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西北重镇兰州的兰州大学，拥有悠久的民族学和边政学研究传统。1949年前的兰州大学就立足区域与民族特色，在民族研究领域有了一定的探索与积累。一是以马鹤天、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边政学、边疆学研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第二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中，马鹤天、顾颉刚、黄奋生等均为当时的代表人物，而这三位学者都与兰州大学有交集。1928年2月22日，甘肃省务会议决定在法政专门学校的基础上合并中山学院成立大学，组建以教育厅长马鹤天为首的7人筹委会，4月1日正式成立“兰州中山大学”，马鹤天任首任校长（1928年2-11月在职）。马鹤天由此而成为兰州大学民族学学术系谱中的重要一环。他的《甘青藏边区考察记》堪称民国时期关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准民族志”作品。历史学家、边疆研究代表人物之一的顾颉刚，一生有六次西北之行，其中为期长的两次，都是在甘肃。1937年9月至1938年9月，他到甘肃、青海考察并著有《西北考察日记》。1948年6-12月，他应辛树帜校长之邀赴兰州大学任教并任历史系主任。二是“魁阁”团队成员之一谷苞先生在兰州大学任教并从事民族研究。谷苞出生于兰州，1935年赴清华大学求学，后转入社会学系，在陶云逵教授指导下学习人类学、民族学课程。1941年10月，他转到由吴文藻教授、费孝通教授主持的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组的社会学研究室工作，度过了三年的“魁阁”调查时期。1944年，他到兰州大学任教，开设民族学相关课程并在洮河、白龙江流域及甘肃各地开展田野调查。1949年8月，谷苞随解放军西去新疆，开始了另一段学术生涯。三是国立兰州大学边疆语文系的设立。1946年，国民政府正式设立“国立兰州大学”，辛树帜校长首倡开设边疆语文学系，设藏语、蒙古语、维吾尔语专业。藏学专家杨质夫先生受邀担任边疆语文系主任，先后任教的学者有吴均、程克星、关德栋、丹巴嘉措、王沂暖、李国香、胡斯振、马宏道等著名学者。1952年在新中国院系大调整当中，已改称少数民族语文系的原兰州大学边疆语文系，与原西北大学边政系一起，被划归到新成立的西北民族学院当中。此时，有一位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从西北大学边政系来到了西北民族学院任教，他就是黄奋生先生。黄奋生完成了我国*部藏族历史教材《藏族史略》，应兰州大学的邀请在历史系开设了“藏族史”课。在此时期，一位年轻的新疆学子进入兰州大学历史系求学，并逐渐走上了民族学研究的道路，他就是杨建新先生。1958年大学毕业的杨建新先生留校任教并参加甘肃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领导了对东乡族的首次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写出了《东乡族简史》。1959年底到1963年，杨建新先生受兰州大学派遣到中央民族学院进修，师承民族史大家翁独健教授，并得到蒙古史学家贾敬颜、藏学专家王辅仁诸教授的指导。

