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乡县的四周虽然有黄河、洮河、大夏河、广通河流过，但东乡县却是以干旱闻名于世。东乡族的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与恶劣自然环境顽强奋斗的历史。在漫漫长河中，他们不屈不挠地建设着美好的家园，哺育了无数东乡族儿女。东乡人的付出、东乡人的辛酸与快乐只有东乡人心里清楚。外人如果不长期深入到东乡族之中，是很难体会到东乡人的世界，分享他们的所想所知的。范景鹏博士正是这样一位能够长期深入到东乡族社会的研究者。在兰州大学读研与读博期间，景鹏同学就已开始关注甘肃的回族与东乡族。毕业后，他主动要求挂职到东乡县唐汪乡，这使得他有幸走进东乡族，对东乡族的历史、文化、宗教、社会进行深入地了解与研究。现在，范景鹏博士已经是东乡族研究中的后起之秀。范景鹏博士干事力求完美，疾风暴雨地去干。他的眼界非常宽，学术功底扎实，有深厚的伊斯兰传统文化底蕴，能敏锐地发现问题。这本《中国东乡族概论》单从书名上看不出特别的地方，但你细细读来不难发现，书中有许多独到之处，足以反映出作者对于东乡族文化研究的独特视角、对于东乡族独特民族性格的了解以及扎实的田野功夫。东乡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整理、挖掘和开发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对于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旅游产业、促进地方经济建设、宣传东乡县等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近年来，社会各界人士对于东乡族文化多有介绍，对于宣传东乡族文化作出了一定贡献。但美中不足的是，这种“智者见智，各取所需”式的介绍，只从某一方面作了宣传，缺乏完整性。

口头文学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裕固族口头文学在裕固族民俗文化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是承载历史。裕固族历史源远流长，但是典籍记载十分有限，不同时期的历史脉络主要隐藏在不同形式的口头文学中，镶嵌着口头文学的各类仪式是裕固族人认识历史面向未来的重要途径。二是规范传统与乡土教育。裕固族纷繁复杂的历史与周边多元文化的频繁接触，形成了多姿多彩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当族群内部交流与身份确认时，口头文学起着重要的桥梁和认同作用。三是自我展演。通过演述口头文学展示自我文化确认自我身份。芬兰民俗学家劳里·航柯（Lauri Honko）认为，文化不是在事物中，而是在人们看问题、应用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中。当传统变成文化，就会发生一些重要的现象。一个群体通过各种渠道索求传统的东西，常常是偶然的，但它获得了一种系统特征。对秩序化过程来说，关键是选择。没有挑选、采纳和扬弃的潜力，没有对进入现实利益和价值系统的可用要素的调适，没有社会的控制和排解，就没有传统能够进入文化。看似散漫，毫无边际的口头文学在裕固族内部一次次的演述与接收中不断注入本族传统，从而成为本民族文化群体自我辨识的一种强有力的符号。研究裕固族口头文学等于研究了裕固族重要的内容，也是一项基础研究。李建宗博士的团队所做的《裕固族口头文学研究》是对裕固族口头文学传统的一次系统梳理，之前虽有武文先生的《裕固族文学研究》问世，但《裕固族口头文学研究》主要从文学史角度书写，材料的取舍筛选也受丛书体例限制。通览《裕固族口头文学研究》有以下特点：一是在资料选用上，作者主要依靠自己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的一手资料，同时，把语言学著作和语言学话语材料作为口头文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来运用。

《北京地区少数民族古籍研究丛书》是一套全面反映北京地区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史学、哲学、医学、历算、艺术、宗教等方面的丛书。

