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西学博士论文丛书》是我继《纳西学丛书》之后启动的又一个“纳西学”建设工程，与它同时创意的还有《纳西族现当代作家作品选集丛书》、《纳西族现当代艺术家作品选集丛书》、《国际纳西学译丛》、《纳西学史料丛编》以及《世界记忆遗产东巴经典传承体系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建设研究》。其中，《国际纳西学译丛》由云南大学主持出版，已于2013年被列为国家重大出版资助项目；《世界记忆遗产东巴经典传承体系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建设研究》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资助；《纳西学史料丛编》获云南省财政厅资助。

“纳西学，就是以纳西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时间上，它贯穿古今；在空间上，它横跨东西。既包括对纳西族的本体性研究，也包含这种研究本身。它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初，源于西方学者、传教士、军事人员对纳西族地区的游历……”
　　《宋兆麟纳西学论集》论文有：《“女儿国”的歌》《永宁摩梭人的母系亲族》《从摩梭住宅看仰韶文化住俗》《达巴教和达巴文》《卡瓦村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制》……

《西南大旱背景下我国典型民族地区水资源管理模式研究：以哈尼族梯田为例》从管理学、社会学的视角出发，以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的哈尼族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哈尼族特殊的梯田耕作方式为核心，分析其水资源管理模式。书中，首先介绍了西南大旱的大背景和哈尼族的历史文化，从横向上，以几个典型的民族地区为代表；从纵向上，以历史沿袭进行生态管理模式比较，分析哈尼族生态模式的特点。其次从哈尼人的仪式活动和日常生产生活分析哈尼族水资源管理的突出特点。比如哈尼族昂玛突节、苦扎扎节中对水的祭拜，日常生活中利用水田养鱼、养鸭等。同时．将管理学、社会学理论贯穿其中，运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分析并突显哈尼族文化的模式维系功能，通过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分析并展现哈尼族生态文化中的文化资本、象征资本，以唐纳德．布莱克的法社会学理论分析，展示哈尼族水资源分配和使用中的调节与仲裁功能。

作者四次骑马翻山进入俄亚。经过近半年的田野调查，考察乡村的宗教文化现状，整理当地东巴使用的经书；较全面地描写了俄亚纳西语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系统；采集了一千余个东巴文，借鉴汉字结构理论分析其构形系统；并以具有代表性的丽江材料为比照对象，系统比较了两地语言和文字的发展特征。《俄亚托地村纳西语言文字研究》后附的语音、词汇调查报告，以及编制的字形表等材料，可供研究者进一步做深入的研究。

《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十五辑）》是在《“族群互动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基础上编辑而成。会议论文构成此次结集出版的《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十五辑）》的主干，另外择优收录个别广东省民族研究学会会员会后提交的论文。文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广东民族研究的主要方向。

《吾国与吾民（精装典藏新善本）》（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又名《中国人》，是对中国国民性的完美呈现和深刻总结。凭此书，林语堂一举奠定了他在国际文坛的重要地位。本书以幽默轻快的笔调道出了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方式，并在此过程中挖掘出国人灵魂深处的信仰和精神特质，展现了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的现状。这是描绘中国社会世情的瑰丽画卷，更是剖析国人灵魂的史诗巨作。

