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东汉许慎撰，是我国第一部据六书理论编制的字典。清代著名文字音韵训诂学家段玉裁为之作注，名曰《说文解字注》。他首先根据《说文》体例和宋以前群书，以校正通行本讹脱。其次将许多蕴涵的体例，一一加以阐发，再次进行考辨，修正前说，有所创见，可与甲骨文、金文相印证。此外，还从语言学观点剖析问题，在理论和词汇学、词义学上有很多贡献。总之，本书联系竟韵、训诂，对汉字研究，卓有功绩，被公认为注释《说文》的权感著作，是阅读古籍、研究文字学必不可少的工具。书末附《六书音韵表》为古音学重要著作。

中国古代的散文，通称古文。同诗歌一样，古文也是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明珠。古文源远流长，作品众多，难以遍读，因此需要有较好的选本，以供阅读与学习。选本的一个特点，就是书因文传。但是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文也因书而传。文与书的关系是互为依存，相得益彰。这在一个好的选本，尤其能够显示这两方面的特点。谈到古代的选本，自《昭明文选》以来，诗文的选本，何止数十百种，有的堪称名家名选，但不是过深过偏，就是过多过杂，缺少的是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选本。十七世纪末叶，即康熙三十四年（1695），出现了一部选本中的“奇书”，《古文观止》。这部选本是两个不见经传的选家——吴楚材，吴调侯一所选，原是作为家塾训蒙读本而编选，文入学士是不屑一顾的。但奇就奇在这部并不起眼的选本问世后，立即风行海内，历久不衰，两百多年来一直是一部畅销书（另一部选本中的“奇书”是稍后半个世纪出现的《唐诗三百首》，与《古文观止》堪称双璧）。

《文字学概要》是关于研究“文字学”的专著，书中具体包括了：汉字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变化、关于汉字形成问题的讨论、研究隶楷阶段文字形体的资料、汉字基本类型的划分、字形在词义研究上的作用、声旁和形声字的读音有差异的原因、语文研究中跟假借有关的儿种错误倾向等内容。

清代中葉以后，《说文》之学大兴。严可均的《说文校议》、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王筠的《说文释例》，都是一时名著。在这些大家之外，诸如钮树玉、王煦、王玉树等人的著作中，也不乏说解文字的精义。王筠的《说文解字句读》就是在这些著作的基礎上加以去取著成的。王筠本来想就严、段、桂三家的著作，"或增或删或改"，"不加疏解"，著成一书，"以便初学诵习"。后来，他在朋友的从恿下改变了打算，改而撷取前列诸书的精华，"博观约取"，间下已意，以成一家之言。这样，"阅月二十而毕"，撰成了《说文解字句读》一二十卷。古人在读书时，往往加以圈点标识，谓之"句读"，认为这是读书的基本功。王筠把自已注释《说文》的著作叫做"句读"，是自谦其书只是读《说文》的基本入门书。但是由于他学识丰富，去取精当，所以《说文解字句读》的学术价值早已远远超出"句读"之外。

台湾新编。

本书为桑格多吉诗集。

《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文学总集，共收录了周代至六朝梁代七八百年间一百三十位知名作者的七百余篇作品。这部总集内容宏富，风格多样，文体完备，辞采绚丽，自成体系。它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选萃，而且也是通过选篇体现编选者文学理论观点的批评著作。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文学发展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时代，对后世文学的发展繁荣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有唐以来，研读《文选》蔚然成风，家弦户诵，形成专门的文选学。至清代，《文选》研究达到高峰。校勘、笺证、评点、注释皆有新的发明。此后，除黄季刚、高步瀛、骆鸿凯等少数学者继续惨淡经营之外，“选学”则日趋冷落。最近几年，随着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学术兴旺发达，“红学”、“龙学”勃然昌盛，而“选学”仍受冷落。很多古典名著都有现代的注本译本，为广大读者继承民族文化遗产提供方便；而《昭明文选》这部重要而难读的文学典籍，至今尚无一部今注今译本。我们撰写这部《昭明文选译注》就是想弥补这一空白，为振兴“选学”贡献绵薄之力。《昭明文选译注》共分四部分：题解、原文、注释、今译。题解简要介绍作者生平中与本文有关的事迹，重点评论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原文以胡克家本为底本加以整理，包括校勘、分段、标点、简化汉字、统一古今字和异体字等。注释以李善注为基础，以五臣注为参考，并尽力吸收清代和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注文力求简明扼要，对各家之说不旁征博引，就我们的理解择善而从之。对那些众说纷纭或人所不云的疑难之点，我们不回避，就我们的体会做出解释。有的解释也可能是谬误的，但是能从谬误之中引来真理，也是一个进步。至于译文问题就更复杂些。首先是能不能译的问题。我们感到任何古文都可以译成今文。语言有它的可对换性。这是由语言的交际性质决定的。因此中文著作可以译成外文，外文著作可以译成中文。据我们所知，《昭明文选》已经译成日文、英文、德文。中外是这样，古今也是这样。古代文可以译成现代文，古代诗可以译成现代诗，古代赋也可以译成现代赋。当然，译文不能代替原作。这正如文物复制品不能代替原件一样，但是人们还是需要复制品，因为通过复制品也可以领略原件的奥妙。其次是要不要译的问题。《昭明文选》多数篇章是赋和骈文。一般古文有注解就可以通晓，而赋和骈文，只靠注解，普通读者仍然难以贯通文意，往往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能够理解个别词句，却难以贯通全篇。我们是要以译文作津梁，帮助读者全面地理解原作。译和注相比，更有它的难处。疑难之点，注释可以回避，译文却不可能越过。在今译过程中，不求古今文字上的机械对号，力求传达出原文的内蕴和风格，文类文，诗类诗，赋类赋。典故之类，朦胧之处无法直译，则囊括原意，另铸新辞。既要贴切原意，又要流利畅达。

在传统的语言学研究中，由于受数学与逻辑学的影响，人们往往只强调语言的形式分析，以发语言内部的一些抽象规则为目的。于是，他们将那些涉及语言使用而无法作形式化分析的、看似不符常理、甚或令人恼火的语言现象一概不予理会，统统放进“废物袋”。曾几何时，昔日放进这个“废物袋”里的东西如今却成了语用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语言学的语用学有着深厚的哲学渊源。语言哲学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揭示语言的普遍性特征。凡有益于语用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引进来能为我所用的语用来研究我们自己的语用现象，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理论重复；同时还可以使我们的语用研究与国际同步。当然，语用学研究不仅要引进国外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更重要的是有自己的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我们应大力提倡占有第一手材料，要充分运用我们丰富的汉语资源去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语用现象。这正是我们在推出《语用学概论》（修订本）的同时，对广大读者所寄予的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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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系列教材：本书围绕语言本质的8个方面，介绍各个语言学科的基本特点及其新的研究成果，讨论它们对语言教学的启发意义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