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充分发挥档案资料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贵州省档案馆组织人力，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编写了《贵州省档案馆指南》。《贵州省档案馆指南》是全面介绍和报道贵州省档案馆基本情况、馆藏档案和资料内容，指导利用者利用档案、资料的参考书，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档案检索工具。本馆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它熟悉和掌握馆藏情况，更好地进行档案管理和提供利用；社会各界利用者可以借助它了解档案情况和线索，指引门径，在查阅档案时做到“有的放矢”，提高档案的查准率和查全率。《贵州省档案馆指南》由贵州省档案馆概况、馆藏档案资料介绍、附录三部分组成，以介绍馆藏档案资料为主。编写时，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科学的态度，以馆藏档案为依据，力求做到语言简练，文字表达准确。

山西是我国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曾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三大革命根据地的主要机关所在地。山西历史上形成的档案都真实地反映了山西的面貌，价值十分珍贵。过去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一直没能系统、全面、完整地向社会报道和介绍。这既与改革开放的形势很不适应，又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为开发馆藏档案信息资源，更好地为社会各方面服务，为迎接199’6年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在北京的召开，沟通与各国档案界的联系，我们编写了这本《山西省档案馆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指南》的编写工作于工994年初开始着手进行，1995年底完成，历时两年。编写此书的原则与体例，主要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档案馆指南编制规范》，结合我馆具体情况设计安排的。全书由档案馆概况、馆藏档案资料介绍、附录三大部分组成，分六章。以馆藏档案介绍为重点，分民国档案、日伪档案、革命历史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档案四章作了详细介绍。为了帮助读者对各立档单位的档案，尤其是历史档案，有个比较清楚的了解，我们对一些主要单位的历史沿革作了较详细的介绍。

为了使读者有效地利用本《指南》，帮助利用者查阅使用本馆档案资料，现将编写本书中的几个问题说明如下：1. 由于部分档案材料数量、完整程度的限制以及有关国家机密等原因，按照国家规定，本《指南》不对馆藏全宗名册中的每一全宗档案内容逐一进行具体介绍。2. 由于历史原因，本《指南》馆藏介绍的部分档案全宗，在时间上跨有几个时期，并没有按政权性质分开。如“天津商会”档案全宗，就跨有清代、前民国、日伪及后民国四个历史时期。因此，本书在档案全宗介绍的时期划分上，对每个全宗采取了以多数档案的时期为主的分类方法。还有曹勃档案全宗，属清代档案，但档案卷数不多，没有单独划分清代档案时期。3. 档案全宗介绍分为两种形式：对于一般内容丰富的档案全宗（包括汇集全宗），均进行逐个介绍；对于同类或者性质、职能相近的机构档案全宗，采取了组合介绍的方法。每一全宗介绍的文字，主要由“机构概况”和“档案情况及内容介绍”两部分构成。档案内容一般按问题进行分类介绍。另外，由于每一全宗均编有簿式案卷目录，绝大部分全宗编有卡片式目录，为减少赘言，除对编有多种检索工具的全宗，在简介文字中加以特殊说明外，一般全宗均未提及检索工具情况。4. 馆藏档案全宗号由汉语拼音字头和阿拉伯数字两部分组成。汉语拼音字头分为3种：以“x”为字头者，指建国后“现行档案”；以“J”为字头者，指建国前“旧政权档案”；以“w”为字头者，指“外文档案”。 5. 关于历史纪年的使用，建国后采用公元纪年，建国前先写朝代年号或民国纪年（数字用汉字数码），其后在括号内注明相应的公元纪年。6. 书中对各类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在首次出现时均使用全称，再次出现时使用简称。对于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5年日本统治期间天津日伪各机构的名称，除在类名标题上冠以“日伪”字样外，正文中一般加以省略。另外，对畫后约定俗成社会公认的专用语及历次政治运动简称，均未加引号。

“档案利用学”是需要我们创建的一门新学科。我们写作《档案利用学》是一次尝试，目的在于探索和揭示档案利用的一般规律；研究档案利用工作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诸如利用工作各环节、条件、利用者、利用对象，以及提供利用的形式和方法，并从总结档案利用工作的经验入手，尽可能地进行综合概括、抽象演绎，使之理论化，以指导利用工作实践，更好地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档案利用学》同分类学、目录学、文献编纂学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有着密切关系，借助其有关知识，并在叙述它们的联系和区别中阐明自身及其地位；而且紧紧扣住“档案利用工作”这条主线去叙述、论述，让其他有关知识为其服务，丰富自己，是这本书的一个显著特色。这也是它能够存在和独立于众多学科的一个决定因素。

