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3：人口转变与中国经济再平衡》主要关注中国经济转型问题，共分三个专题进行探讨。专题一讨论中国的人口转变问题。第六次人口普查与联合国人口预测都表明，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非常低的水平，极有可能掉人“低生育水平的陷阱”。专题二主要讨论中国经济再平衡。人口红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经济体制改革的滞后和结构性挑战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和重投资、轻消费的GDP格局，带来了在部分政策倾斜区域和扶持性产业中严重的产能过剩，阻碍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再平衡迫在眉睫。专题三主要讨论就业与收入分配问题。从就业格局来看，中国就业的非农化趋势快于雇员化，这意味着有相当数量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市中只能从事自雇就业，同时农民工与城市本地工在社会保护方面存在差异，农民工就业具有脆弱性。

段颖编著的《泰国北部的云南人（族群形成文化适应与历史变迁）》是中山大学人类学文库之一，《泰国北部的云南人（族群形成文化适应与历史变迁）》以生存于泰国清迈省北部的云南人（主要指原国民党军队、眷属及其后裔）村落、族群及文化特征为对象，通过田野调查及民族志研究，以族群形成和建构的历时性研究为主要叙述与分析框架，集中探讨这一族群如何在复杂、多元的政治背景中通过调适其与所在国及周边多方的文化关联，从而在异域延续、建构其族群认同，并最终完成从“孤军”、难民到华人族群的认同建构与历史转变。

长期以来，受传统妇女史观父权压迫二分模式思维的影响，缠足演示了父权体制的压迫，建构了我们对缠足是“被蹂躏”、“被压迫”，缠足的妇女是“愚昧无知”的历史记忆。然而，结合缠足的区域性差异问题（即有些区域缠，有些区域不缠）来思考：在空问上，缠足作为一种传统，不同的局部表现出多样性，不同的区域表现出当时当地的身体秩序；在时间上，即便是在同一个村落，身体秩序的均衡也是变动的。因此，本书认为，缠足是“被蹂躏”、“被压迫”，缠足的妇女是“愚昧无知”这一静态的历史认知尚不能解释参与其中的妇女本身的行为动机，也不能完全揭示缠足的复杂历史脉络。李叔君所著的《身体符号权力与秩序——对女性身体实践的研究与解读》主要从缠足人手探讨妇女与发展、妇女的身体与社会互动的问题。身体的集体性理解是如何形成的？这是本书的中心问题。为了说明这一问题，笔者在本项研究中选择了位于云南省的T县为个案进行实地研究，并结合文献资料分析法、无结构访谈法对身体集体性理解的形成进行了解释：一方面，妇女何以能忍受身体的巨大疼痛，并且不惜抗拒官方的放足旨令，饱含血泪地对身体进行规训；另一方面，对妇女身体规训的社会力量是如何形成的，如果将身体看作权力场投射的空间，那么妇女又是如何通过它来进行生产性实践的。《身体符号权力与秩序——对女性身体实践的研究与解读》整合了布尔迪厄“场域一惯习”理论以及福柯的身体控制论，并借鉴了吉登斯的身体观、布莱恩·特纳有关身体秩序的思路和方法来分析和透视本书的符号权力再生产过程。在综合运用这些身体控制理论的基础之上，本书沿循两条线索对身体的集体性理解展开了阐释：一个是国家一权力话语一妇女的关系，其背后是符号权力一身体一自我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是场域一妇女一身体实践之间的关系，其背后符号是权力一资本的运作一再生产之间的关系。这两条线索横贯身体实践的时空场域，决定着身体集体性理解的形成。在本书中符号权力斗争的场域更多地指涉婚姻市场，它是社会大场域中的一个子场域，这一子场域又与其他的亚场域嵌套在一起，比如家庭、家族、女性群体等。婚姻场域具有独特的逻辑：婚姻市场的形成受供给、偏好以及资源等客观条件的制约；由于偏好带有主观色彩，这一场域既包含纯粹的“客观世界”，又是一个充满各种价值理念的“主观生活世界”。首先，本书通过比照男女性别不平等与性别分层的理论研究发现，在传统社会中，对人口的控制和性别资源的组织与动员不是通过社会组织而是通过家庭来完成的，正是家庭充当了权力合法化的角色。其次，本书通过分析发现身体在符号权力以及家庭的整体利益（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符号资本）之间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符号网络。家庭财产的再生产和所有权与身体之间存在紧密的结构关系。而妇女在对符号资本、符号权力的运作过程揭示了女性在私领域与公领域中参与符号斗争角逐时不完全是被动地利用，正是母亲、女儿、缠足婆这些女性群体的身体策略和身体实践配合了在家庭内部运用父权支配妇女的机制，从而完成了通过婚姻与家庭财产来控制身体的支配方式，使得符号权力得以再生产。因此，这一机制的运作是由男性与女性共谋完成的。最后，回到我们对身体的集体性理解的认知，反观所谓“男女关系”，乃至于“社会性别体系”，实际上不是彻底的反抗与沉默，而是充满争执与通融，这一过程极为复杂，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所能涵盖的。

