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中的上海市民》选用市民的角度来分析上海在改革与现代化发展中呈现出来的经济与社会这种内在的变迁关系，力图将西方主流的社会经济结构理论和关于中国具有身份社会特征的经验解释结合起来。通过对不同身份族群的生存状态和市民情况来分析和解释中国的社会变迁，探求其保持持续发展的可能性。1980年以来中国的发展与变化，吸引着各种学科理论的关注。总的看来，不同的理论兴趣出自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用已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发展，二是如何从中国的发展中生成不同的理论发现。上海历来被认为是研究中国现代化的钥匙，她的题材具有特定的研究价值。

本书的逻辑思路是：在厘清了国内外有关激励理论的基础上，从企业契约理论、代理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以及心理激励理论的理念出发，探究了被激励者目标、行动与结果关系、产品质量考核以及履约过程等因素与组织内人工设计的激励契约的不完备性的关系，并强调组织文化对不完备激励契约的弥补功能。为此，本书共分3篇10章。第1篇为不完备契约的理论基础，包括第1、第2和第3章。第1章简要说明了本书研究的目的，评述了国内外有关激励理论的研究成果，介绍了本书研究的基本内容和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第2章简述了企业契约理论、代理理论以及人力资本理论，为研究组织内激励契约提供了经济学基础，同时简述了社会资本理论和互惠行为、社会认可、特殊任务等心理学实验成果，为研究组织内的激励契约提供了社会学和心理学基础；第3章介绍了契约的起源及其发展，分析了契约的不完备性是由行为人的有限理性、信息的不对称与不完全、交易成本以及不确定性因素造成的，进而阐明了组织内作为契约的一种的人工设计的激励契约注定是不完备的。第2篇为不完备契约的深层原因，包括第4、第5、第6和第7章。第4章从被激励者目标的多元化与激励形式的局限性角度阐述了组织内人工设计的激励契约不完备性原因；第5章从行动与结果间关系的不确定性角度阐述了组织内人工设计的激励契约不完备性原因；第6章从产品质量考核角度阐述了组织内人工设计的激励契约不完备性原因；第7章从履约过程中存在问题的角度阐述了组织内人工设计的激励契约不完备性原因。第3篇为不完备契约的文化弥补，包括第8、第9和第10章。第8章讨论文化的概念及其文化作用的二重性，指出组织文化激励是不完备性契约的最好补充；第9章指出组织文化是由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构成，并对组织文化构成要素的激励效果进行比较；第10章指出信任对组织文化的重要性，并对组织信任进行了实验研究。本书力图从跨学科的角度探讨人工建立的微观组织的激励契约的不完备性问题，而且，本书主要考虑的是对组织内一般员工的激励而不是对经营管理层的激励。领导是舟，员工是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但愿本书的研究成果能为在实践中设计和选择更合理的激励契约提供有效的咨询信息。

对孝德的强调是传统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孝有着丰富的哲学和伦理内涵，深刻地影响着世代中国人的道德思维和行为实践，它是个人心灵和谐的最基本元素，进而是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天人和谐的基础和起点。 本书分为五章。第一章讨论孝观念的涵义、起源和发展，传统孝道的现代转化，以及孝与中国人自我建构的关系；第二章探讨中国文化中的和谐观；第三章探讨存在于当前我国社会的道德危机，以及如何通过孝道教育等基础道德教育进行应对的问题；第四章讨论孝与我国农村养老问题，以及由孝道危机引起的部分农村老年人的艰难处境；第五章是全书的总结篇，就“孝”与“社会和谐”的关系再作进一步的探讨。

《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是人类学学科一本理想的指南，清晰而可信地界定并讨论了一些具有持久价值的核心概念，包括：相异性、流言飞语、控制、亲属关系、阴性书写、人权、家与无家、叙事、暴力等。每一个关键概念的条目都配有相应的交叉参考说明以及详细的参考书目。《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第2版）》讲述了以往和当前以及未来可预见的讨论，将人类学置身于一个宽广而变化的人文视野之中加以审视，汲取和借鉴了其他相关学科的大量资源，如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文学批评以及语言学等等。对于学习和教授人类学的人来说，这是一本极好的参考书，亦可为存兴趣了解“人类学智慧”的人提供一个问题式的研究性路标。