每年都要在横断山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藏彝走廊地区某一段走一阵，遇到有意思有感觉的地方，就多待一段时间。今年选了一南一北两个地方。一个，这条走廊北边的四川岷江上游的黑水县。然后，又南到了云南丽江。通常的地理与文字考察之外，自然听到许多不同的歌唱，看到不同的舞蹈。这就是横断山区让人入迷的地方：不止自然景观奇伟，更在于与这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一样丰富绚烂的多样性的文化呈现。因此之故，我常常说，青藏高原东缘的横断山区就是我的课堂。体味人生的课堂，学习文化的课堂。那些民间口传文学的讲述者，那些民间的歌者与舞者，都是我的老师，更不要说，那些对这些口传材料与歌舞进行整理与研究、继而推陈出新的有成就者了。他们常常都是我请教的对象。今年5月到丽江，就有当地一位普米族朋友和一位纳西族朋友带领我，深入民间。参加了普米族、纳西族和彝族民间文化整理和研究者们的聚集，使我受益良多。纳西族朋友聚集那一次，本说宣科先生也会来出席，我想听他说说纳西古乐。但他因为年高，*终没有出席我们热闹的聚会，但托人带来了他的书、他的音乐。遇到雨天不能出门时，我就静下来，在古乐声中，读他的书。前次去黑水也是一样。在达古冰川管理局所设民俗博物馆中看到一袭古老的皮制铠甲，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动问几句，当地朋友马上找来一些相关的资料，当夜，就放在了我的床头。灯下展读，知道过去的蛮荒时代，不同部落间彼此征战时，出征的武士们就身穿这样的铠甲。当战争渐渐成为记忆，这皮制铠甲便成为舞蹈的道具。人们通过舞蹈重演历史。悲怆凝重，是整个部落的人们送武士出征的场景。高昂狂放，是整个部落迎接英雄归来的情形。未到现场观赏这个舞蹈之前，我便通过其中一篇文章详知了一切。或者说，这篇文章帮助我在实地观赏舞蹈前做了一次很好的功课。因为这篇文章还详解了这种舞蹈的音乐与舞蹈动作的特点。再看此文的作者之一，却是一个熟悉的名字：杨莉。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民族和谐融洽共同书写了伟大祖国的悠久历史。在我国56个民族中，全国总人口在30万人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共有28个。这些民族是：珞巴族、高山族、赫哲族、塔塔尔族、独龙族、鄂伦春族、门巴族、乌孜别克族、裕固族、俄罗斯族、保安族、德昂族、基诺族、京族、怒族、鄂温克族、普米族、阿昌族、塔吉克族、布朗族、撒拉族、毛南族、景颇族、达斡尔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仫佬族、土族。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8个人口较少民族总人口189万人。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人口少、特点各异，居住边远、跨境民族多，群众困难多、****多，容易被忽视、面临边缘化。部分人口较少民族地区虽然经济取得较快发展，群众收入水平有了一定提高，但与发达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实现人口较少民族全面可持续发展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针对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实际情况和特殊性，国家制定实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专项规划，通过重点扶持，逐步缩小乃至消除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文集》有两个功能：一是资料积累，二是培育人才。首先，《文集》作为平台和园圃，发表在职的尤其是中青年学者的新作，培植幼苗，奖掖后进。从长远来说，也是一份很好的资料积累。其次，系统收集整理老一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宣传报道，也是《文集》的重要任务之一。我所老一辈学者围绕党和政府的民族宗教中心工作，深人民族乡村和宗教活动场所进行调研，宣传报道，建言献策，为党政部门决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也展示了福建省民族宗教工作新风貌，扩大了影响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三十年来，几代学人薪火相传、默默耕耘，逐渐形成注重现状实际、兼顾基础研究、进行正面宣传的优良传统，取得了可喜成果。所有这些优秀的成果都是弥足珍贵的，但由于这些成果大都散见于各种报刊，加之岁月流逝，相当一部分已经不易查找。因此，有系统地将其重新集结出版，作为一份学术积累传诸后世，是十分必要的。

在朝鲜语演变史研究领域，《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朝鲜语的历史演变及特点研究》可谓“后出转精”之作，创新点和特色都很鲜明。首先在视角上，以近代朝鲜语为参照点，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考察了朝鲜语从中世纪到近代的发展脉络，并试图总结其演变规律及特点。大胆突破以往学界对中世纪朝鲜语发展史的划分模式，从语言演变的实际出发，以“壬辰倭乱”作为中世纪朝鲜语向近代朝鲜语发展的重要分水岭，把15世纪末至17世纪初看作是由中世纪朝鲜语发展到近代朝鲜语的过渡时期。其次，在描写和解释上，有诸多发现和新见解。1）发现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朝鲜语的标记规则中，增加了形态一音位主义标音的成分。2）音位的辨义功能减退，是导致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朝鲜语的音位体系变化的主要动因。动态的语音序列中，原有的音位结构在前后音节极度紊乱的状态下，受到同化及类推影响，渐渐失去原有的区别特征，发生了音位移动和音值演化，继而导致整个音位体系的重组。3）同一种语法形式的不同类型标记得到简化，语素变体的总体数量持续减少，助词和词尾的语法功能也得到优化，语句表达变得更加合理、准确，短语结构关系趋于牢固，语段不同层次的划分逐渐清晰，歧义句减少。4）词汇新陈代谢加速，方言词汇之间的相互渗透与交融日益频繁。5）固有词的词义范围缩小，一些词的古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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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乡县的四周虽然有黄河、洮河、大夏河、广通河流过，但东乡县却是以干旱闻名于世。东乡族的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与恶劣自然环境顽强奋斗的历史。在漫漫长河中，他们不屈不挠地建设着美好的家园，哺育了无数东乡族儿女。东乡人的付出、东乡人的辛酸与快乐只有东乡人心里清楚。外人如果不长期深入到东乡族之中，是很难体会到东乡人的世界，分享他们的所想所知的。范景鹏博士正是这样一位能够长期深入到东乡族社会的研究者。在兰州大学读研与读博期间，景鹏同学就已开始关注甘肃的回族与东乡族。毕业后，他主动要求挂职到东乡县唐汪乡，这使得他有幸走进东乡族，对东乡族的历史、文化、宗教、社会进行深入地了解与研究。现在，范景鹏博士已经是东乡族研究中的后起之秀。范景鹏博士干事力求完美，疾风暴雨地去干。他的眼界非常宽，学术功底扎实，有深厚的伊斯兰传统文化底蕴，能敏锐地发现问题。这本《中国东乡族概论》单从书名上看不出特别的地方，但你细细读来不难发现，书中有许多独到之处，足以反映出作者对于东乡族文化研究的独特视角、对于东乡族独特民族性格的了解以及扎实的田野功夫。东乡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整理、挖掘和开发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对于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旅游产业、促进地方经济建设、宣传东乡县等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近年来，社会各界人士对于东乡族文化多有介绍，对于宣传东乡族文化作出了一定贡献。但美中不足的是，这种“智者见智，各取所需”式的介绍，只从某一方面作了宣传，缺乏完整性。

