思想史特色的康拉德批评传统和多元化的研究发展趋向，同时也使得康拉德研究成为了近年来欧美文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第一章主要分析《诺斯托罗莫》。《诺斯托罗莫》被公认为是康拉德最为杰出的一部作品，甚至堪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比。主人公之一高尔德深受19世纪流行的乐观主义社会进步观的影响，坚信物质利益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唯一手段。他为实现自己的“进步”理想而费尽心机，但最终却蜕变为对物质利益本身狂热的追求者。主人公之二诺斯托罗莫把理想的自我建立在空洞的主观幻想之上，满足于虚幻的荣誉感，最终也变成了物质利益的忠实奴隶。主人公之三德考得是一个有着浓厚悲剧色彩的理想主义者。他身上所体现的怀疑主义不仅是康拉德创作转型时期的一个重要心理特征，也是爱德华时代英国社会的一种主导精神倾向。本章第一节通过对小说中物质利益与道德理想主义矛盾关系的剖析，探讨了康拉德对工业化、现代化的负面后果、价值观的变迁、人的异化等诸多社会、政治和伦理问题的深刻理解。第二节通过联系卡莱尔的文化批评理论，阐述了康拉德对物质主义的批判以及他对英国保守主义有机论思想的接受。第三节从德考得的怀疑主义入手，论析了这部作品的创作以及康拉德的创作转型与爱德华时代英国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力图在现代性研究的维度上揭示这部作品的怀疑主义所蕴含的哲学和伦理学的普遍意义。第二章主要分析《间谍》。《间谍》既是康拉德第一部以伦敦为背景的小说，也是康拉德所有作品中“最具时代超前意识”的一部。这部小说标志着康拉德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作品聚焦于当年伦敦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展现给读者一幅社会生活与政治斗争盘根错节的复杂画面。康拉德在对忠诚与背叛等道德伦理问题的追问之中表达了一种反对极端主义、反对激进社会变革的复杂心态，同时又以对人物阴暗和痛苦心理的刻画深切地传达了一种现代人无所归属的疏离感。本章第一节以作品中的无政府主义情节为切入点，探讨了康拉德选择无政府主义题材的原因，从社会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层面揭示了康拉德对政治无政府主义和道德无政府主义所做的深刻思考。第二节则在英国保守主义传统的背景上，结合柏克、卢梭、尼采、卡莱尔和罗素等人的思想影响，试图展示康拉德何以通过这个“简单的故事”展现了一种“复杂的道德关怀”。第三节则从《间谍》中的伦敦城市意象入手，通过探讨围绕主人公夫妇悲剧所展开的孤独、背叛与信任等道德伦理问题，在现代都市文化的语境中考察了康拉德对现代城市生活经验的独特反应和价值判断，从文学研究与文化批评的交互层面论析了这部作品“明确的道德聚焦意识”和丰厚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内涵”。第三章主要分析《在西方的注视下》。在很多批评家看来，《在西方的注视下》充分表达了康拉德对沙皇俄国的憎恨和鄙视，也表达了康拉德本人对自己早年离家去国的反省和自责，揭示了他因为无法摆脱现实中的种种矛盾而产生的痛苦和失望。本章第一节以身份焦虑和认同危机为切入点，联系现代自我的理论，探讨了作品中主人公的身份认同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于理解现代社会精神中主人公的身份认同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于理解现代社会精神生活的重要意义。第二节从主人公拉祖莫夫的身份认同问题引申开去，结合康拉德的个人经历和西方近现代思想史的背景，在现代性研究的语境之中探讨了康拉德本人以及现代人身份认同问题的由来及其政治道德内涵。第三节则运用他者理论，通过对康拉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屠格涅夫的比较研究，同时结合爱德华时代英国社会的“时代意识”，力图表明康拉德对英国文化的接受乃是“需要一种道德上的支持”，而康拉德对陀氏及俄国的拒斥则是一种以“他者化”的手段来确认自我身份、宣泄焦虑情绪以表达对西方文化精神认同的策略。结语对政治三部曲的文学内涵和文化价值进行了全面综述，强调了康拉德政治观的复杂性以及道德视角对于理解康拉德政治小说的重要性，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康拉德的政治三部曲以其宏阔的视野和深刻的思想堪称现代小说中的经典。理解这三部作品必须在西方近现代思想史的背景上来展开。在此背景上，波兰文化传统和英国保守主义传统构成了经纬交错的两条影响主线。第二，三部曲深受康拉德所生活时代的各种社会政思潮的影响，存在着从多种政治视角进行解读的可能。道德可以说是康拉德应对“焦虑时代”最强有力的回音。康拉德的小说在反映时代精神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参与社会价值观念的构建。三部曲的怀疑和焦虑即是一种时代的怀疑和焦虑，这种怀疑和焦虑源自于社会历史转型时期的某种“时代意识”和“情感结构”的突变。第三，政治三部曲可以说是一个连续发展的整体，但政治并非是其全部的中心。康拉德通过这三部作品不仅表达了一种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拒绝，还表达了一种对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执著信仰。关注人物的共性，关注人物与某类社会政治问题的道德交集意义，这不仅是三部作品贯穿首尾的一条主线，也是“康拉德传统”的一部分。第四，将康拉德简单地归人某种文学类型是对他最大的误读。康拉德之所以如此充满矛盾和悖论，就在于他本身也是一个悲观主义与理想主义并存、信仰论者和怀疑论者共生的奇特的混合体。康拉德正是在对多种文学传统和思想传统进行主动选择和接受的过程之中逐步确立和形成了自己的整体性特征，他不仅是英国小说“伟大传统”的继承者，也是“伟大传统”的开拓者。本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三点：第一，康拉德政治三部曲是康拉德整体研究的薄弱点，而国内对具有“过渡”与“转折”性质的爱德华时代英国文学的研究也相对滞后。本论文强调文本与文化语境的互文性阐释，通过探讨政治三部曲在点、线、面上与爱德华时代英国文学、政治与历史的互动关系，在多维视野中对三部作品的文学、政治与道德内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文化梳理和阐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时在论证中力图凸显文本背后的思想史背景。此种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不仅有助于突破国内某种传统的断代文学史研究模式，也能在新的历史和文化维度下对康拉德其人其作以及爱德华时代的英国文学做出更深入和更全面的解读。第二，本论文强调细读，在详细考察国内外康拉德政治三部曲研究史的基础上，以焦虑、政治和道德三个关键词为切入点，运用新历史主义“厚描”、威廉斯“情感结构”、雅斯贝尔斯“时代意识”、巴赫金“外位性”和分析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在社会维度、人性维度和心理维度三个层面上分析了康拉德在这三部作品中所表达的对物质主义和信仰危机的焦虑、对政治无政府主义和道德无政府主义的焦虑和对身份认同的焦虑。同时试图总结康拉德政治小说的创作以及英国近现代小说发展的某些规律，并以此为参照系探讨在经济、社会、文化转型时期小说家应有的文化立场和文化态度，以拓宽康拉德研究的视野，充实国内英美文学研究的薄弱地带。第三，本论文从文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的跨学科视角出发，对政治三部曲的文学文化精神、道德伦理取向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和现实意义。在研究方法上特别注重本土视角和文化研究的视角。两种视角不仅意味着在强调文学与历史互动之基础上对政治三部曲进行一种较为独特的文化阐释，更意味着在对三部小说内蕴之独特的政治思想、民族经验与社会价值观的体悟之中以一种“他者”的眼光来反思当下中国的文学与文化建设，以期为中国社会现代价值观的构建起到某种潜在的推动作用。