苏瑞福教授为国际知名统计学家，尤善人口统计学。苏教授学养甚深，自1963年获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哲学（统计学）博士以后，长期任香港大学和新加坡大学统计学教授，并曾于1971—1975年出任新加坡统计委员会主席，出版有《新加坡经济统计导论》、《新加坡经济和社会统计指南》、《新加坡人口》、《马来西亚人口》等英文著述，多为该研究领域之经典。 《新加坡人口》为苏教授代表作之一，初版于1999年，即为该领域扛鼎之作。2007年再版时，又补充大量最新统计资料，是研究新加坡人口、族群结构、社会政策沿革和现状的重要参考书。新加坡与中国一衣带水，是中国在东南亚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新加坡华族是中国移民的后裔，与中国有密切的民间交往。故《新加坡人口》一书，对研究东南亚社会、经济和民族、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东南亚华人事务、后工业化时代人口问题等，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这是我们选择该书为东南亚名著译丛之首的主要原因。

《他们眼中的性别问题：妇女/性别研究的多学科视野》基于这两期研训班的专家讲座，反映社会学、心理学、人口学、生命伦理学、法学、文学等学科领域专家视野中的妇女／性别研究方法和成果。该书不仅可以成为相关学科领域研究者的专业参考书，而且也可以帮助社会各界人士了解和理解妇女／性别问题。2007年4月和8月，中国妇女研究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及新疆妇女研究会合作，分别在北京市和乌鲁木齐市成功举办两期“妇女／性别研究培训班”，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法学研究所、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美国研究所、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及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等多个单位的著名专家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国际、国内的视野，探讨妇女／性别研究方法、规律及规范，分享研究工作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体会，受到与会者的广泛欢迎。

国民素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所谓国民素质，是指一国国民在先天禀赋和传统文化影响的基础上，在后天教育和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包括身体、心理、社会文化特质等在内的综合素质。国民素质包括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文化素质，它具有先天不同性与后天发展性、历史性与现实性、协调性与非协调性、个体性与群体性等特征。国民素质是是在实践中养成的。在它养成的过程中，社会的制度、道德、教育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个体的“知、情、信、意、行”五要素的均衡发展和有机循环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社会实践起着桥梁纽带的作用。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对包括人的素质在内的人学研究一直是思想家关注和探索的焦点，形成了形态各异、精彩纷呈的学术流派和理论体系。我国古代文化向来以研究人性见长，儒家提出了人性善和道德至上的主张；墨家提出了朴素的博爱、和平、互利、互惠的思想；道家提出返璞归真、无为而治的理念；法家提出“人性恶”和“道德无用论”的学说。我国近现代思想家对人学的研究主要是对传统国民心理素质和社会文化素质的反思批判，梁启超提出了“鼓民力、启民智、新民德”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路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发出了以民主科学的精神改造传统的国民性、以民主科学的知识提升国民的社会文化素质的呐喊。西方古代思想家提出了自然主义的人性论、理性主义的人性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社会人”的观点。西方中世纪的思想家创建了宗教人学，以上帝的观点来解释人及一切。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以人的本体论反对神的本体论，以人性对抗神性，以人权拒斥神权。近代西方思想家提出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人文主义思想。现代西方思想家提出了精神分析理论、自我实现理论、以人为中心的人格理论、“存在人”的文化理论等。前人的研究成果为现代人学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指导我国国民素质发展的重要思想。它包括人的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两个方面。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做出了符合中国特点的发展。毛泽东提出了又红又专、政治与业务相统一的国民素质基本标准和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国民素质建设的思想。邓小平提出了“四有”新人的国民素质培养目标、发展生产力是国民素质提高的物质基础、发展教育是国民素质提高的关键、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国民素质提高的直接途径的重要思想。江泽民提出了紧扣时代主题，建构国民素质结构的新内容和新途径，以及国民素质提高与社会发展是双向互动关系的重要论断。胡锦涛提出了构建以人为本的国民素质体系及其实现的途径和方法，并将思想道德建设作为国民素质提高的着力点的时代命题。国民素质具有历史继承性和路径依赖性。传统国民素质既是现代国民素质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又是国民素质快速发展的包袱。我国传统国民素质在历史发展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首先，身体素质在魏晋南北朝之后因为民族大融合而得到明显改善。其次，国民心理素质总体上的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的心态，但也存在个别时期的人性张扬和人格独立。最后，社会文化素质的全面提升和近代性因素的逐步出现。传统国民素质具有积极因子或现代特质，它们是重视生命价值、兼爱宇宙万物、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天人合一”思想，　“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至上”思想，“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民本思想，国家至上的整体观念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不同事物和平共处的“和合”思想，“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和“知行合一”、“自强不息”的积极人世精神等。同时传统国民素质也内生了主体意识缺失、以孝治国、整体和实用的思考模式、官本位意识、小农意识等消极因素。在新的时期，因应时代的需要，传统国民素质的积极因子要进行现代转换，消极因素要进行彻底改造。国民素质发展受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社会所处历史阶段的影响。我国从农业到工业、计划到市场、封闭到开放、传统到现代的全面的社会转型极大促进了国民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和改善，但也带来了诸如体质上的亚健康、心理上的病态、思想道德上的滑坡、文化素质上的偏低、科学精神上的弱化、人文精神上的缺失等问题。在改革开放的转型时期，国民素质还没有实现全面而均衡的发展，原因在于：一是国民健康意识淡漠，学校体育、社会体育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二是社会转型的伴生物型塑了国民的功利化、浮躁化、虚假化、粗俗化、迷茫化的心态；三是经济落后制约了教育、科技、文化等事业的发展；四是民主法制建设滞后阻碍了国民素质的提升；五是市场经济的内在本性弱化了道德的威力；六是人与环境关系的不协调威胁了国民的身体健康。国民素质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是共生共长、互构互建的。首先，国民素质发展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条件和保障。表现在：国民素质发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条件，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前提，是人际关系和谐的关键因素，是促进和谐社会生态目标实现的必要条件。其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国民素质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客观前提。表现在：政治和谐为国民素质发展提供有力的政治保证；经济和谐为国民素质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文化和谐为国民素质发展创造有利的舆论环境；人与自然和谐为国民素质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条件。国民素质发展目标是国民素质发展的核心。科学的国民素质发展目标应该是：首先，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其次，具有现代个性力、人格力、适应力、承受力、应激力的良好的心理素质；再次，具有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科学思维方式、科学研究方法和现代知识结构体系于一体的科技文化素质；第四，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法制观念、市场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效益意识、开放和世界意识、民族和爱国意识等集于一身的现代思想政治素质；第五，具有较强的合理利用与支配各类资源的能力、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获取信息并利用信息的能力、综合与系统分析能力、运用特种技术的能力素质；第六，具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包括文明礼貌、尊重他人、尊老爱幼、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的社会公德；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勤俭持家、团结邻里的家庭美德。最后，具有扎实的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础文明素质。途径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国民素质目标的实现途径有五个方面。首先，大力发展生产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为国民素质目标的实现提供物质基础。其次，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增强民主法治意识，完善权利保障制度、法律制度、司法制度和民主监督制度，为国民素质目标的实现提供政治基础。再次，大力发展科教文化事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国民素质目标的实现提供文化道德基础。第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培养国民的生态文明意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促进人与社会和谐发展，为国民素质目标的实现提供生态基础。最后，树立完善人性、避免异化、增进福祉、公平正义的终身学习理念，建构由政府、社会、企业、学校、社区分工合作、监督制衡的终身学习体系，为国民素质目标的实现提供智力基础。

