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是治史者的基本功，史料掌握的多少，直接关系研究的深度和广度。19世纪后半叶以来，已经有一些国外的探险者、传教士陆续进入循化县，开始对撒拉族的语言、历史以及宗教进行过研究。20世纪30年代以来，撒拉族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陆续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但是，前者基本依靠田野调查和口述史料做研究，后者则基本凭借有限的汉文史料讨论。尽管那时候对撒拉族史料掌握的不够全面，却也开启了撒拉族研究的先河，尤其是对撒拉族语言系属关系、撒拉族历史发展脉络特别是清朝时期苏四十三反清事件等作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系统研究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民族识别和历史语言调查的需要，国家对少数民族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情调查，并于1954年初确认了撒拉族为我国独有的少数民族。60年代初，时任青海民族学院副院长郭若珍委托政教系杨兆钧教授组织部分教师组成民族史编写组，地方史学家芈一之先生等参与了这项工作，并分赴中央档案馆、南京近代史料整理处、甘肃图书馆等地，做了大量史料摘录工作，这项工作可以说是筚路蓝缕。1963年5月，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撒拉族史料摘抄》。与此同时，由*****民族研究所青海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于1958年9-12月间，赴循化进行了大规模社会历史调查，并于1963年9月完成《撒拉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这两本书的完成，是1950年代实施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直接成果。1979年夏，青海省根据国家要求成立少数民族五种丛书编委会，1981年5月，《撒拉族简史》完成定稿。同时印行的有《撒拉族档案史料》与《撒拉族史料辑录》两本史料，共计有42万字。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芈先生出版了《撒拉族政治社会史》（1990年12月），后经过修改增补，于2004年出版了《撒拉族史》，完成了对撒拉族历史的系统研究。在这些成果以及大量研究撒拉族的著作和论文中，前人所做的史料整理工作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撒拉族学者韩建业副教授承担的“青海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十五规划项目”《撒拉族史料集》，2005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原来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极大地丰富了撒拉族史料。

本书为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用英文发表的人类学文章的结集。作为国际人类学界的一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者，费孝通先生与其前辈的人类学者相比，他不再像西方学者那样主要研究被殖民地地区的民族和文化，他的研究对象是本国的人民和文化。与前者与被研究对象是隔膜的关系不同，费先生从事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人类学学者不再是本土文化资源的掠夺者，而是为被研究对象服务的。他非常具有洞见地提出，建立一门为人民服务的人类学。本书发表的时间正是中国刚刚走出浩劫，社会经济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人类学重建的重要时期，因此本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本书被英语学术界视为人类学经典读物，重点检讨人类学家与他们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特别提出“人类学是西方世界的一种宇宙观”的看法，并为文化批评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所从事的有关人类社会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方向。费边指出，人类学家常常将自己的立场假定为“在此时此地者”，与此同时将他们的研究对象假定为“在彼时彼地者”。因而，人类学将其研究对象作为与研究者所处的时代错开的“他者”。费边在这本书中挑战了西方人类学的“他者”假定。根据他的洞见，在西方人类学发展的历史中，由于人类学家们对“多样性时间”的娴熟运用，人类学的产生、发展和转变，都涉及到人类学背后的权力与不平等关系。许多著名学者因此给了该书极高的评价，乔治？马库斯认为，该书“是对人类学书写的彻底的认识论批评。”

本书为美国大学的老年学权威教材，再版十次。全书从宏观上，解释了老年学领域的基本概念，描绘了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的老龄化现状、重要议题和挑战。从微观上，呈现了人们在生命历程、养老模式、老年人权益项目、老年人产品市场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上的争议，启发读者的批判性思考。

人的位置在哪里？舍勒坚信，它绝不在生物冲动、心理能量、强力意志的系列上，也不在单纯的理智和观念的系列上，换言之，人的定位既不在自然生命之中，也不在纯粹精神之中，因为“人的本质及人可以称做他的特殊地位的东西，远远高于人们称之为理智和选择能力的东西”。 人的位置就在于没有定位和趋向于定位之中——X，这个趋向于定位X有如一条生命力的洪流由下而上奔涌，把生命强力奉献给精神价值。这整个奔涌着的生命洪流的动姿，按舍勒的概括，就是爱。

西北地区是多民族杂居之地，多样性的民族文化造就了不同的社区特色，所以西北地区的发展没有哪一种发展模式是标准的，而必须结合各个民族与区域的实际情况，探索适合本社区的路子。我们努力把民族文化与社区发展结合，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对已有发展理论进行反思，对社区发展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对民族社会的和谐发展机制进行探讨，以使民族学更好地服务各民族的发展。西北民族社区发展在当前要承担双重的任务：一是加快发展和其他地区一起实现现代化，这不仅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问题，更是关乎社会公平和民族平等的重要问题；二是社区发展和现代社会接轨的同时，要让民族传统文化在新的社会情境下得以弘扬和提升。

《“口述”乐舞研究》一书选题新颖、结构合理、论点突出、论据充分、语言流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应用价值。该成果较全面地阐述了史诗《格萨尔》“口述”中的乐舞文化内涵和史诗《格萨尔》“口述”乐舞的文化语境，诠释了史诗《格萨尔》中乐舞音律及《格萨尔》戏剧中的舞蹈特征，并提出了个人的新观点。

