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情报研究与技术预见》围绕科学技术领域战略情报研究的主要任务与研究内容，系统介绍了战略情报研究与战略研究、对策学、未来学、预测学等软科学特别是技术预见的关系及其功能作用，较为具体地介绍了美欧战略情报研究与技术预见的现状，评述了国内外的发展趋势，以国内外的典型案例说明战略情报研究与技术预见的研究方法、经典模式及工作经验。战略情报是为全局域长期战略目标服务的情报，其目的在于探索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预测其未来的趋向及其对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从而为确立宏观的社会发展目标、制定科技发展方针政策、规划产业经济发展方案，进行重大技术引进改造与协作攻关决策等提供重大背景资料、数据信息资料和对策咨询建议。

汉语言文学这门学科自然也有自己的经典或原典。由传统的文史之学、词章之学的讲求，到近代以来西学影响下较纯粹严整的学科意识的确立，它一直在权衡和汰洗诸家之说，在书与人与世的激荡互应中寻找自己的知识边界。从来就是这样，对有志于这门学科的研究者来说，这些经过时间筛汰的经典是构成其全部学问的根柢，所谓入门正，立意高，全基于对这种根柢的掌握。就攻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虽然没有这样严格的要求，更不宜过分强调以究明一字或穷尽一义为终身的志业，但比较系统地了解这些经典的基本内容，深入研读其中重要的部分，做到目诵意会，心口相应，从而初步掌握本专业的核心知识以为自己精神整合和基础教养的本原，应该说是当然和必需的事情。再说，汉语言文学学科有其特殊性。它所具有的社会功能许多时候并不是用职业培养一句话就可以概尽的。对大多数从学者而言，它是一种根本性和基础性的人文精神的培养。它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渗透到人的日常生活，并从人立身行事的根本处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受它的滋养，学生日后在各自的领域内各取所需，经营成家，并不一定以汉语言文学的某部分专门知识安身立命，因此，它尤注意远离一切实用主义和技术主义的诱引，并不放弃对知觉对象的本质体认和根源性究问。那么，从哪里可以得到这种本质上的体认，并养成根源性究问的习惯呢？精读原典，细心领会，就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2008年，我们迎来了上海科技情报事业创建50周年。在半个世纪的创业、发展历程中，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的几代科研工作者艰苦创业、励精图治、不断开拓，为科技、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1995年上海图书馆与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合二为一后，科技情报工作围绕新的目标定位加快发展，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受到了领导部门和社会的充分肯定。通过这本由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新老员工共同编写的“记忆”，让我们一起回望这段不平凡的往事。中国科技情报事业的创立倾注了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扶持。1956年，为了落实国家“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关于建立科学技术情报机构的任务，在周恩来、陈毅、聂荣臻等亲自提议下，我国成立了第一家综合性科技情报机构，即今天的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前身——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目前全国部委、行业、省市自治区以及地市县等各级政府预算支持的科技信息机构近400个，从业人员近5万人。我国科技信息事业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系统的中国特色科技信息行业体系。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就是这个体系中的一分子。50年来，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为上海的政策制定、科学决策和科技研发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和智力支持，承担着“耳目、尖兵和参谋”的作用，与此同时，科技情报也成为一种无形的生产力，推动了科技、经济的持续发展。50年来，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放眼世界，立足国情与市情，服务大众、科研和决策，形成了一定的特色与优势。在21世纪到来之前，上海的科技情报事业又在图情一体化进程中得到了新发展。1995年，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与上海图书馆合并后，坚持图情并重方针，追求图情并茂目标，首先是文献（信息）服务保障的基础能力建设凸显了图情合一优势，其次是情报服务的核心能力凸显了耳目尖兵作用，再次是图情并重拓展了科技情报服务的内涵和外延，面向大众、科研和决策，初步形成了科技、产业与文化三位一体的知识服务新格局。

本书以国家竞争情报为研究对象，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理论的研究及相关实践的总结，构筑一套全新的国家竞争情报理论框架体系；并以此为基础，深度在国家层面上，建立起能在技术、经济方面，甚至在政治、军事方面开展竞争情报工作的动作系统，从而实现保护国家利益、确保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目标。本书是一本有关国爱竞争情报研究的专著，可作为情报学、管理学、战略管理、政策研究等相关学科和专业的参考书和培训教材，也可作为竞争情报方面的普及读物。

