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原载1914年的《中国评论》，1915年更名《春秋大义》在京出版，并很快被译成德文，一时轰动西方。本书力阐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西方文明的价值，在当时中国文化面临歧视、中华民族遭受欺凌的境况下，其影响尤为特殊。

对中国人的头号题面、缺陷面的研究，古人、前人和洋人倒是做了不少研究，有的作品现在还很畅销，但是，那是古人说的，前人说，洋人说的，离开现实的、剧变时期的中国，时间太远了，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这又是一个“不一致”。　当今的学者对中国人的问题面、缺陷面的研究，倒是有一点，但很多是政治家的教诲，哲学家的沉思，教育家的说教，文学家的豪情抒发，无疑地，这些都是必须的，但是，作为一个社会心理学工作者系统的研究，却并不是很多的。这，不能说不是我的“不一致”。　很多学者都是在“一帆风顺”的文化氛围中研究，因而在他们的精神产品中自然就烙上了“一帆风顺”的痕迹。而自己呢？就像在扉页的“自我素描”中所说的那样：人生虽短，但“曲折而坎坷、沉重而有趣”，所以只要细细地品味一下我的作品文章特点，不难发现文中强烈流露出自己对人生的理解、对国情的理解。而这，肯定属于“不一致”的范畴。

傈僳族有自己独具民族特色的传统节日。其中，“阔时节”，是傈僳族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阔时”，僳僳语音译，“阔”为“年”，“时”为“新”，“阔时”意为“新年”。节期因地区不同有所差异，一般在农历十二月初到次年正月上旬（野樱桃花盛开的时节）举行。节期大多为十二天（以示一年十二个月），少则七八天。节日里，家家户户要春籼米粑粑和糯米粑粑，酿制各类水酒，杀猪宰鸡，备办佳食，欢度一年一度的传统佳节。有的地区，还取少许第一臼舂出来的籼米粑粑放在桃、李、核桃果木树上，以求来年吉利；有的还祭祀山神，祈求来年风调雨顺，粮食丰收。节日里串亲访友，相互祝愿。青年男女欢聚在一起，打秋千、射弩、对歌、跳舞、春浴。老人则通霄达旦，歌吟古歌“水刮”。

《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包括彝、白、哈尼、傣、纳西5个民族的文学史，及傈僳、拉祜、佤、景颇、布朗、普米、怒、阿昌、德昂、基诺、独龙11个民族的文学简史，共16种文学史（简史）。这套丛书，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的组成部分，列为“七五”、“八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负责完成。云南各民族都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学，有自己文学发展的历史。今天，用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清理各民族的文学遗产，揭示其固有的特点及发展规律，对于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学，对于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增进民族团结，都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将上述任务下达我所后，我们即将其作为头等重要的科研任务，很快组成了16个课题组，开始研究工作。上述16个民族的文学大多是民间文学，主要流传于群众之中。所以，各课题组在编写之前，首先深入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作业，共搜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才转入研究阶段。现在编写出来的这些文学史著作，虽然不能说没有遗漏，但每部文学史，都尽可能地囊括了所能得到的作品和资料，是目前最为翔实的文学史著作。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都是一定时代的社会历史的产物，都有其产生、发展的过程和规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分析研究佤族文学产生、发展的规律与历史，就必须从佤族文学的实际出发，从佤族民间文学的大量作品实际中去分析、研究该民族的文学与其他民族文学的共同性与不同性。这个不同，就是该民族文学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学的个性特征，也就是它所具有的独特的民族特点。佤族文学究竟具有一些什么民族特点呢？佤族文学在反映社会生活方面，往往是将现实性与幻想性结合在一起，尤其是反映在远古时期的大量神话、传说和古歌作品中，几乎都是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借助想象和幻想来表现的，因此，作品具有十分浓厚的神话色彩。这种原始的神话色彩，逐渐形成佤族文学的浪漫主义特色。这一创作特色，不仅成为佤族远古文学的主要创作倾向，而且还成为佤族文学发展的一个优良传统。

《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包括彝、白、哈尼、傣、纳西5个民族的文学史及傈僳、拉祜、佤、景颇、布朗、普米、怒、阿昌、德昂、基诺、独龙11个民族的文学简史，共16种文学史（简史）。这套丛书，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的组成部分，列为“七五”、“八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负责完成。云南各民族都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学，有自己文学发展的历史。今天，用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清理各民族的文学遗产，揭示其固有的特点及发展规律，对于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学，对于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增进民族团结，都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将上述任务下达我所后，我们即将其作为头等重要的科研任务，很快组成了16个课题组，开始研究工作。上述16个民族的文学大多是民间文学，主要流传于群众之中。所以，各课题组在编写之前，首先深入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作业，共搜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才转入研究阶段。现在编写出来的这些文学史著作，虽然不能说没有遗漏，但每部文学史，都尽可能地囊括了所能得到的作品和资料，是目前最为翔实的文学史著作。

《拉祜族文学简史》编写组1 、987年底正式成立以来，在着手纂写以前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除了汇集各方面的调查成果、研究文章之外，又进行了一次广泛的征集工作，凡涉及拉祜族居住生活的20余个县，都一一去函索集资料。就一些重点作品，编写组成员亲自前往流传地区作过较深层次的探讨，鉴别和核实。对过去极左路线影响时期的某些后遗症，抑压下来的文学资料，留意作了甄别和弥补。编写中着意把视野扩展到用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多学科的角度，来掂量文学作品的价值与作用，努力从客观、如实、科学诸方面评介作品。从文学现象中，寻求到民族文学发展的规律，以求拉祜族民间文学这株山寨奇花色彩再现，芬芳四溢，在祖国文化百花园中竞放异彩。这便是编纂《拉祜族文学简史》的初衷。

本卷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民族学史》的下卷，与本书上卷一起构成对中国民族学发展史的全景式的回顾和描述。重点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研究的注意力主要放在祖国大陆地区，也兼顾到台湾和香港的发展。本卷分为十四章。首先，叙述了中国民族学学科的调整、研究范式的转变、苏联民族学的影响等方面，重点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缘起、发展过程、影响及缺陷；接着，回顾了自“反右斗争”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民族学所遭受的挫折和起伏；最后，展现了“文化大革命”后二十余年来中国民族学的最新进展，对这一时期展开的主要学术问题的争论给予了更多的注意，并对民族学学科在中国发展的问题与前景进行了讨论。在本卷中也用一定的篇幅回顾了民族学在台湾和香港发展的情况，对民族学研究在台湾的发展与变化进行了讨论。

诚如书名，本书以详实的资料，披露了陶行知1946年4月17日至7月25日在上海度过生命最后100天的史实，生动地再现了这段真实历史，反映了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高尚品格和为中国大众教育鞠躬精粹的献身精神。这对全国教育工作者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民主思想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无疑对当今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也是极有现实意义的。

本书选取了十八篇作者近年来就国民素质在人生、社会、行政、企业、教育等领域的焦点话题进行演讲的演讲稿，凝聚了作者关于国民素质的全部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