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成果包括： 1．对健康贫困的内涵、成因、基本特征以及如何测度进行了系统的全面总结和辨析，并以中国农村人口健康贫困为例，对健康贫困的现实成因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的分析，加深了对健康贫困问题的理解，为研究中国城市农民工的健康贫困设置了参照与现实背景。 2．对中国城镇农民工具有健康贫困高风险性的现状、基本特征及其影响进行全面分析。在对中国城镇农民工生存特征和健康贫困的形成机制有较为清晰和客观科学的分析论证结果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规避农民工健康贫困的政策制度框架。 3．健康贫困具有很强的利益刚性，既有社会结构的问题，更有政策和制度问题，因此规避健康贫困是一个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综合作用的系统变化过程。 从本书力求解决问题的目标来看，首要应解决农民工的发展能力问题。应注重农民工的主观能动性及其在社会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的发动、组织和培养。加强教育和健康两种方式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力度，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利益表达能力与信息获得能力的培养，以期充分发挥农民工群体的内在张力，提高农民工自身规避健康贫困的能力。 从解决途径和机制来看，要把政策调整与制度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分步骤分阶段地实现规避健康贫困的目标。由于政策的调整如果没有制度的改革，那么其效力就会受到影响，甚至根本起不到作用，因此制度改革比政策调整具有优先的重要地位，只有从制度上进行有目的地、系统的改革，才会推动各项政策的调整，同时带来健康贫困问题的解决。 进行制度变革是规避健康贫困的重要动力。农民工健康贫困具有鲜明的制度性特征，深入分析导致农民工健康贫困的制度原因并进行相关变革是规避健康贫困、实现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本书提出消除由户籍制度引发的经济、管理歧视，并逐步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与措施。

《当代中国的精神力量》围绕“精神力量”这一核心，以“推动发展的精神动力”、“成就发展的精神品质”和“提升发展的精神境界”为纲，从精神力量的独特视角剖析当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对改革开放以来三个历史时期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状况及其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展开讨论。上海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何锡蓉是《当代中国的精神力量》合著者之一，在她看来，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是“社会意识”的深刻变化过程。

《渐进与巨变：近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农村的人口与社会变迁》旨在对近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农村的变迁图式进行剖析，力图在经验资料的基础上与相关理论进行对话。从资料方面来看，《渐进与巨变：近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农村的人口与社会变迁》采取了剖析麻雀式的个案研究，搜集了大量193l—1999年江苏无锡峭岐地区的历史演变资料，其中包括人口、土地、技术、制度变迁等多方面的经验材料与数据。《渐进与巨变：近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农村的人口与社会变迁》共分上、下两卷。上卷主要对人口压力、经济增长与长江三角洲的社会变迁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并以峭岐地区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对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详细探讨。下卷以峭岐地区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对社会、文化、政治等渚多领域的发展历程展开了分析，探讨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变迁。《渐进与巨变：近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农村的人口与社会变迁》适合社会学、经济学等专业师生，以及相关领域研究者、爱好者阅读使用。

我国政府自1999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国家发展战略，这是为了使中国社会经济在21世纪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持续保持较高速度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近20年来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和沿海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正在不断扩大，不仅严重影响了国内各区域间的社会整合和经济整合，并且引发许多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已经弓1起中央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2004年课题组申请到教育部“西部开发中的人口流动与族际交往研究”重大招标项目。2005年先后在西部六个重要城市（乌鲁木齐、拉萨、兰州、银川、西宁、格尔木）组织了流动人口的大规模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2239份。马戎等编著的《西部开发中的人口流动与族际交往研究》是这一课题的最终成果。本书的主要内容除“导言”外，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2005年秋季展开的西部六城市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的调查报告，各城市一篇加上汇总研究报告共有七篇。第二部分是各地课题组成员对于当地流动人口问题的专题调研报告。在专题调研报告中，拉萨出租车行业流动人口调查的对象是拉萨城关区流动人口的一个特殊群体“出租车司机”。自我国城市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并开放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各种限制后，我国各城市的出租车行业发展迅猛。拉萨城关区的出租车司机分为外省汉族农民工和本区藏族司机两大群体，调研报告对拉萨出租车行业的发展历史、管理办法、实际运行规则，以及出租车司机队伍的来源、构成等都做了具体详细介绍与分析。在农民进城务工经商谋生的过程中，由于与城市常住居民在户籍身份、政策差异以及他们在原居住地（地缘网络）、语言（方言）、生活习俗、宗教等方面的特点，在许多城市里出现了以某地区外来人口相对聚居的现象，成为城市管理中需要给予特殊关注的问题。本书另一篇专题调研报告的研究对象是兰州的“东乡村”，对东乡族进城人员的城市适应与文化调适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主要聚居于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撒拉族，是我国在语言和宗教等方面具有自己特点的一个人口较少民族，历史上撒拉族有长途经商传统，所以撒拉族的人口流动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迁移现象。目前在北京和沿海大城市中的许多“穆斯林餐厅”都是由撒拉族开设和经营。新疆石河子是一个以生产建设兵团为核心在新疆戈壁滩上建立起来的一座新城市，由于石河子市以汉族人口为主并在管理体制上具有特殊性，这一城市的流动人口也具有与新疆其他城市不同的特点，石河子市流动人口调研报告可与乌鲁木齐的调查报告等结合起来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在新疆不同类型的城市中流动人口具有的共性与特性。大多数迁移调查都是在“迁入地”开展，主要调查迁入者的迁移史、迁入后的居住、就业和消费情况以及与当地居民的社会交往，他们的迁移对当地的资源（住房、就业、基础设施、福利项目等）带来了什么影响。同时，把移民群体与本地居民群体进行的比较研究（受教育结构、行业与职业结构、收入与消费水平、居住模式等）可以帮助研究者了解人们迁移的目的和迁移后的生活状况。但是，在“迁出地”的调查研究在社会学研究中同样十分重要，在移民迁出的社区，研究者可以分析“迁移者选择性”的专题，分析在当地居民中，是哪些人更倾向于外迁并实施了迁移行动，他们的迁移活动对当地居民和社区带来了哪些影响，如是否增加了人均土地资源和就业机会等，他们是否给留居的亲属汇款并切实提高了家庭收入。所以，本书中最后两篇调查报告就是作者分别在内蒙古赤峰土地资源相对紧缺的半农半牧区和新疆喀什维吾尔聚居区开展的“迁出地”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西部开发中的人口流动与族际交往研究》在2008年在西藏自治区的拉萨、日喀则、泽当3城市开展了第二次流动人口问卷调查，回收问卷2463份。这次调查的结果与2005年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后发现，西藏的外来流动人口规模仍在继续增加，而且汉藏流动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这些都需要当地政府及时关注。

