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各民族发展丛书·石上红莲：广西彝王寨的巨变》从村落历史、社会组织、生计模式、生活习俗、婚姻家庭、公共卫生、宗教信仰、乡村教育、村落未来等九个方面，叙述阿搞彝王寨人民的生活，尽可能将历史资料与当代人的口述材料相对比，客观地体现其中的变迁。阿搞寨丰富的社会资源，使他们获得了非常优厚的民族政策照顾，村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阿搞人很聪明，他们将火把节、民族盛装等族群符号灵活运用，有所创新，提升了民族文化影响力。然而与此同时，村落空间改变、人口数量与质量的危机、“一家起，一家倒”的家族竞争，以及如何长久维护族群符号的诸多现实问题，依然是他们当下所要面对的。

《凤尾竹楼：傣族传播研究》是第一本系统论述傣族文化传播的专著。本书围绕傣族文化传承这一核心命题，从传播视角——传统形态和大众传播生态——给予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并指出傣族文化现代化的方向和对策。本书采取了文献梳理、田野调查、实证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来观照上述命题。本书资料丰富，脉络清晰，提出了不少富有创见的观点。作者身为傣族人，具有深切的族群意识和批判精神，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的独特经验。对于致力于傣族研究和少数民族研究的读者来说，本书非常具有启发意义。

多民族聚居的云南，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多元一体”民族关系的典型。本书从多个方面对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建设经验进行了探讨，对推进云南民族工作和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深入认识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质，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工作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纳西学，就是以纳西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时间上，它贯穿古今；在空间上，它横跨东西。既包括对纳西族的本体性研究，也包含这种研究本身。它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初，源于西方学者、传教士、军事人员对纳西族地区的游历……”
　　《纳西学丛书：姜竹仪纳西学论集》论文有：《纳西语西部方言音位系统中的几个问题——兼答杨焕典同志》〈纳西语东部方言的土语》《纳西族古老的文字——东巴文》《纳西语在藏缅语言中的地位》《纳西文字方案》《怀念老师傅懋劫先生》《怀念老师马学良先生》……

卢池珠老人以著名的江永女书歌的形式，纪实性地口述了从孩童到晚年的人生经历，并提供了许多当地民间的经典女书歌。由何裕建教授翻译成汉字，何跃娟女士书写成女书。《君子女》的出版对于女书文化及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纳西学博士论文丛书：纳西族与藏族关系史》的研究既促进了纳西族与藏族关系的研究，对纳西族史及藏族史的研究也是一个补充，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研究也具有一定意义。

杜荣坤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原所长，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主要从事西北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及研究，出版过大量相关论著。这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学者文库：杜荣坤民族研究论集》是杜荣坤先生一生精华的选粹，分学术论文，部分学术考察报告和未发表之论文、开幕词、讲话、致辞等，影视人类学脚本三部分。文集中还有不少珍贵的图片。是一本优秀的民族学论文集。

《民族经济研究丛书：民族文化产业论纲》以文化产业经济的基点与内涵为起点，在对文化与文化产品重新审视的基础上，指出文化在总体性上是一个社会的规范性框架或制度环境，表现为一种共享系统的存在和功能，进而分析了文化产品商品化的社会基础，并且阐释了该研究领域的重心与范围。在文化产品的性质分析中，论述了文化产品的精神性本质、转换的条件以及文化产品中商业性与艺术性的张力等问题。在文化产品的类型分析，从基本理论上阐释了文化产品的分类性质与范式，并且对文化产品的产权关系分类和文化产品供给中的类别表达作了初步的梳理。文化产品与消费突出了民族学人类学基本理论的运用，对日常消费中的文化意义、文化产品与消费时尚、文化产品消费的历史转换等问题作了有新意的解说。价值与文化产品的价值分析一章，在梳理经济学价值理论源流的基础上，指出经济学是在经济的社会关联性中才得以展开和形成的，以价值的社会性建构对经济学价值理论中的“价值悖论”作了独到的阐释。在文化产品生产选择策略的研究中，解说了文化产品生产中的高雅与通俗，并对文化产品生产的社会约束和经济约束分别作了初步的分析。文化产业与市场体系的研究，在从基本理论上对市场体系的构建及其生存基础作出解说的基

《民族农村教育研究丛书·欠发达民族地区农村教育变革研究：以云南省若干民族自治县乡镇为个案》是在美国福特基金会“以教育促进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六哨乡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文化传承”和“以教育促进云南民族贫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民族文化传承深化推广实验研究”两个项目，连续近8年坚持在民族贫困农村地区推进农村教育整体变革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从农村教育学科的发展动向来看，《民族农村教育研究丛书·欠发达民族地区农村教育变革研究：以云南省若干民族自治县乡镇为个案》的学术价值主要在于，从复杂思维的角度出发，突破了以往农村教育改革发展的单一性，或局部推进的思路，对贫困民族农村教育、农村教育与农村经济社会、农村社区、民族文化传承等方面进行了较系统、综合的研究，探索了社会转型期贫困民族农村教育综合发展的新思路、新途径。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民族构成决定了新疆民族关系的重要性。清代作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大家庭形成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对这一时期新疆民族关系的系统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清朝初年，新疆各族人民处于准噶尔汗国的统治下。准噶尔贵族奉行“执其酋，收其赋”的政策，在被征服地区推行繁重的苛捐杂税，企图将其变成汗国的物资供应基地。繁重的税赋，无数的杂税和经常的勒索压得新疆各族人民喘不过气来，从而激化了民族矛盾，加剧了新疆地区的动乱。尽管这一时期，准噶尔统治者禁止新疆各族人民与内地间私下存在经济、贸易联系但新疆各族人民与内地之间的交流仍没有中断，主要是通过准噶尔汗国对内地所派遣的大量贸易使团和商队进行的。
　　乾嘉年间，清政府完成了对天山南北的统一，结束了新疆长达数百年的政局动荡、战乱不断的局面。为加强对新疆诸族的统治，清政府因地制宜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拉近了清朝与新疆诸族之间的关系。同时，这一时期新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亦得到进一步加强，各民族之间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互相渗透更为普遍，新疆的民族关系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