《高皇歌》是畲族标志性史诗之一，它是研究畲族文化的“活化石”。张恒编著的《以文观文——畲族史诗高皇歌的文化内涵研究》独辟蹊径，从《高皇歌》的文本出发，以小见大，通过诗歌的文本来解读这一民族的宗教、信仰、民俗等诸多文化信息。书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畲族文化的五彩斑斓，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个民族文化内在的发展历程。通过此书，相信我们对这一古老民族所产生的独特文化会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学界对于本质主义静态研究模式的质疑和批评，使文化实践、现象、创造和再生产成为当下学术研究的热点。在这一背景下，有关“民间文化遗产”的讨论，不应仅仅满足于从非物质文化保护制度和保护技术的角度来展开，更应该关注受到非物质文化保护制度日益强烈影响的民间文化正在经历的变化。《纳西学博士论文丛书·民间文化遗产传承的原生性与新生性：以纳西汝卡人的信仰生活为例》针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存在的矛盾，就民间文化遗产当代传承问题提出“原生性”与“新生性”概念，以回应国内外理论与之相关的二元对立式争论，并为国家文化保护制度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
　　《纳西学博士论文丛书·民间文化遗产传承的原生性与新生性：以纳西汝卡人的信仰生活为例》选取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三坝乡纳西汝卡人村落信仰生活为田野个案，探讨民间文化在当下语境中发生的变迁：村落中正在发生的“传统的发明”以何种途径和手段来完成与原生性文化传统的对接和传续。在研究方法上，采取同一社群多点调查的方法，结合地方性知识来阐释当下民间文化传承的流动性和互动性模式，在村落历史和现实两种语境下探讨文化传承行为的变迁。在民族志书写中，运用多声部叙述方式进行口述史呈现，以表达文化主体实践的能动性及其在多元力量交错中对民间文化原生性与新生性因素的应用。

西南民族地区历史上各民族存在有形态多样的社会组织形式，其纠纷解决机制类型的多样性构成了人类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史中一个较为全面的综合博物馆。这就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史》研究的原因与价值所在。对西南民族地区纠纷解决史的研究，首先，可以让我们对人类社会不同社会组织形态下的纠纷解决机制种类、运行机制等有全面了解。再次，西南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史对了解国家治理下不同社会组织形态中的纠纷解决机制安排的多样性历史有全面的了解。最后，对非官僚组织在社会秩序形成中的作用有较为全面的了解。这是一个让人着迷的地区，它可以让您在其中找到自己想像的空间；同时，也让您有更多迷途的历史图景。

凉山彝族血缘家支是彝族传统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兼有政治、经济、军事等于一体的综合功能。凉山彝族传统习惯法是彝族群众千百年来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代代传承和信守的社会规范，它依靠血缘家支组织、血缘家支头人、民间纠纷调解员“德古”等社会组织和社会权威来维护彝族地区的社会秩序，促进彝区的社会发展。
　　在凉山彝族地区，血缘家支组织与传统习惯法始终紧密相连，血缘家支的维护与巩固必须依赖传统习惯法，而传统习惯法的执行与监督又必须依靠血缘家支，传统习惯法一旦离开了血缘家支就如同空中楼阁，因此，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与汉族地区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有别，凉山彝族社会的人际关系是“群体格局”，即无论离自我中心有多远，只要是同一祖先繁衍的一脉相承的子孙都是“此威”，即血亲关系，血缘关系是家支的核心，血缘家支群体内部人人平等，个体依附于群体，群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人与群体荣辱共存，因此，每个人享有的权利与义务永远一致。
　　凉山彝族血缘家支与传统习惯法盛行于民主改革前的凉山彝族社会，民主改革后，由于生产方式的变更和国家政权的强势干预，血缘家支和传统习惯法失去其生存的政治、经济基础，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出。但是，自从彝族地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血缘家支和传统习惯法又得以复苏，并在彝区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凉山彝族地区，特别是彝族腹心地美姑县、布拖县、昭觉县，虽然自民主改革以来，当地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透过民间纠纷的主体、原因、调解方式、赔偿内容及围绕赔偿所展现出来的各种社会关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彝族民间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逻辑等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彝区的社会关系犹如一枚严实的蛋，即以血缘关系结成的血缘家支组织是蛋的核心——蛋黄，外围将其包裹的则是与之联姻的各个姻亲血缘家支组织。血缘家支与姻亲家支之间，既相互依存又时常发生矛盾纠纷，血亲与姻亲、亲家与冤家构成了凉山彝族地区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格局。婚姻、家庭矛盾纠纷目前仍占凉山彝区矛盾纠纷的65%以上。
　　农村经济体制的变化，使分散的单个家庭为主的小农经济社会成为凉山彝族血缘家支和习惯法依存的社会基础。与此同时，由于国家权力对基层的干预力量减弱，导致彝族地区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出现“失范”现象。血缘家支势力过度膨胀、传统习惯法滥用、社会控制弱化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彝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