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尔，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战士，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副秘书长，第六届、第七届****民族委员会顾问。萨义尔，曾用名讷成祥，达斡尔族。1924年3月生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1946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原布西县）青年团宣传部长，县政府文教科长兼布西县中学校长。1946年10月起，先后担任内蒙古骑兵五师43团政治部主任，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委委员、旗委土改工作队队长，内蒙古自治区原纳文慕仁盟**处副处长兼卫戍司令，布特哈旗（现扎兰屯市）****部长等职。1948年1月至1949年11月，历任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原）巴彦旗委书记、中共莫力达瓦旗旗委书记。1949年11月至1960年5月，先后担任内蒙古自治区林务总局副局长兼扎兰屯分局局长，铁道部库图段工程处副处长，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图里河森林工业局筹备处处长，内蒙古自治区森林工业管理局副局长。1960年5月至1966年10月，历任内蒙古自治区林业管理局党委副书记、代理书记，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文化大革命”期间，萨义尔遭受迫害。1978年12月，牙克石市林管局党委为他彻底平反并恢复名誉。1973年8月起，先后担任中共牙克石市林业管理局核心小组副组长，牙克石林业管理局党委副书记，东北林学院党委副书记，东北林学院帽儿山分院党委书记兼院长。1976年3月至1980年10月，历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人大**会委员，黑龙江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80年11月至1993年2月，历任第五届****民族委员会副秘书长、党组成员，第六、七届****民族委员会顾问。1994年4月离职休养。

《回族民间舞课堂训练曲谱》的内容分为两部分：一为改编，即在保留原有音乐旋律的基础上，对节拍进行了规整、旋律进行了二度创作，同时保留了原有的曲名；二为记谱，方式主要是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由授课老师哼唱，笔者进行记谱，另外就是对所听到的优秀回族民歌进行记谱，并运用到教学中。舞蹈自产生起便和音乐有了紧密的关系，音乐在舞蹈艺术的发展中亦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整理编纂回族民间舞蹈的音乐伴奏乐谱，是回族民间舞蹈发展的当务之急，同时伴奏乐曲的系统性体系建立可以更好地为回族民间舞蹈艺术的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故而《回族民间舞课堂训练曲谱》是回族民间舞蹈艺术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参考教材。此书执此教学理念，为回族民间舞教学工作提供可行性参考，还望广大阅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与建议，共同为创造回族民间舞蹈艺术的未来努力！

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蕴藏着丰富的知识，并且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充实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内容，使我们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得到全面而完整的记录。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在微观层面上是对少数民族历史和社会文化进程的客观描述，在宏观层面上是真实反映中国历史的重要依据。在这方面，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有着许多突出的成就与贡献。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记载的各民族创造的文化成果，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较为真实可信的资料，有利于中华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把我国各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妥善保存下来，不至于失传，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不同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创制出不同版本的古籍，现存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不仅有写本、抄本和绘本，还有雕版印刷本、活字印刷本、铅字印刷本、套版印刷本等等，是研究少数民族古籍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同历史时期的古籍通过作者身份、制作时期、文献内容等能探究出每一本古籍的成书年代。即便没有这些标识，通过版本也能考证出每一本古籍的大体成书年代。不仅不同历史时期的版本有区别，同一时期不同地方的版本也有区别，通过版本同样也能判断出每一本古籍成书于何时代，产生于何地。如现存的藏文古籍有唐、宋、元、明、清等不同的版本。清代的藏文《大藏经》，德格版、拉萨版、北京版的用纸有明显的区别，同样是长版木刻印刷，在墨框的粗细上也有明显差异。如北京版的右侧空版上有用汉文标出的页码。每一个民族的古籍都有其独特的形制，通过外在形式，可以辨别出不同民族的古籍。如藏族、蒙古族的古籍由于受佛经的影响多为长条形的梵夹装，其面和底常用两块木板为封，再用细皮绳把内页和夹板捆在一起。云南傣文古籍和四川凉山彝文古籍版本则呈纵形，彝医古籍虽然都是毛装，但开本与汉文古籍毛装书有明显的不同。滇东南和滇南地区的彝文古籍多用麻布作封面，但在装帧方式上与汉文古籍的布面线装书又有很大的不同。彝文古籍布面只用于封底，收藏时卷起来以底代面。为了防潮，彝文古籍多收藏在火塘边，所以大部分彝文古籍的外部都被烟熏得乌黑，内页纸则枯脆。纳西东巴文古籍虽然是线装书，但大部分开本都比较小，属于小幅长条形，每本古籍的页数也都较少。由于页码少，加上纳西东巴纸像藏纸一样厚实，所以纳西东巴经少有布作封面的精装本。受奏折形制的影响，满文古籍外在形式多为奏折式，充满了浓郁的宫廷文化风格。察合台文古籍多用深加工过的皮革作封面，使得察合台文古籍的外在形式充满浓郁的西域文化风格。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外在形式既有民族个性，又有民族共性。由此构成了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版本形式的多样性。共性方面如藏族、蒙古族、傣族都有泥金写本，内容同为佛经，装帧形式同为梵夹装。泥金写本为少数民族古籍版本中的精品。