片断：二、文献编目文献编目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献编目是指依据一定的规则为各类型文献目录所进行的编目工作，包括编制各种出版发行目录、读书目录和藏书目录等。其中，藏书目录的编制根据其范围的大小又可分为反映私人藏书状况的私人藏书目录的编制、集中反映一个文献机构（通常指图书馆）的文献收藏情况的文献机构目录的编制，以及集中反映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内两个以上文献机构文献收藏状况的联合目录的编制。而狭义的文献编目就是指集中反映一个文献机构文献收藏情况的文献机构目录的编制。文献机构目录的编制是指依据一定的规则和科学方法，对馆藏文献的内容及形式特征进行分析、选择，作出记录，并将其组织成目录的过程。这一工作过程，简言之，主要包括文献著录和目录组织两个过程。所谓文献著录，是指按照一定的规则对文献内容与形式特征进行分析、选择、记录的过程。文献著录的结果产生款目，也即款目是依据一定的规则对受编文献的内容与形式特征所做出的记录。所谓目录组织，是指按照一定的次序将各类著录完的款目排列起来组成目录的过程。款目排列的方法主要有字顺组织法和系统组织法。前者是按款目标目的字顺将款目组织成字顺目录（包括题名、责任者、主题目录）；后者是按款目揭示的文献的学科体系将款目组织成分类目录。本教材主要讲授中、西文字顺目录组织法，且不包括主题目录的组织。另一种广义的文献编目包括文献的描述性编目和文献的主题编目。前者主要是对受编文献的物质形态进行分析、选择和记录的过程；后者主要通过分析受编文献所论述的主题内容来揭示其内容特征，它以文献分类和主题标引及编制相应款目的工作为重点。狭义的文献编目不包括文献分类和主题标引，也即描述性编目。三、文献目录文献目录简称“目录”，又称“书目”。“目”字原有一书篇目的含义，“录”字原指简要记录一书内容、作者事迹、关于书的评价与校勘经过的文字，即叙录。目录即为“目”和“录”两者的合并。西汉刘向校书时“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本指图书篇章名目和内容介绍的记录，后来转指记录群书名目的清册。在我国古代，凡有叙录者统称“目录”，无叙录者统称“书目”，并有“略”、“簿”、“录”、“书录”、“志”、“解题”、“考”、“记”等具体称谓。现时对两者已不加区分。在国外，具有“目录”含义的词有Bibliography和Cata－logue。前者译为“书目”，指各种不限藏书范围的书本式目录；后者译为“目录”，指一具体的文献机构的藏书目录。我国《文献著录总则》对目录所下的广义定义是：“将一批款目按照一定的次序编排而成的一种文献报道和检索工具。”而狭义的目录特指文献机构目录，它是揭示和检索馆藏文献的工具。所谓揭示文献，包括记录和报道文献。前者是指通过各种款目准确地将文献的内容和形式特征描述下来，向读者提供有关各种文献的目录学知识，以帮助他们了解馆藏文献的内容；后者是指根据读者的需要，从一定的编制目的出发，围绕某一问题或情况，向他们宣传、报道有关文献。所谓检索文献，就是通过款目的集中、组配，从题名、责任者、主题、分类等方面向读者提供选择文献、索取文献的途径。当然，揭示文献和检索文献都是建立在识别文献的基础上的。本书前言前言“中文文献编目”和“西文文献编目”两门课程历来是图书情报学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随着国内外著录标准的逐步统一，80年代末期国内有些院校已将上述两门课程合一讲授，于是就出现选用合适教材的问题。90年代伊始，国家教委连续几年召集院校图书情报学系系主任开会，在商讨图书情报学专业改革方向的基础上最后确立了该专业的12门基础课程，并责成有关人员编制统一的教学大纲。最近的一次系主任会议，又将“文献编目”等五门课程确立为图书情报学专业的核心课程。空军政治学院图书档案系（现改“信息管理系”）自1986年建系以来，已连续招收了十多届图书情报专业的本科生和大专生。这些学员的“中文编目”和“西文编目”课程大多由我讲授。现在，院、系领导根据图书情报专业的发展趋势，已决定将上述两门课程合一开设“文献编目”课程，并将计算机编目的内容划归本课程讲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笔者着手编写了这部教材。本教材以教委通过的《文献编目教学大纲》为基本依据，并结合多年来笔者的编目实践、教学和科研成果进行编著。本教材主要以读者检索要求、馆藏文献特征和目录编制方法（包括手工编目和计算机编目）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已的研究对象，力图使学习者系统地掌握中、西文文献编目的基础知识，了解各类型文献著录的方法与特点，熟悉字顺目录组织法，并初步掌握计算机编目的理论和技巧。本教材力图反映两个特点，一是最新，二是实用。所谓最新，即以文献著录的最新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为依据，并将近年来无论是手工编目还是计算机编目提出的并经实践检验是可行的一些科研成果反映进来；所谓实用，即以最少的篇幅将中文编目和西文编目、手工编目和计算机编目中的最基础、最核心的内容反映出来，并力求做到行文简明，通俗易懂，既适合图书情报专业的学生作为教材使用，也适合文献机构的馆员作为手册使用。本教材的编写曾得到院内领导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我系主任叶千军同志和教研室主任戴维民、章春野同志曾为大纲的制订和教材的具体编写提供过许多有益的帮助和指点。另外，本教材也曾大量参考过国内外学者的许多专著和论文，并得到过北京图书馆、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中科院文献信息中心、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及第二军医大学图书馆等编目界同行的许多指点和样例，特别是段明莲、谢琴芳、张学安等同志曾为本教材的最后成稿给予了极大的帮助。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没有书目文献出版社的全力支持，以及宋安莉同志的精心编辑，此书是难以顺利出版的。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王松林1995年10月

