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伴随着那场令世界尤其是国人至今胆寒的SARS事件终结的曙光，我步人中央民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未曾想到的是，自此与“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毕业后进人民族出版社成为了一名编辑。人社伊始，就在时任社长禹宾熙先生的指导、支持下，着力推动中国学术著作走出去。坦率地说，*初，信心极为不足。个中原因颇多，其中，重要的是，作为一名新人行者，承担如此重大的工作甚感力不从心。同时，也认为，中西学术之间，无论是关心的问题，还是写作的角度、方式等，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二者之间进行对话的难度较大。但是，在著名学者牟中鉴教授等诸位专家与各位领导、同事的大力指导、支持下，两年后，《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的英文版权顺利输出给世界著名学术出版机构博睿出版社。这，给自己增添信心的同时，也开启了艰难的翻译之旅。十年后，《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的英文版终于问世！从英文顾问的介绍、书评以及经济收入等情况综合分析，其在翻译类学术作品中表现颇佳，且合作双方对此次合作均为满意。因此，双方又达成合作出版汉文版总字数近3000万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指南丛书》的协议。在推动中国学术作品走出去的过程中，一直有“摸着石头过河”之感。因为，虽然有国家的大力支持，有其他出版社同行的努力，但国家大力扶持下的中国出版业自觉走出去之历史，毕竟历时甚短，值得反思的问题多多。有些问题，理论上是清楚的，但操作起来是模糊的；有些问题，在理论上也还处于探讨阶段。具体到位于出版业*的学术出版的走出去，再至于学术出版中的小众——民族学术出版的走出去，情况就更加不容乐观。于是，萌生了将自己的心得、体会等做一总结，以期抛砖引玉的想法。但，想想是容易的，做起来却很难。当然，自己的懒惰是重要的原因，所以一直“久拖未决”。直至《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英文版出版完成的2017年，终于决心动笔。

暂缺简介...

《文集》有两个功能：一是资料积累，二是培育人才。首先，《文集》作为平台和园圃，发表在职的尤其是中青年学者的新作，培植幼苗，奖掖后进。从长远来说，也是一份很好的资料积累。其次，系统收集整理老一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宣传报道，也是《文集》的重要任务之一。我所老一辈学者围绕党和政府的民族宗教中心工作，深人民族乡村和宗教活动场所进行调研，宣传报道，建言献策，为党政部门决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也展示了福建省民族宗教工作新风貌，扩大了影响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三十年来，几代学人薪火相传、默默耕耘，逐渐形成注重现状实际、兼顾基础研究、进行正面宣传的优良传统，取得了可喜成果。所有这些优秀的成果都是弥足珍贵的，但由于这些成果大都散见于各种报刊，加之岁月流逝，相当一部分已经不易查找。因此，有系统地将其重新集结出版，作为一份学术积累传诸后世，是十分必要的。

在朝鲜语演变史研究领域，《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朝鲜语的历史演变及特点研究》可谓“后出转精”之作，创新点和特色都很鲜明。首先在视角上，以近代朝鲜语为参照点，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考察了朝鲜语从中世纪到近代的发展脉络，并试图总结其演变规律及特点。大胆突破以往学界对中世纪朝鲜语发展史的划分模式，从语言演变的实际出发，以“壬辰倭乱”作为中世纪朝鲜语向近代朝鲜语发展的重要分水岭，把15世纪末至17世纪初看作是由中世纪朝鲜语发展到近代朝鲜语的过渡时期。其次，在描写和解释上，有诸多发现和新见解。1）发现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朝鲜语的标记规则中，增加了形态一音位主义标音的成分。2）音位的辨义功能减退，是导致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朝鲜语的音位体系变化的主要动因。动态的语音序列中，原有的音位结构在前后音节极度紊乱的状态下，受到同化及类推影响，渐渐失去原有的区别特征，发生了音位移动和音值演化，继而导致整个音位体系的重组。3）同一种语法形式的不同类型标记得到简化，语素变体的总体数量持续减少，助词和词尾的语法功能也得到优化，语句表达变得更加合理、准确，短语结构关系趋于牢固，语段不同层次的划分逐渐清晰，歧义句减少。4）词汇新陈代谢加速，方言词汇之间的相互渗透与交融日益频繁。5）固有词的词义范围缩小，一些词的古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细致。

暂缺简介...

东乡县的四周虽然有黄河、洮河、大夏河、广通河流过，但东乡县却是以干旱闻名于世。东乡族的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与恶劣自然环境顽强奋斗的历史。在漫漫长河中，他们不屈不挠地建设着美好的家园，哺育了无数东乡族儿女。东乡人的付出、东乡人的辛酸与快乐只有东乡人心里清楚。外人如果不长期深入到东乡族之中，是很难体会到东乡人的世界，分享他们的所想所知的。范景鹏博士正是这样一位能够长期深入到东乡族社会的研究者。在兰州大学读研与读博期间，景鹏同学就已开始关注甘肃的回族与东乡族。毕业后，他主动要求挂职到东乡县唐汪乡，这使得他有幸走进东乡族，对东乡族的历史、文化、宗教、社会进行深入地了解与研究。现在，范景鹏博士已经是东乡族研究中的后起之秀。范景鹏博士干事力求完美，疾风暴雨地去干。他的眼界非常宽，学术功底扎实，有深厚的伊斯兰传统文化底蕴，能敏锐地发现问题。这本《中国东乡族概论》单从书名上看不出特别的地方，但你细细读来不难发现，书中有许多独到之处，足以反映出作者对于东乡族文化研究的独特视角、对于东乡族独特民族性格的了解以及扎实的田野功夫。东乡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整理、挖掘和开发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对于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旅游产业、促进地方经济建设、宣传东乡县等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近年来，社会各界人士对于东乡族文化多有介绍，对于宣传东乡族文化作出了一定贡献。但美中不足的是，这种“智者见智，各取所需”式的介绍，只从某一方面作了宣传，缺乏完整性。