窝尼人的语言属于哈尼语豪白方言，但语音、词汇上与同属该方言的墨江水癸豪尼土语、墨江坝利白宏土语存在差异。由于窝尼人人口少，且他们周围生活着彝族、汉族等民族，其语言、文化、习俗等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许多地方40岁以上的人都已不能流利地讲窝尼话，30岁以下的人不会说自己的母语，青少年已转用了汉语。作为语言传承的重要场所，太多数家庭之中也早已停止了窝尼话的传承。窝尼古歌谣数量丰富，从一个主调中可以演绎出无数个分调，歌声古朴、悠扬、高亢、婉转。窝尼古歌谣历来都是口口相传，随着会说窝尼话的人数逐年减少，能学会窝尼古歌谣的人也越来越少，可谓屈指可数了。

民俗学（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组成立以来，科研人员共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近20项，主持省部级课题11项，各类研究经费500多万元，出版学术专著20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成果获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文学奖，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贵州省文艺奖一、二、三等奖等，贵州省专业文艺奖三等奖等20余项。还主办了“中国南方史诗与口头传统研讨会”等高端学术研讨会6次。为了加强民俗学（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建设，培养学科团队，提升学科质量，增强学科影响力，学科组在学校党委、行政关心支持下，利用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组织学科成员开展了“贵州民俗文化研究丛书”编写出版工作，计划推出10部左右著作，主要涉及苗族口头传统、布依族摩经、水族碑碣文化、毛南族文书与文化、地方志民俗资料、民族歌曲等研究领域。它们多是各位学科成员立足贵州和黔南大地辛勤耕耘，带着“泥土芳香”的成果。

佤族是云南的世居独有民族。在前些年开展“佤族中医体质学调研和人类学考察”“佤族医疗经验的收集和整理研究”等课题研究工作中，我们有机会深入阿佤山区。在与佤族同胞的接触中，我们了解到这个生活在群山深处的“直过民族”过去由于交通不便，几乎与世隔绝。中西医的传人时间不到100年。在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漫长历程中，主要依靠本民族的传统医药与疾病斗争。众多因素导致他们历史发展迟滞，更由于人口较少，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没能形成本民族成熟的医药理论知识体系，医学形态尚处于经验积累的早期阶段。他们之所以能在险恶的环境中生存繁衍，除了有民族的医药帮助应对疾病之外，还有维护健康和预防疾病的一些有效措施。而这份健康智慧“默默地”落实并体现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之中，“隐藏”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之中。这一发现，激发了我们想要突破医药的局限，从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来进行探索，并把它们“挖掘”出来，作为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以弘扬的想法。带着这份激动和求解的热情，在2009年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的支持下，我们开始了“佤族、怒族传统医药文化研究”课题的研究工作。《阿佤山的健康智慧：佤族传统医药文化》是采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在民族医药文化研究方面的新尝试，是从民俗文化角度研究民族医学文化新途径的探索，是民族学和民族医药学科的跨学科综合研究。

