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变暖、资源短缺、人口爆炸，似乎已经是老生常谈，没有人怀疑我们正一步步走向全球性危机，以致整个人类社会都被笼罩在世界末日的氛围之中。以往离我们似乎非常遥远的各种灾难，如今已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因为灾难发生的频率比过去高，还是环境越来越恶化？自然灾难与人为灾害之间的界限，仿佛越来越模糊。面对层出不穷的对于人类未来的悲观预测，我们更需要一点点启示、一点点作出改变的具体设想。在《走出发展困局（2）：人类的出路》中，人类所面临的日益紧迫的全球性挑战，第一次被视为大型危机管理的一个方面。作者首次提出：尽管许多危机互为因果，但解决方案也能发挥连锁效应。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人们已经开始从细微处人手，朝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作出改变。《人类的出路》展示了如何巩固已有的努力，并实现更有意义、更持久的改变。这不是一本探讨气候变化、资源短缺或其他任何单一问题的书，也不是讨论危机是否存在的书。这本书想向人们传递这样的理念：在全球性危机的解决方案之中，蕴藏着解决更大型危机的种子。从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人手，这是转危为安的最后机会，也为人类带来了无限的希望。

在这六篇极具情感的文章中，作者透过揭露自身的生命故事，深刻反思其在西班牙、古巴及美国的田野工作，将洞察力、真诚及怜悯注入其中，把民族志与回忆录巧妙地交织起来，并将反身人类学、女性主义自传性书写，以及多元文化与离散论述融会贯穿。作者认为，感性人类学书写不仅有治疗的效果，也可以挑战、对抗各种僵化与单一的意识型态，激发实践的动力。总的来说，这不是一本民族志，而是一本充满学术反思的类自传体，具有一定开创意义。

《乡人说事：凤羽白族村的人类学研究》以作者的家乡凤羽白族村为研究对象，从“文化持有者”的视角，系统地梳理了自远古到新中国建立的凤羽村史。以作者在场的方式，用民族志方法陈述了村落空间、亲族制度、婚俗、葬礼、宗教信仰等活态文化。从凤羽个案出发，研究白族起源、形成与发展问题；深入探讨文化接触、民族发展、国家建构等话题。以白族为例揭示了中国各民族文化由乡土起源，到形成地方传统，并最终融入国家公民文化的发展路径与历史逻辑。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丛书：清代社会环境和人口行为》包括清代人口迁徙方面的问题、人口行为（包括婚姻、家庭、生育和死亡）的问题，其中对妇女逃亡及死亡、自杀的讨论，目前少有触及。

《中国人口通史8（辽金卷）》共分绪论；辽金时期的户口概况；人口分布、密度和比重；人口迁徙；人口生育政策；人口结构的有关问题；人口素质；特殊人群的地域分布；人口姓氏；人口思想；民族人口概况；人口方面诸种异常现象；人居生态环境等13个方面。作者在吸收和借鉴前人相关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作者多年的研究积累，对这一时期人口问题的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超越前人研究成果。如关于辽金人口数量问题研究概况；关于人口分布方面的研究概况；户籍制度方面的探讨；关于人口迁徙问题的研究概况；关于人口思想的研究概况；关于区域人口研究概况；关于民族人口研究概况；关于家庭人口方面的研究概况；关于辽金经济史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等等都有独到的观点。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3：人口转变与中国经济再平衡》主要关注中国经济转型问题，共分三个专题进行探讨。专题一讨论中国的人口转变问题。第六次人口普查与联合国人口预测都表明，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非常低的水平，极有可能掉人“低生育水平的陷阱”。专题二主要讨论中国经济再平衡。人口红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经济体制改革的滞后和结构性挑战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和重投资、轻消费的GDP格局，带来了在部分政策倾斜区域和扶持性产业中严重的产能过剩，阻碍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再平衡迫在眉睫。专题三主要讨论就业与收入分配问题。从就业格局来看，中国就业的非农化趋势快于雇员化，这意味着有相当数量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市中只能从事自雇就业，同时农民工与城市本地工在社会保护方面存在差异，农民工就业具有脆弱性。

段颖编著的《泰国北部的云南人（族群形成文化适应与历史变迁）》是中山大学人类学文库之一，《泰国北部的云南人（族群形成文化适应与历史变迁）》以生存于泰国清迈省北部的云南人（主要指原国民党军队、眷属及其后裔）村落、族群及文化特征为对象，通过田野调查及民族志研究，以族群形成和建构的历时性研究为主要叙述与分析框架，集中探讨这一族群如何在复杂、多元的政治背景中通过调适其与所在国及周边多方的文化关联，从而在异域延续、建构其族群认同，并最终完成从“孤军”、难民到华人族群的认同建构与历史转变。

