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暂住人口统计资料汇编》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全国登记的暂住人口的基本状况，主要包括：暂住人口分布、就业、居住处所、来自地区等情况，是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制定暂住人口管理有关政策的重要依据，也为社会各界人士分析、研究暂住人口有关情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编著的本书以表格的形式汇编了2010年度的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2010年）》内容包括：全国人口概况，包括人口分布、人口结构、户规模、性别比、非农业人口；人口自然变动；人口机械变动；全国市人口及分组；全国县人口分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区、市、县人口；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镇人口。

《认同关系与不同——中缅边境一个孟高棉语群有关茶叶的社会生活》由李全敏著，是民族志研究，主要探索中缅边境一个讲孟高棉语的群落——昂人（德昂族）如何在生产、交换和消费中使用茶叶来表达他们的认同和阐释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外人的各种关系，旨在发掘茶叶和昂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该关系对昂人的重要性。《认同关系与不同——中缅边境一个孟高棉语群有关茶叶的社会生活》集中讨论了两个问题：昂人如何使用茶叶交换的相关观念来表达他们对认同的特别想法和表述他们的社会关系；昂人在受到傣化和汉化的影响下如何使用这些表述来保持他们的自我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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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创新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研究者得出结论（1）分别阐明了八种生存策略与认知方式的具体关系，揭示了一定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策略要求其社会群体发展出与之相适应的认知操作和认知方式类型。（2）揭示了社会结构的紧密性和社会化倾向对人的认知操作和认知方式的制约作用。（3）揭示了学校教育、信息媒介等现代化影响因素对个体认知操作和认知方式的变化和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4）揭示了智力概念既有跨文化的普遍性，更有文化和地区上的特殊性，为使人们进一步理解人类智慧的起源和揭示智力的本质提供了依据。此外在若干具体问题的研究上有新发现，如首次发现了认知方式指标与食物储存程度的指标是“U”形曲线相关等。（5）认知方式和人格特质之间的关系随着年龄代表的心理成熟而逐渐分化，逐渐走向独立维度，民族文化、生态文化因素影响着认知方式的成熟水平。（6）相比于后期的智力发展，早期育儿摇篮方式对后期的人格发展影响更大，而且这种影响会因为年龄而有所变化，其中民族和是否使用摇篮对人格及智力的影响不一。这项研究成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为促进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和民族化，为推动国际跨文化心理学研究做出了理论贡献，并提供了宝贵的事实资料。与此同时，这项成果还对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教育学等学科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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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性（1）：一百五十年中外“中国人像”（最新版）》选取了国内外研究“中国民族性”的著名学者、专家或有识之士的著名论断，如梁启超、陶行知、张君劢、鲁迅、毛泽东、杜威、麦华陀等，所选文章既有肯定中国民族性中积极因素者，亦有全盘否定者，各种观点超越了时空之限制，为读者奉献出一部全面评析中国民族文化、民族性格的经典著作。

作者简介：萨仁娜，女，蒙古族，青海省德令哈市人，2004年、2007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分获文学学士和法学硕士学位，2007年师从中央民族大学杨圣敏教授攻读法学博士学位，并于2010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责任教于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科基础教学部。

《远逝的天堂：一个巴西小社区的全球化（第4版）》带给我们另一些启发：科塔克研究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巴西渔村，这个南美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后半程率先走上了现代化、全球化之路，走在了中国的前列。曾经摆在巴西社会、巴西渔村面前的社会、文化、生态、政治问题，今天同样摆在了追求现代化、面临社会转型期巨大变革的中国人眼前。工业开发对农村土地的开发与利用、传统生计方式在工业化面前的转型、城市扩张与乡村发展、工业进程与环境污染、旅游开发与商业化进程，以及新宗教的出现、新社会分层的涌现、外国人／外来移民者日益成为城市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包括亲属关系在内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等等，一切都似曾相识。相同的问题在追求现代化跨越式发展的中国同样涌现：工业与污染、农村征地、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都是发展过程中引人注目的问题，如何借助人类学的视角，理解并认识中国飞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新情况，或许是科塔克从南半球带给我们的一块“他山之石”。

《人口·社会·法制研究（2011年卷）》为贵州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人口·社会·法制研究中心学术年刊2011年卷（总第8卷）。该集文稿主要来源于基地课题、其他课题及其他相关专题研究，涉及人口问题、社会发展、法律法规与实务、政治建设、民族文化以及教育教学、公共管理等方面内容。文集中研究报告和文章均独立成篇，资料丰富，内容具体，针对性强，具有一定的学术与实践参考价值。

人权司法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实施人权有效保护的基本选择，大体存在美国司法审查和德国宪法诉讼等较为典型的司法模式选项；而作为一国最高审级的最高法院一般具有审判功能、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并呈现司法能动主义抑或司法消极主义的功能形态；基于不同的宪政体制和法系传统，各国最高法院可能借助正当程序或比例原则等司法工具不断扩展本国宪法的基本人权清单；我国最高法院的人权保护功能虽然有别于美德司法模式，却能从英法等国获得诸多启示和借鉴；如今中国“能动司法”改革也不同于欧美的司法能动主义实践，却又通过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等形式展现出人权保护中最高法院的司法功能归位与改善的些许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