史料是治史者的基本功，史料掌握的多少，直接关系研究的深度和广度。19世纪后半叶以来，已经有一些国外的探险者、传教士陆续进入循化县，开始对撒拉族的语言、历史以及宗教进行过研究。20世纪30年代以来，撒拉族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陆续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但是，前者基本依靠田野调查和口述史料做研究，后者则基本凭借有限的汉文史料讨论。尽管那时候对撒拉族史料掌握的不够全面，却也开启了撒拉族研究的先河，尤其是对撒拉族语言系属关系、撒拉族历史发展脉络特别是清朝时期苏四十三反清事件等作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系统研究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民族识别和历史语言调查的需要，国家对少数民族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情调查，并于1954年初确认了撒拉族为我国独有的少数民族。60年代初，时任青海民族学院副院长郭若珍委托政教系杨兆钧教授组织部分教师组成民族史编写组，地方史学家芈一之先生等参与了这项工作，并分赴中央档案馆、南京近代史料整理处、甘肃图书馆等地，做了大量史料摘录工作，这项工作可以说是筚路蓝缕。1963年5月，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撒拉族史料摘抄》。与此同时，由*****民族研究所青海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于1958年9-12月间，赴循化进行了大规模社会历史调查，并于1963年9月完成《撒拉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这两本书的完成，是1950年代实施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直接成果。1979年夏，青海省根据国家要求成立少数民族五种丛书编委会，1981年5月，《撒拉族简史》完成定稿。同时印行的有《撒拉族档案史料》与《撒拉族史料辑录》两本史料，共计有42万字。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芈先生出版了《撒拉族政治社会史》（1990年12月），后经过修改增补，于2004年出版了《撒拉族史》，完成了对撒拉族历史的系统研究。在这些成果以及大量研究撒拉族的著作和论文中，前人所做的史料整理工作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撒拉族学者韩建业副教授承担的“青海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十五规划项目”《撒拉族史料集》，2005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原来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极大地丰富了撒拉族史料。

《共同体的生命之流：岷江上游羌村社区的灾难人类学研究》以灾难人类学为研究视角，将岷江上游七盘沟羌村社区作为田野调查个案，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范式，纵向通过往昔、现状、未来的历史特殊论建立起横向的个人、乡村、区域三层结构，观察七盘沟在自然灾害催化下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论述了村落、民族共同体在历史演化中的未来之路。

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适逢我国社会发生急剧变革的新时代背景下，同时也是传统文化开始快速淡出自然民族的社会生活和群体记忆的关键历史时期。黑龙江流域的渔猎、森林、驯鹿等自然民族的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人与自然相互和谐交融的理念，让我们追寻到了客观存在与孕育文化的共鸣，触摸到了人类文明的厚重本质，填补了许多人类文化实践史的空白。该文化价值也是工业化之后人类丢失的珍贵价值，它将为现代文明建设，尤其是为实现现代文明生态建设的目标提供智慧之源。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根据渔猎、森林、驯鹿等自然文化存续的现状，充分发挥博物馆的各项功能，以历史遗留、还原制作为文物征集方向，再辅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工作方法，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共征集反映渔猎、森林、驯鹿等文化的民族文物2000余件套，并筛选出了具有代表性文化元素的文物370余件（套），编辑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文物图典：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卷》，深切地期望能够为保护珍贵的原始渔猎、森林、驯鹿等文化遗产，诠释它们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以及研究、传播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萨义尔，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战士，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副秘书长，第六届、第七届****民族委员会顾问。萨义尔，曾用名讷成祥，达斡尔族。1924年3月生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1946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原布西县）青年团宣传部长，县政府文教科长兼布西县中学校长。1946年10月起，先后担任内蒙古骑兵五师43团政治部主任，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委委员、旗委土改工作队队长，内蒙古自治区原纳文慕仁盟**处副处长兼卫戍司令，布特哈旗（现扎兰屯市）****部长等职。1948年1月至1949年11月，历任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原）巴彦旗委书记、中共莫力达瓦旗旗委书记。1949年11月至1960年5月，先后担任内蒙古自治区林务总局副局长兼扎兰屯分局局长，铁道部库图段工程处副处长，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图里河森林工业局筹备处处长，内蒙古自治区森林工业管理局副局长。1960年5月至1966年10月，历任内蒙古自治区林业管理局党委副书记、代理书记，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文化大革命”期间，萨义尔遭受迫害。1978年12月，牙克石市林管局党委为他彻底平反并恢复名誉。1973年8月起，先后担任中共牙克石市林业管理局核心小组副组长，牙克石林业管理局党委副书记，东北林学院党委副书记，东北林学院帽儿山分院党委书记兼院长。1976年3月至1980年10月，历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人大**会委员，黑龙江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80年11月至1993年2月，历任第五届****民族委员会副秘书长、党组成员，第六、七届****民族委员会顾问。1994年4月离职休养。

