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文嚼字》共十二册。“咬文嚼字”是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现代社会人人必备的基本语文素养；《咬文嚼字》是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的一支生力军，更是语言文字工作者的良师益友。 《咬文嚼字》不仅批评了种种语言文字方面的错误，而且还提供了不少正面的知识。文章短小精悍，富有趣味性，读起来很有兴趣。

本书分18个专题，用对话的形式探讨了语言哲学问题。参加讨论的有60位学者、教授，内容严肃谨慎，思路较新，眼界宽阔，集思广益。全书用对话体，活泼自然，当行则行，当止则止，重点突出，有很强的可读性。作者最后又把这些重要见解归纳成条，极富启发性。

目前我国各高等学校已普遍开设了写作课，这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提高大学生写作能力的正确举措，青年院校也不例外。这本书教材就是为共青团系统所属院校而编写的。在编写这本教材中，作者以原国家教委制定的写作课教学大纲为依据，也参考了普通高校编写的写作教材，同时充分考虑到青年院校的特点，吸收了写作学研究的新居果，既注意了写作文本的构成因素，又强调了写作的主体作用，还渗露了写作的情感成分，力图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给学生一些新东西。写作课是技能性、实践性课，作者为了充分突出这一特点，还选编了可供鉴赏和分析的大量文章、作品，又设计了大量思考练习。

本书包括三部分内容： 1、课程规范。这两分内容包括课程的性质、目的、内容、方法、教学环节和测试。其中性质、目的、内容和方法属于课程本体，教学环节和测试，是课程的实施过程。这两部分内容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是一个有机统一体。 性质、目的和内容部分具有严格的规约性，也就是说在教学实践中是必须严格遵守的，至少在我们的认识尚未出现新的飞跃之前应该如此。教学方法、教学环节和测试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这部分内容仅供参考。 2、示范教案。教案的最大特点是它的个性。提供教案示例是为了表明教案设计的共性，而不是要求大家都按“示例”一个模式设计教案。教案设计的共性主要体现在教案设计的目的性，教案设计的科学性，教案设计的共性主要体现在教案设计的目的性，教案设计的科学性，教案设计的完整性，教案设计的程序化和可操作性。每份教案都附有教案说明，意在说明教案设计的理论根据。 3、课程规范研究论文。这部分内容重在总结经验，把大家共同认可的行之有产而又切实可行的经验上升到理论，用以指导我们的教学实践，推动课堂教学科学化、规范化。

语言表现风格是一个神奇、绚丽、广阔的世界。语言风格学是近些年来兴起的一门热门科学，但是，作为语言风格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表现风格的研究一直是个薄弱领域。一些至关重要的基本问题尚未从理论上解决好；对语言表现风格的类型的认识，比较简略，缺少深度，论析也不是很多；更不必说结合语言交际的现实来深入探讨了。语言表现风格涉及到多种学科领域，但主要、核心部分是修辞学的研究范围。研究时既需要开阔的视野，又需要重点的把握。其研究的成果对修辞学的理论建设和语言风格学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语言表现风格是高层次的语言美艺术，与人们的语言交际活动密切相关。最佳的语言表达效果常常打上表现风格鲜明的个性印记。表现风格又是人们运用语言纯熟功力的标志。语言交际的成败、文章作品的优劣、教学语言的得失等等，可以用语言表现风格美的标尺来衡量、判别。因此，不仅仅是风格学的研究者、爱好者需要关注语言表现风格，所有希望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人，特别是读书写作爱好者、教育工作者都大有必要来关心、学习、探讨语言表现风格。本书在吸收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勾画出语言表现风格比较完整的体系。在论述时，尽可能做到理论与实际的统一。书中辟有两章，一章选取部分代表性作品进行风格鉴赏，另一章专门讨论教学语言风格实例，目的在于使语言表现风格理论进一步贴近实际，增强实用性、可读性。