口头文学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裕固族口头文学在裕固族民俗文化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是承载历史。裕固族历史源远流长，但是典籍记载十分有限，不同时期的历史脉络主要隐藏在不同形式的口头文学中，镶嵌着口头文学的各类仪式是裕固族人认识历史面向未来的重要途径。二是规范传统与乡土教育。裕固族纷繁复杂的历史与周边多元文化的频繁接触，形成了多姿多彩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当族群内部交流与身份确认时，口头文学起着重要的桥梁和认同作用。三是自我展演。通过演述口头文学展示自我文化确认自我身份。芬兰民俗学家劳里·航柯（Lauri Honko）认为，文化不是在事物中，而是在人们看问题、应用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中。当传统变成文化，就会发生一些重要的现象。一个群体通过各种渠道索求传统的东西，常常是偶然的，但它获得了一种系统特征。对秩序化过程来说，关键是选择。没有挑选、采纳和扬弃的潜力，没有对进入现实利益和价值系统的可用要素的调适，没有社会的控制和排解，就没有传统能够进入文化。看似散漫，毫无边际的口头文学在裕固族内部一次次的演述与接收中不断注入本族传统，从而成为本民族文化群体自我辨识的一种强有力的符号。研究裕固族口头文学等于研究了裕固族重要的内容，也是一项基础研究。李建宗博士的团队所做的《裕固族口头文学研究》是对裕固族口头文学传统的一次系统梳理，之前虽有武文先生的《裕固族文学研究》问世，但《裕固族口头文学研究》主要从文学史角度书写，材料的取舍筛选也受丛书体例限制。通览《裕固族口头文学研究》有以下特点：一是在资料选用上，作者主要依靠自己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的一手资料，同时，把语言学著作和语言学话语材料作为口头文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来运用。

《北京地区少数民族古籍研究丛书》是一套全面反映北京地区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史学、哲学、医学、历算、艺术、宗教等方面的丛书。

史料是治史者的基本功，史料掌握的多少，直接关系研究的深度和广度。19世纪后半叶以来，已经有一些国外的探险者、传教士陆续进入循化县，开始对撒拉族的语言、历史以及宗教进行过研究。20世纪30年代以来，撒拉族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陆续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但是，前者基本依靠田野调查和口述史料做研究，后者则基本凭借有限的汉文史料讨论。尽管那时候对撒拉族史料掌握的不够全面，却也开启了撒拉族研究的先河，尤其是对撒拉族语言系属关系、撒拉族历史发展脉络特别是清朝时期苏四十三反清事件等作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系统研究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民族识别和历史语言调查的需要，国家对少数民族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情调查，并于1954年初确认了撒拉族为我国独有的少数民族。60年代初，时任青海民族学院副院长郭若珍委托政教系杨兆钧教授组织部分教师组成民族史编写组，地方史学家芈一之先生等参与了这项工作，并分赴中央档案馆、南京近代史料整理处、甘肃图书馆等地，做了大量史料摘录工作，这项工作可以说是筚路蓝缕。1963年5月，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撒拉族史料摘抄》。与此同时，由*****民族研究所青海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于1958年9-12月间，赴循化进行了大规模社会历史调查，并于1963年9月完成《撒拉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这两本书的完成，是1950年代实施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直接成果。1979年夏，青海省根据国家要求成立少数民族五种丛书编委会，1981年5月，《撒拉族简史》完成定稿。同时印行的有《撒拉族档案史料》与《撒拉族史料辑录》两本史料，共计有42万字。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芈先生出版了《撒拉族政治社会史》（1990年12月），后经过修改增补，于2004年出版了《撒拉族史》，完成了对撒拉族历史的系统研究。在这些成果以及大量研究撒拉族的著作和论文中，前人所做的史料整理工作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撒拉族学者韩建业副教授承担的“青海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十五规划项目”《撒拉族史料集》，2005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原来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极大地丰富了撒拉族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