《回族民间舞课堂训练曲谱》的内容分为两部分：一为改编，即在保留原有音乐旋律的基础上，对节拍进行了规整、旋律进行了二度创作，同时保留了原有的曲名；二为记谱，方式主要是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由授课老师哼唱，笔者进行记谱，另外就是对所听到的优秀回族民歌进行记谱，并运用到教学中。舞蹈自产生起便和音乐有了紧密的关系，音乐在舞蹈艺术的发展中亦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整理编纂回族民间舞蹈的音乐伴奏乐谱，是回族民间舞蹈发展的当务之急，同时伴奏乐曲的系统性体系建立可以更好地为回族民间舞蹈艺术的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故而《回族民间舞课堂训练曲谱》是回族民间舞蹈艺术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参考教材。此书执此教学理念，为回族民间舞教学工作提供可行性参考，还望广大阅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与建议，共同为创造回族民间舞蹈艺术的未来努力！

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蕴藏着丰富的知识，并且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充实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内容，使我们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得到全面而完整的记录。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在微观层面上是对少数民族历史和社会文化进程的客观描述，在宏观层面上是真实反映中国历史的重要依据。在这方面，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有着许多突出的成就与贡献。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记载的各民族创造的文化成果，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较为真实可信的资料，有利于中华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把我国各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妥善保存下来，不至于失传，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不同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创制出不同版本的古籍，现存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不仅有写本、抄本和绘本，还有雕版印刷本、活字印刷本、铅字印刷本、套版印刷本等等，是研究少数民族古籍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同历史时期的古籍通过作者身份、制作时期、文献内容等能探究出每一本古籍的成书年代。即便没有这些标识，通过版本也能考证出每一本古籍的大体成书年代。不仅不同历史时期的版本有区别，同一时期不同地方的版本也有区别，通过版本同样也能判断出每一本古籍成书于何时代，产生于何地。如现存的藏文古籍有唐、宋、元、明、清等不同的版本。清代的藏文《大藏经》，德格版、拉萨版、北京版的用纸有明显的区别，同样是长版木刻印刷，在墨框的粗细上也有明显差异。如北京版的右侧空版上有用汉文标出的页码。每一个民族的古籍都有其独特的形制，通过外在形式，可以辨别出不同民族的古籍。如藏族、蒙古族的古籍由于受佛经的影响多为长条形的梵夹装，其面和底常用两块木板为封，再用细皮绳把内页和夹板捆在一起。云南傣文古籍和四川凉山彝文古籍版本则呈纵形，彝医古籍虽然都是毛装，但开本与汉文古籍毛装书有明显的不同。滇东南和滇南地区的彝文古籍多用麻布作封面，但在装帧方式上与汉文古籍的布面线装书又有很大的不同。彝文古籍布面只用于封底，收藏时卷起来以底代面。为了防潮，彝文古籍多收藏在火塘边，所以大部分彝文古籍的外部都被烟熏得乌黑，内页纸则枯脆。纳西东巴文古籍虽然是线装书，但大部分开本都比较小，属于小幅长条形，每本古籍的页数也都较少。由于页码少，加上纳西东巴纸像藏纸一样厚实，所以纳西东巴经少有布作封面的精装本。受奏折形制的影响，满文古籍外在形式多为奏折式，充满了浓郁的宫廷文化风格。察合台文古籍多用深加工过的皮革作封面，使得察合台文古籍的外在形式充满浓郁的西域文化风格。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外在形式既有民族个性，又有民族共性。由此构成了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版本形式的多样性。共性方面如藏族、蒙古族、傣族都有泥金写本，内容同为佛经，装帧形式同为梵夹装。泥金写本为少数民族古籍版本中的精品。

窝尼人的语言属于哈尼语豪白方言，但语音、词汇上与同属该方言的墨江水癸豪尼土语、墨江坝利白宏土语存在差异。由于窝尼人人口少，且他们周围生活着彝族、汉族等民族，其语言、文化、习俗等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许多地方40岁以上的人都已不能流利地讲窝尼话，30岁以下的人不会说自己的母语，青少年已转用了汉语。作为语言传承的重要场所，太多数家庭之中也早已停止了窝尼话的传承。窝尼古歌谣数量丰富，从一个主调中可以演绎出无数个分调，歌声古朴、悠扬、高亢、婉转。窝尼古歌谣历来都是口口相传，随着会说窝尼话的人数逐年减少，能学会窝尼古歌谣的人也越来越少，可谓屈指可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