就马克思国家起源问题，本书主要在“返本”、“开新”和“明史”三个环节进行了自己的尝试。紧跟国际学术前沿，回应诺思、塞维斯、诺奇克、张光直等当代学术代表人物提出的理论挑战；还根据中国考古发现的最新成果以及历史文献的重新解读，力图真实描绘出中国国家起源的历史图景，揭示出中国国家起源的世界历史特点。这对于探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道，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之道，具有启迪意义。

《西方民主理论史纲》主要以理论专题形式和历史发展线索，从学理层面对西方民主理论的发展从古代到当代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阐述与分析。全书分为古代、近代、现当代三篇共十章，分别阐述了“民主共和理论之源”、“平等、民主与共和的思想火花”、“民主的理想范式”、“民主的现实构建’、“民主的践行思考”、“民主的扩展范畴”、“民主理论的经验性兴盛”、“民主理论的现实性总结”、“民主理论的理想性回归”、“民主理论的多样化流变”。并且，在对民主理论梳理阐述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历史观为指导对其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与评价。全书逻辑严谨，条理清晰，内容简明、平实、公允而又不乏自己的见解、文笔简洁流核，是一部融学术性、知识性、教材性、资料性于一体的专著。

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一书的英文本于1963年出版，17年后再版，其中文译于1989年出版，19年后再版。这一极其接近的再版时间跨度，也许可以表明这本专著的学术生命力。无论人们在这个期间对这本书的褒贬如何，该书所开创的政治文化实证研究的学科领域、以及提出的理论视角和方法途径都已经深深地影响和启发了几代从事政治文化研究的学人。可以说，这是一本西方比较政治文化研究方面划时代的巨著，而且，也是一本对该领域研究具有引导指向性的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