本书系段少军同志主持的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课题《新时期性道德的传承与创新研究》的成果之一，它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公民道德规范等理论为指导，从当今社会存在的性问题入手，紧密联系实际，对性道德的本质、作用、历史演变、核心、原则、规范、范畴、教育、评价、监督、修养、性行为道德、性心理道德、性文化道德、性卫生道德、性疾病防治道德、恋爱、婚姻、家庭道德、性道德的冲突、转向、融合与创新，性和谐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中国学术三十年：1978-2008》将活跃于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对各学科所涉及的理论与实践的重要问题所做的回顾、总结、反思等，集结成书，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这一重要而关键的历史阶段中国学术的全方位扫描与历史性总结。《中国学术三十年：1978-2008》的作者全部是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亲历者，而且其中不少人就是相关理论或实践问题的发起者或积极参与者，他们的回顾与思考因此更显珍贵。在中国社会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与创新性发展的今天，他们的反思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更多的是对现实与未来问题的思考。伴随着中国社会举世瞩目的巨大变迁，中国学术不仅取得了新的历史性进步，而且在跨越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中国的思想解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理论创新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人口引起学者系统地论述和关注，实际上始于工业革命之后，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轰动一时的《人口论》便是明证。人口引起世界范围内的研究和关注，则应该始于20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马尔萨斯时代开始，人口就成为挥之不去、充满争论的议题。进入21世纪，人口还将继续强烈吸引学者和世人的目光，还将继续为我们所关注。21世纪之交的1999年是人口学界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世界迎来了60亿人口日，这一年也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老年人年。看似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口现象——世界人口的空前规模与世界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迅速展开的巧合，却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及21世纪人口变化的特点与趋势。日本人口学界著名学者黑田俊夫高度概括和前瞻了20世纪50年代起的人口变化及趋势的特点，把1950～2050年这100年称为“人口世纪”，他认为人口这一百年是人类人口史上的分水岭。（黑田俊夫，1999）。前50年即1950～2000年是世界人口数量高速增长的50年；后50年即2000～2050年则是世界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老化的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