学外语，不论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不论学好以后应用所学外语去作什么工作，都需要学好汉语—— 比学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各专业的要学得更好些，因为，不论是作研究工作或者教学工作或者翻译工作，都是从事语言工作，既从事语言工作，首先必须很好的掌握汉语，不是一般的能懂会用，而是充分熟练的掌握。对于从事语言工作的人来说，所谓学好汉语，包含这样的内容：既具备比较高的实际运用汉语（听，说，读，写）的能力，又具有关于汉语的系统知识。同样，以汉语为主的语言工作者，也需要通晓一种外语，若能再粗知另外几种更好。五十年代以下，高等教育中专业划分过细，而且忽视有关专业间的横向联系，闹得人们知识面非常狭窄，不能融会贯通，这对于学习任何专业都是很不利的，因为任何知识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有关的知识相互渗透，相互为用的，孤立的学习很窄的一门知识，并不能把这门知识学得精深。然而，人们习惯于那种分割过细的作法，于是我们不时听得到这种令人遗憾的说法：“我是搞外语的，不懂汉语。”“我是搞汉语的，不懂外语。”我们说，这种说法令人遗憾，在于：这样说的人并不是把这种状况视为一种遗憾的缺陷来说，而是理直气壮，视为理所当然来说的。近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过去那种状况的害处，试图矫正，但是无论在认识上或是实际作法上，过去的影响依然存在。因此，仍有必要把上面这些意思说一说。本来，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应当把汉语学好。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基础，进入高等学校才能专心致志地去学习某种专业。可惜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以往的基础教育并没有完全作到这一点，到了高等学校，还不得不作一些弥补性的工作。至于以外语为专业的，进一步提高汉语水平是分内的事，与其他专业还有所不同。如果从中学带来的汉语基础也不够，那么，这方面的负担就更重了。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外语院校的汉语教学如何作到用较少的时间收到较大的效果，使学习者达到外语专业工作者所应具备的汉语水平，是当前一个亟待研究的、很不简单的问题。问题涉及的方面很多，这里不可能展开来谈，只能收缩到关于汉语知识，特别是语法修辞知识的教学这个范围之内。外语院校的学生，不论主修什么语种，都应当学习一些汉语语法修辞知识。不需要，也不可能用很多时间去学，学得很多很细。——至于有志于从事汉语与某一种外语的比较研究，或者其他涉及汉语较多的理论研究，自然需要多学一些，然而这不是普遍的需要，只能为有这种需要的少数学生另想办法，例如开设选修课，专题课，或辅导自学，等等。——用少一点时间把语法修辞学好，就特别需要设法作到我经常强调的一点：教学内容（反映在教材中）“精要，好懂，管用”。这六个字，说说容易，作起来很不容易。“精要”就要求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讲求实效的态度、眼力、能力才能作到。然后还得把六个字所表示的三个项目统一起来。暂且不说“好懂”。“精要”和“管用”之间往往有矛盾，统一起来不是轻而易举的。为了“精要”，弄不好会成为名称、术语、界说、定义的罗列，干巴巴的几条筋，枯燥乏味而且学了没有什么用处。为了“管用”，弄不好又会成为烦细的分析和罗罗嗦嗦的辨别正误优劣的讲解与作业。我从相当早的时候起就再三提倡这六个字，可是在我或多或少参与其事的工作中就一直没能真正作到。外语院校汉语语法辞编写组协力编写的、经过一轮使用后又重加增订的这本《语法与修辞》教材，显然是朝着这样的目标作了；当然不敢说已经完美无缺，然而我敢说，比我作得好，好得多；对此，我非常赞佩。也许正是因此，这本教材被广泛采用，不仅外语院校采用，许多非汉语专业的其他院校采用，社会上不少成人教育、业余教育单位以及自学者也采用。