《西藏文学》作为西藏文联的机关刊物，在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为西藏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推出了一大批有全国影响力的作家、作品，但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文学参与社会建设方式多样化，《西藏文学》需要适应新的社会需求，挖掘新的文学力量的潜力，凸显新型的西藏文学建设的特色，以更好地适应西藏社会发展的需求。《西藏文学》不仅要着眼于西藏，刊载有西藏特色的文学作品和美术作品，还应该具有民族文学的担当意识，辐射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西藏五省区的文学创作，甚至领五省区的文学创作方向，以再现藏区纯文学期刊的辉煌。《西藏文学》要不断地更新版面设置，不断地尝试新的文学表达形式，加强与兄弟省区市的文学交流，以全新的方式参与当代中国的文学建构，力争更好地塑造出全新的西藏形象；应该更加注重作家队伍的培育，加强批评队伍的建设，使得西藏表达、西藏形象更加深入人心。《西藏文学》的市场化探索应更为审慎而深入，主动与文化资本结合，自觉符合互联网时代的文学传播方式，争取社会效益、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共赢。

《雪霁》《大地的四季》和《草的四季，草的忧伤》在蓝冰的整个诗歌创作中非常具有代表性，三组诗、三种维度、呈现三种不同的诗意取向，而同时又是作者内在气质的必然发展和延伸，更是作者对生命领悟、思考和认知的过程。从对纯粹的雪的向往期许，到对磅礴的大地四季的歌唱，再到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草的赞颂，无不诗意地体现着作者对生命认知的深化与攀升，也大致可以说由情感而至心灵、由心灵而至智慧的蜕变，是诗的成熟，也是生命的成熟。

《民族志导论》主要内容包括导言，民族志发展历史，从田野到文本：民族志的生成，民族志的多元形态，参考文献。

十五年前，伴随着那场令世界尤其是国人至今胆寒的SARS事件终结的曙光，我步人中央民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未曾想到的是，自此与“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毕业后进人民族出版社成为了一名编辑。人社伊始，就在时任社长禹宾熙先生的指导、支持下，着力推动中国学术著作走出去。坦率地说，*初，信心极为不足。个中原因颇多，其中，重要的是，作为一名新人行者，承担如此重大的工作甚感力不从心。同时，也认为，中西学术之间，无论是关心的问题，还是写作的角度、方式等，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二者之间进行对话的难度较大。但是，在著名学者牟中鉴教授等诸位专家与各位领导、同事的大力指导、支持下，两年后，《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的英文版权顺利输出给世界著名学术出版机构博睿出版社。这，给自己增添信心的同时，也开启了艰难的翻译之旅。十年后，《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的英文版终于问世！从英文顾问的介绍、书评以及经济收入等情况综合分析，其在翻译类学术作品中表现颇佳，且合作双方对此次合作均为满意。因此，双方又达成合作出版汉文版总字数近3000万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指南丛书》的协议。在推动中国学术作品走出去的过程中，一直有“摸着石头过河”之感。因为，虽然有国家的大力支持，有其他出版社同行的努力，但国家大力扶持下的中国出版业自觉走出去之历史，毕竟历时甚短，值得反思的问题多多。有些问题，理论上是清楚的，但操作起来是模糊的；有些问题，在理论上也还处于探讨阶段。具体到位于出版业*的学术出版的走出去，再至于学术出版中的小众——民族学术出版的走出去，情况就更加不容乐观。于是，萌生了将自己的心得、体会等做一总结，以期抛砖引玉的想法。但，想想是容易的，做起来却很难。当然，自己的懒惰是重要的原因，所以一直“久拖未决”。直至《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英文版出版完成的2017年，终于决心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