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一个国际合作项目，它旨在对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做一个总览。该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教材，它试图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在人文视角与科学视角之间、在象征与实质之间开辟一片“积极的中间立场”。著名人类学家迈克尔·赫茨菲尔德摒弃传统的学科布局，将他的同行——那些在人类学各领域中的专家——纳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对话空间，来探讨如何让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照亮并揭示那些隔岸观花的研究所无力企及的人类状况。本书并不是单纯的学术作品，它展现了人类学家长期从事的理论研究和一向坚持的伦理道德感，从而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在批判种族主义以及其他缺乏宽容感的人类行为中始终都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该书所探讨的话题涉及人类学研究中的各个领域，学生们能够从中对该学科进行宏观的把握，但或许更重要的是，读者将发现，在一个通与交流接触日渐频繁的今天，他们可以透过该书对文化和社会中的各种复杂现象获得更为深入的认识。

《扩大内需的人口经济学：人口转变、人口政策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研究》运用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人口经济关系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以人口政策、扩大内需和长期经济增长为研究对象，对人口因素影响内需和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构建了扩大内需人口经济学的初步框架；基于制度均衡的理论和方法，提出了有效人口政策命题，分析了人口生育政策均衡与非均衡。人口增长不会破坏扩大内需，人口变动对低消费率和高投资率有较强的解释力；实现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由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向允许人口增长的转变，应成为扩大内需的重大战略。

《西方人类学新教材译丛：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第2版）》是人类学学科一本理想的指南，清晰而可信地界定并讨论了一些具有持久价值的核心概念，包括：相异性、流言飞语、控制、亲属关系、阴性书写、人权、家与无家、叙事、暴力等。每一个关键概念的条目都配有相应的交叉参考说明以及详细的参考书目。《西方人类学新教材译丛·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第2版）》讲述了以往和当前以及未来可预见的讨论，将人类学置身于一个宽广而变化的入文视野之中加以审视，汲取和借鉴了其他相关学科的大量资源，如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文学批评以及语言学等等。对于学习和教授人类学的人来说，《西方人类学新教材译丛·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第2版）》极好的参考书，亦可为存兴趣了解“人类学智慧”的人提供一个问题式的研究性路标。

《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修订版）》通过田野概念的恰当分解和聚合，对过去和现在的田野思想进行了深刻而有刺激性的研究和探讨，指出了人类学作为一个概念和一个成长中的学科要努力的方向。全书内容尽管有着直接的、尖锐的批评，但仍不失为是建设性，故此它是真诚关心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者们必读的。

1992年以来，对中国总和生育率水平的争论逐渐从人口学界蔓延至全社会乃至全球，争论本身似乎也演变成一个社会问题。争论的实质在于：对于一个仍处发展中，而且生育转变主要是由计划生育政策强力诱致的国家，人们对中国总和生育率短期内从远高于更替水平迅速下降到远低于更替水平这样一个事实难以理解和接受，进而产生深切的怀疑。《中国步入低生育率（1980-2000）》借鉴国际人口学界近年来针对发达国家低生育率甚至超低生育率现象进行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创造性地利用1997年和2001年两次全国性调查得到的妇女生育史数据，从生育推迟角度分析了中国1990年代中期以来低生育率的出现。以这样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所得到的结论有助于认识和理解中国低生育率的发生机制。《中国步入低生育率（1980-2000）》由巫锡炜编著。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问题研究（1937-1945）》的研究对象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口损失问题。对于“抗日战争时期”，似乎毋庸多说，虽然学术界有八年抗战说（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算起）与十四年抗战说（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算起）之分，且都有其道理，但人口史的研究却只能以八年全面抗战为准，而将1937年的七七事变之前与之后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

《“地方性”的尝试－云南回族特殊族群民族认同、族群关系及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是第一本较为全面和系统的介绍云南回族特殊族群的书籍。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从历史到今天都是一个人群与文化呈现多样性的地区；云南回族具有与以往同质化想象、书写与建构下的回族不同的地方性特色。《“地方性”的尝试－云南回族特殊族群民族认同、族群关系及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依次介绍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帕西傣”、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白回”、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藏回”、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的“彝回”和宁蒗小凉山彝族地区的回族、文山壮族自治州的“壮回”六个回族特殊族群，研究他们特有的形成历史、宗教文化、经济生活、族群关系以及认同与社会变迁。本书是云南回族研究走向“地方性”的一次尝试，在提倡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今天，有着积极的意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大力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中的中华民族精神研究》力图在对中华民族精神基本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精神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实践之间的关系、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精神问题以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思考。

本书以“东北野山参”为研究对象，以“物的生命史”为线索，利用人类学的“手术刀”剖开纵、横两个切面：纵向的是宏观“人参史”的历史切面，横向的切面则关注清朝和现代人参完整的社会生命过程，即生产、流动与消费等环节。本书试图通过对纵横两个切面的观察与研究，探讨在清朝与现代两种社会、文化范畴内，人们对东北野山参意义的建构及价格的生成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作者采用文献法及“多点”田野调查等方法，分别在野山参的产地、流通地及消费地进行了集中的田野调查。“野山参冶概念的生成、传播与变迁， 又受到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多重影响。围绕对“ 野冶的不同认知，三者衍生出截然不同的实践与行为。就当前而言， 野山参的生产、流通与消费过程充满

文化适应是生态人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迄今为止，已有研究主要致力于发掘和整理作为人类适应的知识和行为体系，强调传统文化对生存环境的积极适应作用，却对可能存在的不适应因素缺乏关注，忽略了文化的不适应同样会对自然环境造成不利的影响，引发生态蜕变乃至灾变。有鉴于此，《仪式·消费·生态：云南新平傣族的个案研究》以一个环境退化严重而仪式消费突出的傣族社区为个案，在对当地仪式生活和消费模式进行“深描”的基础上，揭示仪式消费行为的社会文化内涵，解析不同时期仪式行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相关互动，探寻加速当地生态蜕变的深层文化内因，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藉此扩展和丰富适应概念在现代化语境下的内涵，进而探求实现生态和文化和谐发展的可能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