《生态线索与人居环境研究：以贵州喀斯特高原为例》书共9章节，内容包括绪论、基于地理空间进行人居环境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内容、贵州喀斯特地区住宅空间分异、贵州喀斯特地区聚落空间格局等。《生态线索与人居环境研究：以贵州喀斯特高原为例》供相关学者参考阅读。

人类学的产生是应用的结果，应用人类学的产生是人类学在应用中不断积累与自觉实践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应用人类学既是人类学的应用功能的表达，也是人类学应用基因与禀赋的显现。因为人类学自诞生之日起，以及在整个发育时期都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殖民扩张和殖民统治有着渊源关系，并从多方面为其服务和效力。正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人类学学科体系形成的过程即是人类学为殖民统治服务的过程。当然，这也即是人类学应用的过程。

这是一本老民族工作者的回忆。作者于建国之初来到云南，长期担任云南民族工作的领导职务，是云南民族工作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决策参与者、实施者与见证人。这本书如实地展示了当年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的风情，准确地记载了云南边疆民族工作的历程，真实地反映了边疆民族工作的坎坷经历。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党和政府对边疆民族的真切关怀，也可以看到边疆民族对新中国的由衷热爱；可以看到翻身做了主人后的边疆民族巨大的创造力，也可以看到边疆民族工作的艰苦、曲折和教训；可以看到一大批边疆民族工作者无怨无悔、踏踏实实的身影，也可以看到云南各少数民族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

上海国际化人口研究是基于经济全球化和上海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背景之下的对上海跨国迁移和流动人口现象的专题研究。国际化人口是指具有跨国交流和活动能力的群体，是构建国际大都市的基本元素之一。《上海国际化人口研究》以上海国际化人口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个群体——上海的外国人（常住外国人和外国专家）和上海的出国公民及海外回流人才，作为研究主体，通过对其人口构成、跨国迁移和流动的规模、流向、频率、广度及在上海居住生活的若干特征的实证研究，剖析国际化人口对上海城市发展和城市精神塑造的巨大影响；并通过与其他国际大都市的比较研究，进一步探索在建设国际大都市进程中培育国际化人口的途径和对策。

《民族旅游与少数民族妇女发展》以社区作为基本的研究单位，以性别分析作为贯穿始终的研究视角．选取八个桂黔湘三省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内的典型旅游村寨，采用田野调查方法搜集资料，首先针对各研究对象分别进行独立的研究分析，以还原旅游影响发生的具体情境，突出不同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通过对各个研究对象的独立分析，归纳出旅游发展对少数民族妇女的普遍性影响，并对其进行横向比较．区分普遍性影响在各个研究对象发生的程度差异；结合民族旅游发展的特征进行进一步的深入分析，揭示旅游发展作用于少数民族妇女的实质途径和相关影响因素；在上述的研究基础上，通过两性的比较得出旅游参与中的性别差异，揭示女性参与旅游的障碍性因素，最后提出在民族旅游业中促进少数民族妇女进一步发展的对策与建议。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实证篇；第二部分为比较篇。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重塑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与越来越精细化的职业化社会分工相配合的，是社会多元化结构的生成与深化，这不仅在文化上造就了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性文化的兴起，也在全球化的经济压力之下，促使人们更多地在家族的、地方性的、族群的以及宗教的身份认同中寻找自身的集体归属。对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这一文化重构的过程，徐杰舜编著的《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人类学高级论坛十年论文精选）》试图做出更为深入的文化解释。

以独生子女政策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30多年之后，中国人15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增长过快不再是中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取而代之的是源于结构、素质和分布上的问题。面对当前人口领域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及时做出政策上的调整。 《中国发展报告2011／12》把“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作为主题，对执行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进行了总结和反思，这是现阶段人口政策改革迫切需要的。 《中国发展报告2011／12》剖析了中国人口形势的变化及其经济社会影响，提出了“生育自主、倡导节制、素质优先、全面发展”的新人口政策，以及调整生育政策和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两大政策取向；还提出了稳步调整生育政策的具体方案，并从教育、健康、就业、养老、城市化、儿童与妇女发展、家庭能力建设等方面对如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各领域深化改革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