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研基金资助项目，旨在对新中国50年来人口、生育政策的回顾、考证、分析研究，阐述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的主导原因，主要包括四个部分：人口政策的历史回顾与评价，生育率影响因素分析，政策生育率的选择与未来人口预测，对策与建议。指出生育政策调整的基本原则必须界定清晰，使它在人口控制中起到调节器的作用，还要立足于客观实际，以“软着陆”的方式进行政策调整，以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冲击，避免人口年龄、性别、家庭结构畸形发展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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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茨在本书中以个案研究的形式描绘了东南亚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一种国家形态，并将它与近代以来的现代国家形态和理念交相映照。他沿着马克斯·韦伯式的理路，从历史资料和田野经验中建构了一种“剧场”式的国家形态：各种大大小小的国王以自身的地位、礼仪和形象为根基，营造出相应的国家形象，在这种国家形态中，那些在现代国家中的关键因素如疆界等反而是不那么核心的问题。格尔茨并不打算否定权谋、剥削、军事、暴力等因素，而是在承认这些因素都在国家建构中发挥作用的同时，更偏重于指出现代政治学中对身份、人观、仪式等重要方面的忽视。 现代国家同样也存在着上述维度，只不过由于研究者们身在庐山之中，这种国家的“符号学”体系被大大遮蔽了。在拓展我们对现代国家的理解方面，《尼加拉》已经做出了足够重要的贡献。甚至可以说，作为一种完整的国家“类型”，尼加拉已经烟消云散，但作为一种形象，它至今仍然活着。

《“我们”的田野作业与反思》以田野作业为连接点，对云南学者的十个研究案例进行展现，并展开“自我反思”，从而对民族传播研究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中如何展开田野作业提供十分有益的参考与借鉴。从研究案例的选择看，体现出鲜明的云南特色，即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都具有突出的本土特征。《“我们”的田野作业与反思》采用平行展现的论文汇集形式，分为十个研究案例，共计10篇论文，同时由论文作者对本研究案例展开“自我反思”，单独成文，并与论文相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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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文化的传播和教育，是世界文化发展趋势，也是大学生应接受的先进文化教育。本书联系中国实际，吸收和借鉴国内外奥林匹克研究成果，整体呈现奥林匹克文化的全貌。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进行专业教学的教材，也可作为校园文化建设和人文素质教育的普及读物。

中国古典文献浩如烟海，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中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实施国家古籍保护工程，加强文化典籍整理研究工作，是当前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重点任务之一。当代学人有责任和义务对我国的古典文献进行整理、研究与传承，阐发文化精髓，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研究提供新思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传播交流提供文本依据。傅玄是魏晋之际著名的学者，《傅子》是傅玄*为重要的作品，也是他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一部政论、道德论和史论文集。倍受《群书治要》《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四库全书》等典籍所重。关于《傅子》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傅子》的整理与研究没能得到充分有效的拓展：首先，研究方法单一化，孤立地进行静态文本研究；其次，研究的视域较窄，缺乏对文献的外译与传播，对其文化功能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在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及传播方面，存在着亟待拓展的学术空间。《《傅子》释读（汉英对照）》在前人有关《傅子》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新的研究成果，在弘传优秀传统文化的视域下，对魏晋时期的重要文献《傅子》进行重新解析。《《傅子》释读（汉英对照）》由四部分组成：*部分为绪论，概述傅玄及《傅子》。第二部分为上编，《傅子》导读。对《傅子》的哲学派别加以考证，介绍《傅子》的现存辑本、地位影响、研究情况，重点对其思想及其文化潜能进行归类分析。第三部分是下编，傅子校释。以严可均辑本为底本，运用传统的考据与训诂方法，对严可均所辑的《傅子》内篇进行辑佚、校勘、考订与注释，运用现代汉语和英语对文献原文进行双语释义。第四部分为附录，包括傅玄传、《傅子》提要、相关研究论文索引及参考文献等，系统地梳理《傅子》的传承脉络，使读者对该领域的研究有较为整体的把握。书中坚持传统考据学的特色进行详审校注与释读，又与时俱进地阐释其符合新时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的文化要义，突破了传统思想的局限性，创设性地运用了语码转换式双语释义，将文言文译为现代汉语后，再转换为英文，这种古今中外语言的有机融合是将国学典籍英译的大胆尝试。《《傅子》释读（汉英对照）》倡扬朴学之风，抛弃空疏之论，兼采众家之长，又具一家之言，本着科学性、系统性、开放性的原则做了新的研究尝试，力求注译精粹，力致达雅，治学严谨，资料可靠。

目前，平谷地区发现早的动物化石地，为峪口镇胡家营村西孟良洞沟遗址，经专家初步研究，认为至少包括鬣狗、熊、马、犀牛、羚羊、驼、牛、鹿等门类化石，与周口店的时代较为接近，其年代范围约为78.1万年前至12.6万年前；早的古人类活动遗迹，为东部山前台地、河流两岸的12处旧石器出土地点，时间约在几万年乃至10万年前；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北埝头、上宅两处遗址组成的上宅文化遗址，距今约七千多年。这些都是没有记载，而有遗迹见存者。见于典籍记载的，早的陵墓，相传为山东庄渔山“岗阜窿然，形如大冢”的轩辕黄帝陵。早的河流，流经全区的沟河，战国后期成书的《竹书纪年》“魏·梁惠成王”下所记“十六年，齐师及燕师战于沟水，齐师遁”。沟水即是沟河，而梁惠成王十六年，即周显王十四年，公元前355年。至少从公元前355年起，洵河就叫这个名字，至今未改，已有2300余年了。早记载平谷的，为东汉班固所作《汉书》，“地理志”下：“渔阳郡，户六万八千八百二，口二十六万四千一百一十六。县十二：渔阳、狐奴、路、雍奴、泉州、平谷、安乐、厍奚、犷平、要阳、白檀、滑盐。”渔阳郡有12属县，平谷为其中之一，其它县或撤或并早已无存，独平谷延续至今。平谷建县于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如明代蒋一葵《长安客话》所记：“平谷在盘山西，故称盘阴，本古渔阳郡地。汉初封卢绾于此，绾亡始置县。”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平谷县志》亦记：“汉高祖封臧荼为燕王，五年灭荼，以其地封卢绾。十二年绾亡，复为渔阳郡，领县十二，平谷其一。邑名平谷自此始。”可知建县之大概。后代有更迭，域有变迁，治有裁设，因时因势，不一而同，相关记述亦简。直至明初，始有县志，可惜未曾传世，深以为憾。研究中，发现《大明一统志》《四镇三关志》《长安客话》《帝京景物略》《蓟州志》等诸多典籍，或详或略都有关于平谷的记述，尤其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蓟州志》，简直就是明代《平谷县志》的摘编！当年，《竹书纪年》佚失，后人从各种典籍中加以辑校订补，使今人得以知其大致原貌，且对后世研究历史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所引“十六年，齐师及燕师战于沟水，齐师遁”，即出于此。不然，我们就很难知道关于沟河的早记载，而沟河水运大概也不会晚于此时了，其历史价值由此可见一斑。便欲效诸前贤，而生辑校之念。

《现代中国人口联大琐记/大家文丛·云南文库》用平实的语言记录了近代中国人口分布的主要状况，还介绍了特定区域内所收集的婚姻状况、性别状况、生育情况、死亡情况等统计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