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史上，图书馆学、文献学与目录学的产生几乎一样源远流长，它们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相互交叉的联系，在追溯历史渊源和面向现实与未来中，有着同源和相互应用、共同发展的关系，有鉴于此，编委会将文献学和目录学研究合为一辑，列入《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中。收录在本辑中的有倪晓建、王余光、陈力、王世伟、柯平、王新才、徐雁、王国强等当代中青年学者的文集。倪晓建、柯平、王新才、王国强主要研究目录学。其中倪晓建通过提出精萃信息理论而深化了目录学研究；柯平则以数字化目录学研究创新了现代目录学理论；王新才于目录学发展多所着力，对目录学演进的阐释相当独到；王国强深于古典目录学研究，尤其是汉代与明代，更是其着墨重点。王余光、陈力、王世伟等人则主要研究文献学，其中王余光主要研究文献史与文献学理论，陈力、王世伟则于版本、目录、校勘等方面用功甚深。徐雁的主攻方向是藏书与读书。这些中青年学者思维敏捷，才华出众，成绩卓著。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一种潜心学问、甘于寂寞并扎实钻研的精神，这是非常难能可贵并值得提倡的。本书收录作者二十余年来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古典目录学的研究，也有文献信息加工方法创新的探索，其中精粹信息和功能信息的加工为作者首创。 文集中《当代类书简论》、《类书新编，传统有续》等研究文章，较系统地论述了新类书的特点、体例、功能等问题，并对类书之体不会终结的观点进行了阐述。文集中有《图书馆工作偶拾》、《新岗位、新思考》、《公共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作用》几篇文章，是作者谈图书馆工作中体会的。

中国古代文献学根植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本文集收录的论文主要包括古代目录学、历史藏书学和汉代文献学方法。古代目录学是关于知识的分类，历史藏书学是关于典籍的传承，而汉代文献整理的方法是中国文献学的实际源头，三者构成了古代文献学的基本内容。论文从文化的角度对古代文献学的文化意蕴进行了细致的揭示和阐释，并站在当代学术的高度对中国古代文献学的精微、成就和局限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以期通过创造性转化，使传统文献学和现实之间达到辩证的衔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志专以记述嘉业堂的历史。它以翔实而丰富的史料告诉人们，嘉业堂是如何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获得新生的，又是如何在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中积极地发挥着它的重要作用的。全书图文并茂，起始时间从1910年到2007年。

《荆州博物馆建馆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集中了博物馆多年的研究成果，以期推动学术研究向更宽、更广的领域和更深的层次发展。荆州博物馆是我国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荆州历史文化悠久，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30多年来，荆州共发掘出土了古文化遗址20多平方米、古墓葬7000余座，获得了大量科学的考古资料，也出土了大批精美文物。如巧夺天工的史前至楚汉玉器、绚丽多彩的楚秦汉漆木器、保存完好的战国和汉代丝绸、珍贵异常的战国秦汉简牍与工艺精湛的古代铜器等。

本论文集收录了中国图书馆学会2008年年会征文的一等奖论文。内容涉及图书馆服务价值研究，图书馆服务的公益性与社会化，图书馆服务与图书馆员的发展，目录学研究，图书馆服务的法律与制度保障，文献资源建设与共享研究，覆盖全社会的图书馆服务体系的理论与实践，图书馆学教育与图书馆员职业竞争力等。

《米兰昂布罗修图书馆与中西文化交流》所收文章大多为作者近年在华讲学和参另学术会议的论文，内容涉及中意文化交流、意大利文艺复兴、昂布罗修图书馆有关东方文化的文献收藏，以及作者对历史上东西文化交流和不同宗之见对话的思考。

本书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全局出发，全面阐述档案馆信息化与档案管理变革的互动关系；通过分析档案馆信息化过程中的观点、方法和实践误区，为21世纪的档案工作者指出信息化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原则、策略和方法；通过分析社会发展的需求推动模型探讨如何将档案管理与信息技术实现全面融合，将体制改革、观念更新、流程重组、资源整合、集成管理和服务创新等一系列现代管理理念应用到档案馆的信息化全过程，实现档案管理的变革与创新，为档案工作者提供开展信息化全过程管理与档案工作实践的方法论，提高档案工作的有效性，促进信息资源知识化转变和社会化共享。

本书以提高大学生信息素质为宗旨。围绕国内外相关的高等教育信患素质能力标准，针对当代大学生的特点，全面介绍了信息素质的基础知识和实际技能，内容包括：信息素质基本知识、信息与信息源知识、信息需求的形威和表达、文献信息源的选择和检索、非文献信息的收集和获取、信息的管理和评价、信息资源的综合利用与论文写作、信息文化与信息产权。本书注重学生实际技能的训练和提高，精心编写了三十多套习题以及一套综合测试题。甩于实时测试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掌握程度以及相应的信息素质水平。本书内容全面，可操作性强，既可作为对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信息素质教育课程的教材，也可供自学者使用。

集人之大成，同样是一项颇具意义的学术使命，集大成者可成大师。被称为“传播学鼻祖”、“传播学之父”的美国传播学家施拉姆，对传播学发展的最大贡献就是集大成。集大成并不是抄袭杂糅，集大成也是一项创造性劳动，是对他人已有成果的吸收、消化和借鉴。施拉姆毕生致力于对与传播学有关的学科和理论进行整理、提炼与综合，从而建立起传播学的体系构架，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大师虽难以望其项背，然垂范于后世的做人、治学的精神、风范和原则，则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凡人类文化史上的大师级人物，无不把对历史和未来负责的精神和崇高的使命感当作自己著书立说的原动力，承先启后的文化传承需要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鲁迅先生告诫文学青年不要“聪明误”（《鲁迅译著书目》），他“俯首甘为孺子牛”，血荐轩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曾写道：“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可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写在（坟）的后面》）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写道：“顽劣、钝滞，都足以使人没落，灭亡。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

这是一本书话集，纯正的书话集。它的风格是散淡的、朴实的。然而，散淡、朴实丝毫不曾减少它的学术价值，只是增添了它的可读性。书中配了大量插图，既有艺术观赏性，更有史料价值。开本也是不大不小，如果你看到了它的价值，那真是一册在手，就会产生一种双手捧宝贝的感觉——至少我是如此。这是一本具有藏书家的眼光，书话家的风格的著作，我愿意推荐给读者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