地处西北重镇兰州的兰州大学，拥有悠久的民族学和边政学研究传统。1949年前的兰州大学就立足区域与民族特色，在民族研究领域有了一定的探索与积累。一是以马鹤天、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边政学、边疆学研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第二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中，马鹤天、顾颉刚、黄奋生等均为当时的代表人物，而这三位学者都与兰州大学有交集。1928年2月22日，甘肃省务会议决定在法政专门学校的基础上合并中山学院成立大学，组建以教育厅长马鹤天为首的7人筹委会，4月1日正式成立“兰州中山大学”，马鹤天任首任校长（1928年2-11月在职）。马鹤天由此而成为兰州大学民族学学术系谱中的重要一环。他的《甘青藏边区考察记》堪称民国时期关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准民族志”作品。历史学家、边疆研究代表人物之一的顾颉刚，一生有六次西北之行，其中为期长的两次，都是在甘肃。1937年9月至1938年9月，他到甘肃、青海考察并著有《西北考察日记》。1948年6-12月，他应辛树帜校长之邀赴兰州大学任教并任历史系主任。二是“魁阁”团队成员之一谷苞先生在兰州大学任教并从事民族研究。谷苞出生于兰州，1935年赴清华大学求学，后转入社会学系，在陶云逵教授指导下学习人类学、民族学课程。1941年10月，他转到由吴文藻教授、费孝通教授主持的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组的社会学研究室工作，度过了三年的“魁阁”调查时期。1944年，他到兰州大学任教，开设民族学相关课程并在洮河、白龙江流域及甘肃各地开展田野调查。1949年8月，谷苞随解放军西去新疆，开始了另一段学术生涯。三是国立兰州大学边疆语文系的设立。1946年，国民政府正式设立“国立兰州大学”，辛树帜校长首倡开设边疆语文学系，设藏语、蒙古语、维吾尔语专业。藏学专家杨质夫先生受邀担任边疆语文系主任，先后任教的学者有吴均、程克星、关德栋、丹巴嘉措、王沂暖、李国香、胡斯振、马宏道等著名学者。1952年在新中国院系大调整当中，已改称少数民族语文系的原兰州大学边疆语文系，与原西北大学边政系一起，被划归到新成立的西北民族学院当中。此时，有一位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从西北大学边政系来到了西北民族学院任教，他就是黄奋生先生。黄奋生完成了我国*部藏族历史教材《藏族史略》，应兰州大学的邀请在历史系开设了“藏族史”课。在此时期，一位年轻的新疆学子进入兰州大学历史系求学，并逐渐走上了民族学研究的道路，他就是杨建新先生。1958年大学毕业的杨建新先生留校任教并参加甘肃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领导了对东乡族的首次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写出了《东乡族简史》。1959年底到1963年，杨建新先生受兰州大学派遣到中央民族学院进修，师承民族史大家翁独健教授，并得到蒙古史学家贾敬颜、藏学专家王辅仁诸教授的指导。

在人们的日常阅读及学术研究中，常会对“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和“民族学”这三个术语产生含混之感。由于弄不清其起源、内涵、外延与相互关系，甚至还会导致一定程度的误用。查最近一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民族学”词条下作了这样的界说：“研究人类社会的行为、信仰、习惯和社会组织的学科；这门学科在美国通称为文化人类学，在英国称为社会人类学。”①如此释义虽说基本上无大错，但一则因过于简略，未能尽释人们心中所存疑窦；二则此释义也并不尽然，仔细品味下来似有牵强之嫌。为了说明问题，在此拟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先对这三个术语的源流及其异同之处作一番粗浅的辨析，然后再结合中国民族学的学科现状与发展前景等问题，谈点一孔之见，以就教于广大识者。

每年都要在横断山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藏彝走廊地区某一段走一阵，遇到有意思有感觉的地方，就多待一段时间。今年选了一南一北两个地方。一个，这条走廊北边的四川岷江上游的黑水县。然后，又南到了云南丽江。通常的地理与文字考察之外，自然听到许多不同的歌唱，看到不同的舞蹈。这就是横断山区让人入迷的地方：不止自然景观奇伟，更在于与这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一样丰富绚烂的多样性的文化呈现。因此之故，我常常说，青藏高原东缘的横断山区就是我的课堂。体味人生的课堂，学习文化的课堂。那些民间口传文学的讲述者，那些民间的歌者与舞者，都是我的老师，更不要说，那些对这些口传材料与歌舞进行整理与研究、继而推陈出新的有成就者了。他们常常都是我请教的对象。今年5月到丽江，就有当地一位普米族朋友和一位纳西族朋友带领我，深入民间。参加了普米族、纳西族和彝族民间文化整理和研究者们的聚集，使我受益良多。纳西族朋友聚集那一次，本说宣科先生也会来出席，我想听他说说纳西古乐。但他因为年高，*终没有出席我们热闹的聚会，但托人带来了他的书、他的音乐。遇到雨天不能出门时，我就静下来，在古乐声中，读他的书。前次去黑水也是一样。在达古冰川管理局所设民俗博物馆中看到一袭古老的皮制铠甲，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动问几句，当地朋友马上找来一些相关的资料，当夜，就放在了我的床头。灯下展读，知道过去的蛮荒时代，不同部落间彼此征战时，出征的武士们就身穿这样的铠甲。当战争渐渐成为记忆，这皮制铠甲便成为舞蹈的道具。人们通过舞蹈重演历史。悲怆凝重，是整个部落的人们送武士出征的场景。高昂狂放，是整个部落迎接英雄归来的情形。未到现场观赏这个舞蹈之前，我便通过其中一篇文章详知了一切。或者说，这篇文章帮助我在实地观赏舞蹈前做了一次很好的功课。因为这篇文章还详解了这种舞蹈的音乐与舞蹈动作的特点。再看此文的作者之一，却是一个熟悉的名字：杨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