长期以来，受传统妇女史观父权压迫二分模式思维的影响，缠足演示了父权体制的压迫，建构了我们对缠足是“被蹂躏”、“被压迫”，缠足的妇女是“愚昧无知”的历史记忆。然而，结合缠足的区域性差异问题（即有些区域缠，有些区域不缠）来思考：在空问上，缠足作为一种传统，不同的局部表现出多样性，不同的区域表现出当时当地的身体秩序；在时间上，即便是在同一个村落，身体秩序的均衡也是变动的。因此，本书认为，缠足是“被蹂躏”、“被压迫”，缠足的妇女是“愚昧无知”这一静态的历史认知尚不能解释参与其中的妇女本身的行为动机，也不能完全揭示缠足的复杂历史脉络。李叔君所著的《身体符号权力与秩序——对女性身体实践的研究与解读》主要从缠足人手探讨妇女与发展、妇女的身体与社会互动的问题。身体的集体性理解是如何形成的？这是本书的中心问题。为了说明这一问题，笔者在本项研究中选择了位于云南省的T县为个案进行实地研究，并结合文献资料分析法、无结构访谈法对身体集体性理解的形成进行了解释：一方面，妇女何以能忍受身体的巨大疼痛，并且不惜抗拒官方的放足旨令，饱含血泪地对身体进行规训；另一方面，对妇女身体规训的社会力量是如何形成的，如果将身体看作权力场投射的空间，那么妇女又是如何通过它来进行生产性实践的。《身体符号权力与秩序——对女性身体实践的研究与解读》整合了布尔迪厄“场域一惯习”理论以及福柯的身体控制论，并借鉴了吉登斯的身体观、布莱恩·特纳有关身体秩序的思路和方法来分析和透视本书的符号权力再生产过程。在综合运用这些身体控制理论的基础之上，本书沿循两条线索对身体的集体性理解展开了阐释：一个是国家一权力话语一妇女的关系，其背后是符号权力一身体一自我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是场域一妇女一身体实践之间的关系，其背后符号是权力一资本的运作一再生产之间的关系。这两条线索横贯身体实践的时空场域，决定着身体集体性理解的形成。在本书中符号权力斗争的场域更多地指涉婚姻市场，它是社会大场域中的一个子场域，这一子场域又与其他的亚场域嵌套在一起，比如家庭、家族、女性群体等。婚姻场域具有独特的逻辑：婚姻市场的形成受供给、偏好以及资源等客观条件的制约；由于偏好带有主观色彩，这一场域既包含纯粹的“客观世界”，又是一个充满各种价值理念的“主观生活世界”。首先，本书通过比照男女性别不平等与性别分层的理论研究发现，在传统社会中，对人口的控制和性别资源的组织与动员不是通过社会组织而是通过家庭来完成的，正是家庭充当了权力合法化的角色。其次，本书通过分析发现身体在符号权力以及家庭的整体利益（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符号资本）之间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符号网络。家庭财产的再生产和所有权与身体之间存在紧密的结构关系。而妇女在对符号资本、符号权力的运作过程揭示了女性在私领域与公领域中参与符号斗争角逐时不完全是被动地利用，正是母亲、女儿、缠足婆这些女性群体的身体策略和身体实践配合了在家庭内部运用父权支配妇女的机制，从而完成了通过婚姻与家庭财产来控制身体的支配方式，使得符号权力得以再生产。因此，这一机制的运作是由男性与女性共谋完成的。最后，回到我们对身体的集体性理解的认知，反观所谓“男女关系”，乃至于“社会性别体系”，实际上不是彻底的反抗与沉默，而是充满争执与通融，这一过程极为复杂，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所能涵盖的。

《生态线索与人居环境研究：以贵州喀斯特高原为例》书共9章节，内容包括绪论、基于地理空间进行人居环境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内容、贵州喀斯特地区住宅空间分异、贵州喀斯特地区聚落空间格局等。《生态线索与人居环境研究：以贵州喀斯特高原为例》供相关学者参考阅读。

人类学的产生是应用的结果，应用人类学的产生是人类学在应用中不断积累与自觉实践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应用人类学既是人类学的应用功能的表达，也是人类学应用基因与禀赋的显现。因为人类学自诞生之日起，以及在整个发育时期都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殖民扩张和殖民统治有着渊源关系，并从多方面为其服务和效力。正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人类学学科体系形成的过程即是人类学为殖民统治服务的过程。当然，这也即是人类学应用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