与近年流传的许多以“文献学”为题的著作相比，王宏理教授的《古文献学新论》是一部有特色的书。作者对古文献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梳理，并对当前文献学研究的困境加以反思，同时尝试在此基础上重建古典文献学的学科体系。 从20世纪20年代末，郑鹤声、郑鹤春合著《中国文献学概要》起，这门传了两千年的老行业才被视为一门学科。自此之后，以“文献学”为名的著作与日俱增，而且以等比级数的态势不断累积中。这些著作的观点和内容是否完善无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著作具象化的呈现了一门新兴学科的建构过程；同时也借由这些著作内容上的相互比较，告诉继之而起的学者一门学科该如何去建构。例如郑鹤声、郑鹤春的著作，依我们现代的认知看来，有颇多内容并不属于文献学的研究范畴，但也因为有他们这样的尝试，才能引领我们去思考文献学的范畴是什么。做开创性的工作，前著仆，后著继，这本来就是一个必有的进程。而一切的价值，都存在于这个缓慢而持续的进程之中。然而，不可讳言的是，近十数年来，文献学的著作虽然在数量上暴增，但就一门学科的建构而言，无论是在范畴、目的、方法、理论上，都略为呈现停滞不前的现象。作为一个文献学的研究者，固然难辞其咎；但是干扰因素的出现，也是令人产生迷思的主要原因。所谓干扰因素，一是近数十年来，文献的类型和数量已经到了令人“焦虑”的地步；二是文献资讯化，崩解了两千年来逐步建构起来的文献观念。

《知识创新与图书馆服务（第四届上海国际图书馆论坛文集）》为第四届上海国际图书馆论坛的论文集，全书分为数字时代的图书馆与情报服务、Web 2.0背景下的图书馆、图书馆的核心竞争力与图书馆职业的未来、数字鸿沟与图书馆的责任、摘要选登这五个部分收录了数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全球访问、机构仓储的自存储和强制存储策略研究、对图书馆职业未来的思考、元数据注册再发现等近六十篇论文成果。

《明代版刻图典》内容包括明代刻书概述、明刻本发展的社会背景及主要原因、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使经济迅速发展、重教兴学，培养选拔人才举贤招隐，重用贤能之士、注意采集图书，重视教化作用诏除书籍税收，刺激刻书事业、宽松的出版政策，为书籍出版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发达的经济，刺激图书的消费、制书材料的进步，为刻书业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廉价劳动力，降低了刻书成本、明朝政府刻书、内府刻书、（二）法律书籍、（二）大藏经的刊刻及其它、（三）《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和《赐号太和先生相赞》、（四）《番藏》的刻印、（五）《元史》与制书的编撰等。

本论文集共收录论文29篇，是在编的“中山大学资讯管理丛书”的一部分。文集内容紧密围绕“信息管理类专业”教育、教学问题展开，分为“理论研究”、“教育事业”、“课程建设”、“国外教育”和“教书育人”五个专题，比较集中地呈示了近年来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教师在专业教育、教学等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积累的实践经验，以及独立的思考。

《文献计量内容分析法》共分为八章，从方法论角度对文献计量分析法与内容分析法进行了综合研究，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理论基础研究、比较研究、综合方法研究、应用软件与工具的开发研究、综合应用研究。我们力图在对这两种方法进行详细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将文献计量分析法与内容分析法结合起来，取长补短，构建一种新的分析研究方法——文献计量内容分析法（简称"综合方法"）；重点研究其方法论依据和理论基础，方法的原理、基本流程与模式，以及技术实现与实际应用的范围、应用案例和主要影响因素等。在比较研究部分，主要是从总体上比较这两种分析方法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系统研究文献计量分析法与内容分析法在基本构成，方法论基础，理论原理，方法模式与基本程序，适用的对象、范围和条件，应用案例，发展趋势等方面的异同点，弄清两者各自的特点、优势与局限，为综合方法的论证奠定基础。综合研究部分是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从方法论出发，研究文献计量分析法与内容分析法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找出和理清两者综合的切入点与思路；探索两者综合研究的方法论依据与基础，论证综合研究对象可提取的信息特征，揭示综合研究的计量分析单元隐含的知识价值，构建综合研究的方法途径和体系架构，研究综合方法应用的基本程序与应用的范围等。最后，分别选择基于时空分布维度和内容层次维度的综合方法的应用途径，结合实际应用案例进行综合方法的应用与评价研究，并分析其优缺点以及影响综合方法应用的主要因素等。

《文献学与文献学家（第2辑）》收录了作者1984年以来发表的论文近20篇，内容涉及文献学与目录学方面，详细总结了近百年来中国文献学的发端、发展及所取得的成绩，论证了现代文献学的建立、内容与学科体系，对一些重要文献学家、文献学史及史志书目等专题也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