在《空间·文化·表演：东北A市男同性恋群体的人类学》中，空间有两层含义。首先笔者将空间操作化了，即空间作为研究过程的沟通工具和叙述框架出现。其二，《空间·文化·表演：东北A市男同性恋群体的人类学》所涉及的空间根据研究主题需要，基于同性恋群体的生活现实，被划分至三个领域：城市空间、家庭空间和商业空间。文化的视角细密地编织在不同的空间之网中。它使用自身的潜在逻辑来构建和组织空间，并结合时间、环境、人际沟通等不同设置赋予空间意义，制定空间规则，设定空间边界；同时在空间再生产实践中完成同性恋文化自身的生产。人生如戏。表演是同性恋群体贯穿人生历程的重要生活方式，它表现为眼神在城市空间中表演情欲，直觉性地营造情境的能力在家庭空间中表演责任和权威，以及性愉悦实践在商业空间中表演消费。它将“空间”和“文化”有效地连接起来，有助于从整体视角了解都市同性恋群体的生存现状。

族群关系的内容非常广泛，有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婚姻关系、同学关系、朋友关系等。本书并不打算面面俱到地研究马来西亚马华两大族群之间的所有关系，根据已有研究的成就与不足，本书将着重探讨马来西亚的华人与马来人两大族群关系的发展变化及矛盾与症结，特别是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族关系演变与马来西亚社会稳定发展的互动联系，目的是探讨马来西亚在各种族群矛盾交织和不断摩擦冲突的情况下，整合族群矛盾与平衡各种族群利益，避免族群间暴力冲突，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的深层原因。

《首都人口与环境关系：理论与实证研究》由童玉芬等所著，本书是在作者多年来对北京市人口与环境资源领域里的系统研究的一个总结和整理。以北京市的人口与环境资源关系为主线，采用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全面系统地对首都北京的人口与资源和环境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中国民族理论研究（2010）》收录了《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法律依据与主要内容》；《宁夏“吊庄移民”民生工程的效益评估》；《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生存现状调查与分析》；《少数民族地区公共卫生事业的调查与思考》；《新形势下影响民族团结的因素分析》等文章。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 （IUAES） was established on August 23， 1948， when it merged， in fac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 （ICAES）， which was founded in 1934. The latter was the product of various Congresses of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starting in　1865.The IUAES is one of the member organiz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 （ISSC） and also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Philosophy and Humanistic Studies （ICPHS）. The IUAES is also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Unions （ICSU）. Its aim is to enhance ex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among scholars of all regions of the world， in a collective effort to expand human knowledge. In this way， it hopes to con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uman society， and to a sustainable future based on harmony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 The IUAES once noted a draft statement on the future of world anthropology in “Current Anthropology” （1979）： “The scope of anthropology in terms of areas of human interest includes such critical issue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as problems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ressure for the progressive reduction of disparities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world order，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state， ethnic pluralism and the future of 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harmonization of the roles and functions of institutions with the basic and derived biological and psychic drives of man.” The IUAES itself consists of n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s in more than 50 countries 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 and also includes some hundreds of individual members. The research effort and involvement of the IUAES is principally arranged by its scientific commissions， of which， currently， there are twenty-seven， and each of which concentrates on some areas of anthropological interest. They included ethnic relations， aging and the aged， women， children， youth， migration， epidemiology and Aids， tourism， primatology， linguistics， and so on.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 （IUAES） was established on August 23， 1948， when it merged， in fact， with the Intemational Congress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 （ICAES）， which was founded in 1934. The latter was the product of various Congresses of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starting in　1865.The IUAES is one of the member organiz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 （ISSC） and also of the Intemational Council for Philosophy and Humanistic Studies （CIPSH）. The IUAES is also a member of the Intem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Uruons （ICSU）. Its aim is to enhance ex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among scholars of allregions of the world， in a collective effort to expand human knowledge. In this way it hopes to con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uman society， and to a sustainable future based on harmony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 The IUAES once noted a draft statement on the future of world anthropology in “Current Anthropology” （1979）： “The scope ofanthropology in terms of areas of human interest includes such critical issue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as problems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ressure for the progressive reduction of disparities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world order，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state， ethnic pluralism and the future of 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harmonization of the roles and functions ofinstitutions with the basic and derived biological and psychic drives of man”. The IUAES itself consists of n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s in more than 50 countries 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 and also includes some hund：reds of individual members. The research effort and involvement of the IUAES is principally arranged by its scientific commissions， of which， currently， there are twenty-seven， and each of which concentrates on some area of anthropological interest.They included ethnic relations， aging and the aged， women， children， youth， migration， epidemiology and Aids，tourism， primatology， linguistics， and so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