古代汉语这一门课程，过去在不同的高等学校中，在不同的时期内，有种种不同的教学内容。有的是当做历代文选来教，有的是当做文言语法来教，有的把它讲成文字、音韻、训诂，有的把它讲成汉语史。目的要求是不一致的。经过1958年的教育革命，大家进一步认识到教学必须联系实际，许多高等学校都重新考虑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以为它的目的应该是培養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而要达到这一个目的，必须既有感性知识，又有理性知识。必须把文选的阅读与文言语法、文字、音韻、训诂等理论知识密切结合起来，然后我们的教学才不是片面的从而提高古代汉语的教学效果。至于汉语史，则应该另立一科；汉语史是理论课，古代汉语是工具课，目的要求是不相同的。 北京大学在1959年进行了古代汉语教学的改革，把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三部分结合起来，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此外还有许多高等学校都以培養阅读古书能力作为目的，改进了古代汉语的教学。北京大学1959年度的古代汉语讲义只印了上中两册，1960年经过了又一次改革，另印了上中下三册，都没有公开发行。讲义编写主要由王力负责，参加工作的有林焘、唐作藩、郭锡良、曹先擢、吉常宏、赵克勤、陈绍鹏。此外，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专业1957级同学也参加了1960年度的古代汉语中下两册的文選部分的编写工作，研究生陈振寰、进修教师徐朝华也参加了上册的部分编写工作。1961年5月，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選计划会议开过后，成立了古代汉语编写小组，决定以北京大学古代汉语讲义为基础並参考各校古代汉语教材进行改写，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科书。编写小组集中了北京大学、北京师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兰州大学古代汉语教学方面一部分人力，分工合作，进行编写。 本书除由主编王力负责全盘工作外，编写小组内部再分为文選组和常用词通论组。文選组由萧璋负责，常用词通论组由马汉麟负责。具体分工如下：文選部分执笔人：萧璋（北京师範大学）刘益之（中国人民大学）许嘉璐（北京师範大学）赵克勤（北京大学）常用词部分执笔人：王力（北京大学）吉常宏（北京大学）通论部分（包括绪论及附録）执笔人：马汉麟（南开大学）郭锡良（北京大学）祝敏徹（兰州大学）编写小组的任务是艰钜的。北京大学的讲义只是初稿，距离公开出版的要求尚远。这次几个学校的同志在一起合作，除了肯定文選、常用词、通论三部分结合的总原则以外，一方面充分利用了北京大学原有的成果，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加以必要的修改和補充。文選部分更换了一些篇目，重写了解题和说明，特别是在注释方面作了很大的变动。常用词部分变更了一些体例和解释，並且随着文選的更换而改变了词修的次序。通论的章节和内容也都作了很大的变动。每一篇稿子都经过组内讨论，组外传观並签注意见，最后由主编人决定。有些比较重要的问题还经过全体讨论。我们自始至终坚持了这种讨论方式；我们认为这样做可以集思广益，更好地贯徹百家争鸣的精神和发挥集体主义精神，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书的质量。1962年1月，上册讨论稿出版。在这个时候，召集了座谈会，出席者有丁声树、朱文叔、吕叔湘、洪诚、殷孟伦、陆宗达、张清常、冯至、魏建功诸先生，姜亮夫先生也提出了详细的书面意见。会议共开了一个星期，主要是讨论上册的内容，但最后也对中下册的内容交换了意见。上册讨论稿分寄各高等学校和有关单位后，陆续收到了回信。有些是集体的意见，有些是专家个人的意见。从1962年1月下旬起，我们开始进行上册的修订工作，同时考虑到，上中下三册应该压缩为上下两册，以便更适合于教学计划的要求。体例上也作了改动，把文選各篇的说明移作注解，或迳行删去。我们的修订工作除充分地吸收专家们和各校的意见，进行必要的修改外，还趁此机会再深入发现问题，改写了不少的地方，上册增加了一个单元，其他单元也进行了部分的改写。因此，直到同年7月底，才算把上册修订完毕。本书全稿曾请叶圣陶先生审阅。总起来说，这一本《古代汉语》上册已经四易其稿。我们知道其中的缺点还是很多的；如果有若干成续的话，那是和党的领导分不開的，也是和全国专家们以及担任古代汉语的教师同志们的鼓励和帮助分不開的。我们编写小组虽然祇有九个人，但是这一本书的编成，则有千百人的劳动在内。我们谨在这里向曾提宝贵意见的专家们和同志们表示深切的谢忱。最后，我们希望读者特别是从事古代汉语教学工作的同志们随时不吝赐教，让我们能够根据广大群众的意见来修订这本书，使它逐渐趋于完善。

汉语知识丛书是商务印书馆推岀的雅俗共赏的知识性读物。它由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撰写，既有一般的汉语知识介绍，又有语言学方面的科研成果；既体现岀学术性，又兼顾到通俗性，是大专院校文科师生及语言文字工作者必备的参考书。俗语是一种通俗形象、广泛流行在人民群众中的定型语句，是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生产劳动、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它是成功经验、失败教训、科学知识、生活感受的总结。本书正文分九部分：一、俗语的名称和范围；二、俗语的性质和来源；三、俗语与谚语等熟语的区别；四、俗语的语义；五、俗语的深刻哲理性；六、俗语的语言特点；七、俗语的修辞手法；八、俗语的运用；九、俗语的产生与消亡。并有两个附录：（一）俗语辞书与专集目录；（二）俗语论文与专著目录。论述精辟，通俗易懂，是一部学术性与普及性兼有的佳作。

本书全面介网外非线性音系学理沦，以新的理论视角全而分析了汉语的单字音与派生音的性质不阿，普通话或方言中儿化、双声叠韵、连调、轻声等多种语音构词法的共时和历时表现，现代汉语各级句法韵辩单元（音步、停延段、浯段》的特点及其与语法语用层雠的关联。本书分析揭示出汉浯的音系和句法韵律均以单字音为枢纽，是字本位的，与多音节语言以韵律词为枢纽明显不同。书中的讨论涉及世界各种类型的语言，对汉语普通话与方言的讨论尤为深入，并对研究方法有专门的论述。

《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即是他有关语言学论文的结集。全书共分三大部分，书后并附其论著目录。其中第一部分的文章多与汉藏语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有关，如著名的《汉藏同源字谱稿》、《汉藏虚字比较研究》等。俞敏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在汉藏语比较研究方面造诣颇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