口头文学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裕固族口头文学在裕固族民俗文化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是承载历史。裕固族历史源远流长，但是典籍记载十分有限，不同时期的历史脉络主要隐藏在不同形式的口头文学中，镶嵌着口头文学的各类仪式是裕固族人认识历史面向未来的重要途径。二是规范传统与乡土教育。裕固族纷繁复杂的历史与周边多元文化的频繁接触，形成了多姿多彩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当族群内部交流与身份确认时，口头文学起着重要的桥梁和认同作用。三是自我展演。通过演述口头文学展示自我文化确认自我身份。芬兰民俗学家劳里·航柯（Lauri Honko）认为，文化不是在事物中，而是在人们看问题、应用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中。当传统变成文化，就会发生一些重要的现象。一个群体通过各种渠道索求传统的东西，常常是偶然的，但它获得了一种系统特征。对秩序化过程来说，关键是选择。没有挑选、采纳和扬弃的潜力，没有对进入现实利益和价值系统的可用要素的调适，没有社会的控制和排解，就没有传统能够进入文化。看似散漫，毫无边际的口头文学在裕固族内部一次次的演述与接收中不断注入本族传统，从而成为本民族文化群体自我辨识的一种强有力的符号。研究裕固族口头文学等于研究了裕固族重要的内容，也是一项基础研究。李建宗博士的团队所做的《裕固族口头文学研究》是对裕固族口头文学传统的一次系统梳理，之前虽有武文先生的《裕固族文学研究》问世，但《裕固族口头文学研究》主要从文学史角度书写，材料的取舍筛选也受丛书体例限制。通览《裕固族口头文学研究》有以下特点：一是在资料选用上，作者主要依靠自己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的一手资料，同时，把语言学著作和语言学话语材料作为口头文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来运用。

《北京地区少数民族古籍研究丛书》是一套全面反映北京地区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史学、哲学、医学、历算、艺术、宗教等方面的丛书。

史料是治史者的基本功，史料掌握的多少，直接关系研究的深度和广度。19世纪后半叶以来，已经有一些国外的探险者、传教士陆续进入循化县，开始对撒拉族的语言、历史以及宗教进行过研究。20世纪30年代以来，撒拉族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陆续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但是，前者基本依靠田野调查和口述史料做研究，后者则基本凭借有限的汉文史料讨论。尽管那时候对撒拉族史料掌握的不够全面，却也开启了撒拉族研究的先河，尤其是对撒拉族语言系属关系、撒拉族历史发展脉络特别是清朝时期苏四十三反清事件等作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系统研究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民族识别和历史语言调查的需要，国家对少数民族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情调查，并于1954年初确认了撒拉族为我国独有的少数民族。60年代初，时任青海民族学院副院长郭若珍委托政教系杨兆钧教授组织部分教师组成民族史编写组，地方史学家芈一之先生等参与了这项工作，并分赴中央档案馆、南京近代史料整理处、甘肃图书馆等地，做了大量史料摘录工作，这项工作可以说是筚路蓝缕。1963年5月，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撒拉族史料摘抄》。与此同时，由*****民族研究所青海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于1958年9-12月间，赴循化进行了大规模社会历史调查，并于1963年9月完成《撒拉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这两本书的完成，是1950年代实施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直接成果。1979年夏，青海省根据国家要求成立少数民族五种丛书编委会，1981年5月，《撒拉族简史》完成定稿。同时印行的有《撒拉族档案史料》与《撒拉族史料辑录》两本史料，共计有42万字。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芈先生出版了《撒拉族政治社会史》（1990年12月），后经过修改增补，于2004年出版了《撒拉族史》，完成了对撒拉族历史的系统研究。在这些成果以及大量研究撒拉族的著作和论文中，前人所做的史料整理工作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撒拉族学者韩建业副教授承担的“青海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十五规划项目”《撒拉族史料集》，2005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原来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极大地丰富了撒拉族史料。

本书为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用英文发表的人类学文章的结集。作为国际人类学界的一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者，费孝通先生与其前辈的人类学者相比，他不再像西方学者那样主要研究被殖民地地区的民族和文化，他的研究对象是本国的人民和文化。与前者与被研究对象是隔膜的关系不同，费先生从事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人类学学者不再是本土文化资源的掠夺者，而是为被研究对象服务的。他非常具有洞见地提出，建立一门为人民服务的人类学。本书发表的时间正是中国刚刚走出浩劫，社会经济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人类学重建的重要时期，因此本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