本书较完整地披露了原“天津日本图书馆”的有关史料。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没有一部专供社会科学资料标引和检索的工具书。社会科学各信息资料部门采取自编分类法，来解决本单位的资料整序和检索问题。这种自成体例、自成系统的状况影响了社会科学资料的广泛使用与交流，也阻碍了社会科学文献检索系统网络化建设。我们研制这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检索词表》，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为社科文献资料的标引和检索提供一种科学的、规范化的工具。

宁波天一阁是我国现存最古的藏书楼。这个历史文献宝库的收藏情况，历来为海内外学者所关注。出版一本《新编天一阁书目》，正是许多人企盼已久的事情。我国历史悠久，典籍丰富，至迟自汉代以来就有重视公私藏书的传统，也有编製公私书目的传统。浙江素称文物之邦，两宋以后出版事业兴盛，私人藏书随之蔚然成风。至明清时代，浙江藏书楼之多，藏书之富，堪称全国之冠。而浙江东部的藏书，又以宁波为中心。宁波月湖附近在宋代就有楼錀的“东楼”和史守之的“碧沚”两个藏书楼，史称“藏书之富，南楼北史”。至明代，宁波著名的藏书楼有丰坊的“万卷楼”，范钦的“天一阁”，范大澈的“卧雲山房”等。到清代，宁波的藏书楼为数更多，较著名的有黄宗羲的“续抄堂”，郑性的“二老阁”，全祖望的“双韮山房”，卢址的“抱经楼”，黄澄量的“五桂楼”，姚变的“大梅山馆”，徐时栋的“烟屿楼”等。在明清如许众多的藏书楼中，楼书俱存，享有盛名的首推天一阁。天一阁雄踞浙东，斐声四海，是中国藏书楼最为傑出的代表。

（一）本“要览”在《中国图书馆和情报机构名录大全》的基础上，经与文化部图书馆司，国家科委信息司和国家教委条件装备司商定，收录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或专区）以及部分有代表性的县区级公共图书馆321家，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党校图书馆856家，中央国家机关和各部委所属机构图书馆、信息中心或情报所878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及综合情报机构43l家，共计2486家。（二）本“要览”所收录各图书馆和情报机构基本按类型和先中央后地区的原则顺序排列；为便于检索，每馆（所、室）给一固定代码，例如：000l北京图书馆，0063吉林市图书馆等。（三）本“要览”所选录各图书馆和情报机构的信息要素，包括：（1）单位名称；（2）建馆时间；（3）通讯地址；（4）邮政编码；（5）电话号码；（6）负责人；（7）概况：所藏文献数量；馆（所）建筑面积和主要技术设备；人员及其智力结构；馆藏特包和主要服务方式。（四）奉“要览”书后所附单位汉语名称索引按汉语音序排列，英语名称按英语字母顺序排列。

《现代情了学理论》是一部情报学基础论专著，我有幸在该书问世这前有了先睹的机会，循读全书，获益菲浅。《现代情报学理论》抓住了现代情报学基本理论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包括情报学的理论基础、情报学方法论、用户情报行为、信息交流与“栈”理率、信息产业、信息系统和情报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多方位的论述，鲜明地表述了作才所持的见解，内容丰富，论点鲜明，我相信《现代情报学理论》的出版必将对促进我国情报信息业发展，深化和发展情报学理论的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